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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刚刚好转起来的战事，很快就被以天雄军监军高起潜为代表的太监们的搞坏，开始全面转入困境。
闯军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困难。和明王朝政府军不同，相对比较团结的闯军的问题在于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
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把农民造反军正规化之后，一方面确实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正规部队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给闯军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河南、山西和陕西已经连年经历蝗灾、旱灾和兵灾，所以这三个名义上被闯军控制的地区，不能个闯军提供任何的补给。而且闯军方面还得派遣一部分部队在各地驻守。
战争才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闯军方面的后勤危机就开始爆发了。士兵方面没吃少穿，大量的士兵不是私下逃走就是带着武器装备投降明王朝政府军。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只能把前方战事委托给李自成和张献忠，他本人则领着近十万的部队在山东西部地区流窜。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后勤压力，一方面是为了就地打粮维持自己的部队。
到了1631年下半年，因为山东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被高迎祥破坏，加上突如其来的蝗灾，当年的收成颗粒无收。在绝望中的高迎祥最终痛下决心，把自己麾下的部队变为捕奴队，在中原地区开始大肆的掠夺人口，用于和复兴党的粮食物资交易。
在高迎祥的带领下，张献忠和李自成也有学有样。以至于到了1631年年末，原本在中原民众中处于正面形象的闯军也变得和明王朝政府军一样，不被任何人所欢迎了。而看到自家领导者的所作所为之后，原本在战场上开始重新占领上风的闯军内部，士气也开始不可逆装的跌落下去。
就这样，在1631年年末，天下争霸战争中的三个主角，无论是后金女真，还是大明王朝，或者是农民造反军，都开始陷入到了严重的内部问题当中。因为战事的缓和，一时间整个中国居然有了几分风平浪静的味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改变明末中国命运的惊天大变，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爆发了出来。
第440章做一番大事的绝佳机会
在现代社会里，有很多人误认为通货紧缩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有人产生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现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在大的趋势上有这种倾向，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因为国家相对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制度，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一种把市场经济作为运营手段的高等级的资本运营体系。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着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实也不是自然产生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本家集团人为制造出来的。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以一个工厂为例，在这个工厂里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工厂主，一个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
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制造出商品，工厂主把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工人，之后再把出卖商品所得的一小部分交给工人作为工资。工人们用这些工资再去购买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工厂主把卖出商品的所有所得都交给工人，让工人们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的话，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完美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但是在现实中，工厂主，也就是资本家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拿出来组织生产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做慈善，而是为了牟利的。这样一来，每一次生产之后，工厂主都会把出卖商品的大部分所得占为己有，而为了更有效的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会不断的使用各种方法去降低工人的所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发现，工人们生产的商品越多，自己的所得其实就越少，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越少，自己的所得仍旧会越少。和生产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有工厂主的存在，他们的收入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工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多是少，工人们因为所得都会不断减少，他们对于商品的购买力是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的。
而工人们买不动商品，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会相对过剩。在这里，不是商品真的过剩了，而是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工人们在缺乏商品的情况下也没有对商品的购买能力了。
生产出来商品而又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工厂主就无法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工厂主本身的利益导向，他当然不会去增加工人的购买力，而是会采取解雇工人，提高工人的劳动量等办法降低生产成本。
这个时候，工厂主的做法其实是在进一步的破坏工人们的购买力的。工厂主的做法其实是在加重危机的过程。
当这个危机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进行而不断的积累最终爆发出来的时候，工厂主一般就会把工厂关掉，最终让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停止掉。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危机的不是真的商品过剩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在人为的制造商品的相对过剩。一方面是大量堆积的商品被资本家为了保证商品的价格而被销毁，另一方面是被资本家剥削成赤贫最终失业的毫无购买力的工人们。
马老人家就是在看清了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过程之后，才明确的指出，其实只要剥夺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工人们自己组织生产，就可以保证商品生产过程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了。
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经济危机这种东西，其实主要还是人为造成的。正是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本身的贪婪和愚昧，才最终导致了破坏性巨大的经济危机出现。
从一个政权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有效的抑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就是统治阶级本身的贪婪和*，平衡生产资料占有者和被剥削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政权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
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平稳的发展，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通货紧缩这种经济危机甚至是老百姓有利的原因，是因为执政者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怎样平衡生产资料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并且能够通过手中掌握的国有企业调整分配。
与之相对的是，明朝末年的大明王朝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对掌握生产资料的既得利益集团完全失去控制后走向灭亡的一个典型代表了。
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封建农业社会来说，生产资料只有土地这一个。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在土地和粮食生产还可以被明王朝政府所控制和影响的时候，明王朝政权相对还比较稳固。可是在张居正改革之后，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进行粮食生产的土地都被市场化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剧烈化，使得明王朝政权彻底的失去了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
剧烈土地兼并再加上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明王朝的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和历史上不同，因为复兴党的存在，因为复兴党掌握了湖北地区的所有土地，并采取了严厉的粮食管控政策，明王朝的粮食危机比历史同期要严重上百倍。而同样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对白银这种货币的强大吸纳作用，明王朝的经济危机比原本历史上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大肆囤积白银导致的通货紧缩还要严重无数倍。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严重的经济危机需要对生产力的破坏才能被释放出来，然后国家经济才能重启一样，封建农业社会也必须经历一个狂暴的，对生产力和人口的大破坏，才能重启。这就是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周期规律。
现代社会的网络上有种说法叫做，不去作死就不会死。
1630年五月发生在北京城内的周国丈粮行被劫事件，因为张献忠攻陷山西各地后，引兵进攻娘子关而被压制了下去。
要知道一支人数几万的闯军突然攻入当时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北直隶地区，这给明王朝中央政府带来的压力真是要多巨大有多巨大。毕竟从娘子关一出来就是广阔的华北平原。装备了大量战马，机动能力极强的闯军，可是能够快速移动到北京城外，进攻当时只有京营二十几万纸面部队驻守的北京城的。
就是在这个关口上，崇祯皇帝才在魏忠贤的劝说下把关在监狱里的袁崇焕放了出来。而在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放出来之后，他才凭借自己的关系，从一直对明王朝中央政府保持着距离的辽东军阀那里，又调来了五万部队。
其实就从战斗力上说的话，五万多完全军阀化，从上到下使用的都是兵为将有的家丁制度的辽东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很高。
不过目前的辽东军头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铁杆，而这次被派往中原统兵的祖大寿妹夫吴襄又是个投机心理很重，在祖大寿麾下地位颇高的人，所以祖大寿才在吴襄的劝说下，听从朝廷的命令东拼西凑的派出这所谓的五万大军，前来襄助袁崇焕的。
从1630年中旬到1631年下半年的战事已经证明，在目前的明王朝政府军中，战斗力排在第一位的是孙元化麾下的山东新军，紧随其后的是卢象升统领的天雄军。而人数最多的辽东军的表现，就和他们的统领者袁崇焕一样，是个光说不练坑队友闹事儿的好手。在正面战场上数他们的败绩最多。
可即使是这样，已经因为崇祯皇帝没有对阉党斩尽杀绝，并把魏忠贤留在中枢的举动，对崇祯皇帝彻底失望了的东林党人，却和已经对朝廷生产生异心的袁崇焕窜通了起来，把作战能力最差，但是在闹饷兵变上很有一手的辽东军布置在了京师周边。
袁崇焕把五万辽东兵当成了自己的保命符，以五万辽东军威慑朝廷，而东林党人却想的更远，他们想要用这五万辽东军来个清君侧，“搞个大新闻出来”。
就这样，在1631年年末，一个大新闻真的出现在了北京城里。驻守北京城外的五万辽东军突然以辽东军的太监监军虐待士卒为由，杀掉了辽东军的监军，并冲进北京城内大肆鼓噪。
对于前来安抚的孙承宗，辽东军方面表示，如果朝廷不能铲除阉党，特别是阉党的首脑魏忠贤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安静下来的。
已经在位几年的崇祯皇帝不再是个纯粹的文青二百五了，他当然明白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魏忠贤的对头是朝中的东林党人，掌握辽东军的袁崇焕也是东林党人，出面安抚辽东军的孙承宗一样是东林党人，如果他再看不出来这是东林党人的逼宫的话，他这个皇帝也白当了好几年了。
登基四年的崇祯皇帝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阉党，特别是没有魏忠贤这个阉党名义上的首脑在朝中的话，已经渗透到大明政权各个角落的文官官僚集团，肯定会把自己彻底的架空。一旦自己真的杀掉了魏忠贤清洗了阉党，自己就要和当年的穆宗隆庆皇帝一样，成为文官官僚集团的傀儡。
身上有着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血脉的崇祯皇帝当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傀儡。而且更主要的是，按照朱由检本人的看法，大明朝到了如今这个危机的时候，一旦自己成为了隆庆皇帝那样的傀儡的话，一旦让东林党那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掌权的话，大明朝就要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了。
可是另一方面，对于东林党人的心有多黑手有多狠，熟知内廷掌故的朱由检也是非常了解的。要知道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和移宫案背后，可是都是有着东林党人的身影的。为了保证东林党集团的利益，他们可是不惜弄死朱由检的老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和纠缠，事件最终以魏忠贤被关押到监狱中收尾。
东林党人的初步目的达到，所以一场兵灾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可是魏忠贤的关押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本被魏忠贤压制，也是因为京师危机的爆发，作为司礼监秉笔的曹化淳并没有把那件周国丈粮行被劫的案件闹大。
现在魏忠贤被关押，司礼监的大权彻底被崇祯皇帝的亲信太监们掌控之后，为了能够赢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司礼监里更进一步，曹化淳拉开了膀子，准备要把周国丈的粮行案好好的处理一番。
就这样，一帮如狼似虎的东厂番子和锦衣卫们，再次出现在已经吃光了口粮又一次迎来了生存危机的南城贫民窟。
不能不说曹化淳选择了一个很差劲的时机。如果是在粮食被劫之初派出特务审讯侦查南城贫民窟的话，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粮食，这些军户们还是有可能出卖宋狗子等人的。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原本的粮食早就已经吃光了，重新迎来危机的南城军户们现在的唯一指望就是宋狗子了。这个时候东厂和锦衣卫就是再怎么刑讯逼供，把宋狗子作为唯一希望的南城百姓也不可能把宋狗子供出去。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宋狗子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宋狗子，最多也就是北京城内的一个成功“社会人士”。但是经历了京师危机的1630年和1631年之后，特别是和被闯军方面组织起来的三山五岳的各路好汉的主动接触之后，宋狗子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过去他只不过是为了道义，为了名声，为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的话，现如今已经被闯军的“特工们”洗了脑的宋狗子心中，开始产生了几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心壮志。
饥寒交迫的民众，雄心壮志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接到刘长生消息的宋狗子在面对南城百姓被番子和锦衣卫拷打的消息的时候，心里面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难道不是做出一番大事的绝佳机会吗？”
第441章完蛋的太突然了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满清王朝的倒台其实都是觉得挺奇怪的。
从实力的角度讲，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王朝的实力也不是那么弱的。作为当时满清中央政府的领导者，军机大臣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是在不断的推动满清王朝的新政举措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作为满清王朝的高级领导人是全力支持的。
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在此期间，他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满清政府至此获得了近十万人的先进的武装力量。
同一时期，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
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也就是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因为“庚子事变”遭受重创的满清政府的实力迅速恢复。
但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错愕的是，有着这样绝对力量的满清政府，在湖北新军的几个名不见经传军官领导的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就那么几乎在一瞬间就倒台了。
后世有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进步意义上的革命，是新的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所以满清王朝轻而易举的就倒台了。
对于这个说法王书辉本人是呲之以鼻的。在他看来，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三十多年的史实上看的话，首先一点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本身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是由一群不满满清政府民族压迫的汉族地主出身的新军军官发起的。满清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汉族地主官僚从上到下，从袁世凯到普通的汉族新军军官都对满清王朝失去了希望，彻底的抛弃了满清王朝，所以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倒台。
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无论是北洋统治时期，还是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到了最后的光头党执政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仍旧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以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为补充的封建经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改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