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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
“排除张排长的违规嫌疑，如果张排长在训练中只是对战士们进行这种极端的训练，自己却不能亲身参与的话，我可以说他有苛待战士的嫌疑，制止他的这种举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训练里面，张排长比所有的人都要积极，比所有人的精神都要投入。你和我说的那个躺在拖拉机下面一动不动的那个疯狂训练。张排长可是第一个躺下的，而且他就躺在最前面。就说拼刺训练吧，在全排战士里面，是不是也是他身上的伤最多？他受到的伤最重啊？是这样的嘛！”
“所以说，张排长不是光对战士们苛刻，而是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严格。我们部队里的训练口号是什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张排长可能在方式方法上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提高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的。别的不说，在军区比武里面，咱们排不就因为训练比别的单位要严格的多，所以才连续两年都获得了标兵的荣誉吗！”
“人家的办法有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办法。别的单位都到我们这里来取经，上级都要求全军向我们学习了。你就不要再想不开，总是觉得不满了。你看现在，在张排长的带动下，我们全营都在用这个方法进行训练呢。要不是我们的训练成果突出，这次战役我们这样的新兵部队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洪玉当然不是认为张永涛的办法没有效果，他当然也认可张永泰的办法有效。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态度原因造成的。
王洪玉认同张永涛的能力，但是王洪玉并不认同张永涛的态度。在他看来，成天板着一张死人脸，只有在参加仪式面对王书辉老师的画像时才会表现出激动情绪的张永涛，给他的感觉是一种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别扭感觉。
王洪玉对于张永涛的负面看法一直积攒到了沧州战役正式打响之后才全面的转变了过来。毕竟，在部队里，只有实打实的战功才能最终折服一个人。
在1632年年初爆发的沧州战役中，张永涛所在的排执行的是一次拦截任务。
因为事先的错误估计，张永涛所在的一个排，面对的是一支总人数一千两百多人，已经陷入到歇斯底里状态，急于逃命的明军。
在没有炮兵部队支持，在没有携带机枪，在火箭筒配备不足的情况下，领着一个进行了三年军训但却没有参加过任何实战的排，张永涛在战场上表现的就像在日常训练中一样冷静沉着。
他先是指挥部队集中使用火箭筒在远程上消灭了敌军的一支三四十人的马队，然后快速的指挥部队组成防御阵型，有效的使用排枪，大量杀伤无意识的进行着嚎叫，疯狂冲上来的敌军步兵。
就在部队的弹药被用光，整个排在剩下的五六百敌军的绝望冲锋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永远木着一张脸的张永涛第一个冲出战壕，率领着全排战士对敌军进行了最纯粹最血腥的白刃战。
一个排五十名战士，就在张永涛的带领下，用纯粹的拼刺刀的战斗方式，将五六百疯狂的敌军杀散了。
战斗结束后，看着随便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组织战俘登记行动的张永涛，浑身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胳膊上挨了两下（长矛刺伤）的王洪玉，对脑袋上缠着纱布正在认真记录战斗过程的徐中杨说道：
“教导长啊，我现在才真的服了排长了。排长这个疯狂可是真疯狂。他不仅对自己疯狂，他对敌人也疯狂啊！”
第447章一个是俘虏另一个也是俘虏
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
有着宗教迷信的人和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则是完全的不同。
王书辉穿越到明朝末年以后不是没有接触过读书人，比较低水平的读书人，有童生秀才之类功名的家伙，除了顾君恩一伙儿以外，复兴党内也有几个。其中复兴军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顾国樟就是个硬邦邦的秀才出身。
王书辉以前曾经把儒家思想和儒家的读书人分割开来看待。他认为儒家思想可以看成是一种哲学思想或者社会学思想，孔二先生可以看成是先秦时代的一个思想家。但是在孔二先生之前的那些传说中的儒家人物，如周公之类的，和孔二先生之后的那些儒生们，则和孔二先生以及孔二先生创立的儒家思想关系不大。
他认为，在董仲舒把天人合一那一套东西硬塞进儒家思想体系之后，成为百家独尊的国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制度绑在一起的儒家思想，以及信奉这种思想的儒生们，把原本作为哲学和社会学的儒家学说变成了具体的宗教，儒教。
从理论学说变成宗教，这就意味着，一切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宗教的弊端都是存在的。宗教不会因为信徒的存在而存在，宗教是因为传播和管理宗教的体系存在而存在的。
被大量的塞入个人私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被塞入私货的儒教意识形态，和一切宗教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只是被儒教体系的管理和组织者们进行利用。也就是说，它存在的价值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愚弄民众把持政权的工具而存在的。
从根本上说，儒家宗教的那些组织者和管理者，和一切邪门歪道一样，都是不相信这些宗教内容，根本不会遵守这些宗教的信条的。
以天主教为例，把教主基督钉死到十字架上的是那些人，把天主教奉为国教的也是那些人。用天主教的名义收税自肥的是那些人，用圣战的名义发动十字军东征进行大屠杀的也是那些人。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王书辉不相信一切宗教的原因，除了根本上那些东西是非科学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一切宗教都体现出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特征来。这就使得宗教这种东西不仅在现实意义上毫无用处，更在道德意义上充满了伪善。
曾经的王书辉作为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刻意的把孔二先生开创的儒家思想和之后的儒家宗教体系分割开来看待的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了，王书辉这个现代青年身上有着一定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在后来发现儒教的这一说法起源于有着文化殖民和侵略者带路党双重身份的西方传教士之后，王书辉轻易不会再使用儒教这个概念了。
现在提到关于宗教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沧州战役中，有着儒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两种身份的孙元化。
沧州战役发生的突然，结束的快速。
其实即使没有复兴军的进攻，失去了北京方面的后勤补给，在山东地区也已经完全被复兴党控制了的情况下，无论是卢象升的天雄军还是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在没粮没饷的情况下不是自行溃散的下场就是沦为土匪山贼打家劫舍。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已经断了一段时间补给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就已经开始不稳了。
封建军队，其实是一种雇佣军性质的军队。所有的封建军队都不会依靠意识形态而存在。没有思想凝聚力，没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雇佣军，奉行的是当兵吃粮，吃谁的粮给谁卖命的基本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还可以使用雇佣军和兵役制度来维持。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缺乏教育，没有任何文化，不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利益进行基本认识的愚昧民众，是没有任何的抗压性的。
作为纯粹的雇佣军，一旦拿不到应有的军饷，吃不到正常的军粮，那么军队就会不稳，部队就会溃散。
这就是为什么明王朝的政府军在军队性质和物质条件以及技术等级上都优越于后金女真，但是却无法战胜后金女真部队的原因。因为处于奴隶制部状态下的后金女真军队，还有着最起码的维持本民族生存繁衍的共同意识形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别看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和卢象升的天雄军在明末军队里的战斗力算的上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仍旧是封建制度下的雇佣军，那么在失去了粮饷补给的情况下，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表现，并不会比历史上“贼”将军左良玉的“贼军”的表现好到哪里去。
骚扰沧州城内的百姓都是小事情，杀人抢劫，强尖放火这类因为某种敏感的末日预感而产生的疯狂举动在沧州城内是随处可见的。
在没有了军饷和军粮的情况下，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身份因为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的消息已经全面的传播开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手笔），也不再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了。在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的维持沧州城内的秩序，尽可能的控制军队。
倒是托了复兴军的福了。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三万大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后，因为共同的敌人，因为共同的威胁，孙元化和卢象升反倒是快速的恢复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
可是当复兴军表现出了匪夷所思，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犹如妖魔鬼怪的战斗力之后，沧州城内的秩序迅速的重新陷入失控状态。
后世有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说的是在先进的组织和政党面前，所有的敌人都会表现出一副“天下何人不通共”的可笑状况来。
同样的情况复兴军面对的也是非常的多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的话，在复兴军进攻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把守和控制的城池的时候，无论是明王朝政府军还是闯军，都会在复兴军展现出强大的看起来根本无法对抗的战斗力后迅速陷入到因为绝望产生的混乱状态，然后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的促使下，对自己把守的城池内的群众进行抢劫和掠夺。
他们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以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为思想原则的复兴党方面所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在人民的面前毫无顾忌的撕掉了自己的一切伪善面具和天然合法性的行为。
在复兴党打败敌人，接管当地之后，正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恶行，才使得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主动积极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的复兴党，获得了天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才使得全心全意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把非法乱纪的歹徒乱兵进行公审并吊上绞刑架，为人民群众主持正义的复兴党，迅速的获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的直接原因。
沧州城内的山东新军和天雄军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为期两天的围困下，迅速的堕落成了乱兵土匪，肆无忌惮的对沧州城内的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杀害和抢掠。
面对陷入疯狂的统治者，人民群众会指着太阳，说出“恨不与汝偕亡”这样决绝的话来。在沧州城内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陷入疯狂之后，沧州城内的百姓也是恨不得城外的军队快点儿杀进城来，好和城内的乱兵一起死掉。
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复兴军还没有进城呢，民心这个东西就已经在复兴军方面了。
因为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和复兴军的指挥员们在战术上体现出来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特征，特别是因为复兴军人民子弟兵的性质。为了尽可能的不误伤人民群众，为了在战斗中充分的发挥出复兴军的强大战斗力和复兴军指挥员的能力来，“尽量的避免攻城战”，“尽量的变攻城战为野战”，成了复兴军的一个军事特点。
按照复兴军在辽南根据地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围三阙一”的战斗策略在攻城战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司令李明德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一万人左右的部队对沧州城的两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而另外的两万人，则被李明德分层次的布置在其他的两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包围网。
当一万多复兴军从两个方向上攻入沧州城之后，就会不断的驱赶着城内的明军逃兵们向另外的两个方向投入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网中。
会出现张永涛一个排面对一千多明军逃兵的情况，就是因为总人数两万人左右的复兴军包围圈对于六七万明军逃兵还不够严密，才使得小股逃兵突出了包围圈和张永涛部相遇。
像复兴军的大部分战斗一样，沧州战役从宏观上说也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要知道只有在作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在同等战斗力下非常悬殊，或者作战双方的实力相对平衡的时候，那些层出不穷的计策和谋划才会让战斗过程显得精彩纷呈。
西方殖民者轻松的屠杀掉成千上万处于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这种战斗会有什么好精彩的地方吗？除了无耻和残暴，这样的战斗没有任何可说的地方。
武器装备近代化，思想组织革命化的复兴军面对存在文明等级差距的封建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过程真的没有一丁点精彩和有趣的地方。
在一部叫做《上帝也疯狂》的电影里，一个玻璃瓶子就可以对一个原始社会阶段的非洲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彻底的颠覆了他的生活和观念。那么装备近现代武器的复兴军，三五炮就轻易摧毁了作为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心中最后依靠的厚重城墙之后，一场太溃败、大逃奔、大投降就成了天雄军和山东新军最后的结局。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溃败，作为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领导者，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表现截然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有着宗教迷信的人和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则完全的不同。”这些话的原因。
作为有信仰的人，特别是作为信奉天主教这种封建迷信的人，孙元化和一切信奉宣传来世思想的宗教的人表现的相同，他们都会非常麻木的接受悲惨的现实。当然了，这种接受现实不是唯物主义的接受现状，而是一种用宗教迷梦来麻醉自己以回避现实的表现。
不过孙元化的表现也非常的不够“英雄”。从思想的角度上说，孙元化的儒教信仰让他需要在“一死报君恩”的信条下，吃掉他袖子里的那个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小药丸儿。但孙元化的天主教信仰又告诉孙元化，自杀是要下地狱的。
当然了，到底是因为“千古艰难唯一死”而畏惧死亡所以不敢吃药，还是真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冲突让孙元化犹豫，这样的事情，只有孙元化自己才知道了。反正复兴军冲进作为明军指挥部的衙门的时候，孙元化非常平静的接受了的复兴军的逮捕。
王书辉在接到详细的战场报告后的看法则完全没有考虑什么宗教因素。
在他看来，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是比较纯粹的封建雇佣军队。在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后，失去了权威和地位的孙元化不再具有继续收买山东新军的能力了。看清了这个问题之后，毫无力量的孙元化自然而然的在绝望中会选择投降。
而卢象升则完全不同，因为卢象升的天雄军有点类似于辽东军阀集团的那种家族军队。在部队里担任军官的多为卢象升的族人。所以在军队大部分溃散后，卢象升还掌握了一定的力量。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卢象升才会在族人的保护下逃出城去。
不过，卢象升命运也不会比孙元化好到哪里去。他的那支两三百人的人马，遇到了一个连复兴军的阻击。
在被机枪扫掉了三分之二的的人马之后，面对机枪的卢象升比较英雄的想要拔剑自尽。但是比较倒霉的是，复兴军的一名狙击手早就看上了他。
所以还没等他拔剑呢，他的大腿上就挨了一枪，然后摔下了战马。
最后，卢象升和孙元化一样，被复兴军俘虏了。
第448章不好消化的巨大刺激
复兴党高层有不少有唯生产力论倾向的家伙。
在这些人眼中，凡是追求技术进步，专精于理工科学问的人，都是很进步，很值得团结的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喜欢秦良玉和卢象升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喜欢孙元化这样的明末士大夫，但是复兴党高层的一部分人对于孙元化的欣赏要比秦卢二人高的多的原因。
王书辉不会脱开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去看待历史人物。对于他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个落后的环境里，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在进步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同样的水平上，在道德操守方面表现良好，这就已经是在客观环境下最大的闪光点了。
更主要的是，王书辉这个人身上有点现代年轻人的民族情绪。和孙元化这样没有在对抗民族侵略方面有建树的人相比的话，秦良玉和卢象升都是那种在客观上对抗民族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复兴党目前的体制和规矩下，从复兴党目前的运作机制上讲，这个近代化的政党组织，是全面的按照规矩制度和组织原则进行运转的。
除了地位超然，有点类似于革命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