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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利弊〔１〕
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２〕，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３〕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４〕，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切利支丹殉教记》 原名《切支丹E殉教者》，日本松崎实作，一九二二年？霭妗Ｒ痪哦迥晷薅┰侔媸备拿肚兄Уぱ辰碳恰贰Ｊ橹屑鞘鍪兰鸵岳刺熘鹘淘谌毡镜牧鞔约叭毡窘桓贝饨ㄍ持谓准抖蕴熘鹘掏降牟锌崞群屯郎钡那榭觥！扒兄Уぁ？
（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
〔３〕《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
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４〕 爱迪生（Ｔ。Ａ。Ｅｄｉｓｏｎ，１８４７—１９３１） 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航空救国三愿〔１〕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２〕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３〕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
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４〕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５〕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挤。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马占山（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３〕 航空救国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４〕 洋烈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萧特（Ｂ。Ｓｈｏｒｔ），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日机六架相遇，被击落身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四月曾来中国。
〔５〕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公开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一二八战争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类的说法，这些都是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饰辞。
不通两种〔１〕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２〕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３〕，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
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４〕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５〕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６〕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论B：
“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B：
官话而已家干
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７〕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８〕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９〕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１０〕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中学生》 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３〕 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４〕 《大晚报》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５〕 “为艺术的艺术” 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
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６〕 “民族主义文学”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７〕 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
〔８〕 鲍罗廷（Ｍ。Ｍ。FGHGIJK，１８８４—１９５１） 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痪拍曛烈痪哦暝诠膊试抖抗ぷ鳌Ｒ痪哦曛烈痪哦吣昀粗泄芩镏猩狡肝竦程乇鸸宋剩诠竦掣淖楣ぷ髦衅鸸淖饔谩？
〔９〕 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１０〕 “第三种人”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
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赌咒〔１〕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２〕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３〕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一九三二年底，上海佛慈大药厂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所谓“长生防老新药”
——“含电人参胶”，说这种药是“科学”发明，能“补充电气于体内”，供给“人生命原动力之活电子”。
〔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