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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 第8144—8145 页；卷252 第8158 和8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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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这种逃离本土的人们既能成为单纯的流浪者，也能成为盗匪集团的
成员。盗匪集团的首领们乐于供养这些被社会赶出来的难民，由他们来壮大
首领们的追随者的队伍。
盗匪中曾以耕地为生的人占多大比例，究竟有多少人从事低下卑贱的职
业，或没有任何正式的生计，这些都无法知道。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在唐代已
有很长的历史。逃亡农民在从前通常是占领空地，或者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庄
园中受雇为佃农或劳工。但是农民的真正大规模流亡开始于安禄山叛乱之
后。例如在8世纪70年代末，独孤及奏报说，90％的舒州（安徽）农民仅能
①
口，“不持一钱，以助王赋”。这种被剥夺生计的无地农民比正常的受严
重压迫的农民更易沦为盗匪。当然，有些农民是被裹胁进盗匪集团的，但是
大多数保有一片土地的农民不敢冒剧烈变化的风险。
如果不管参加盗匪集团的个别成员的社会背景如何而坚持给王朝的对手
贴上“农民起义者”的标签，那么我们就歪曲了对唐王朝挑战的性质。这并
非说农民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在那些年代里经常有这样的农村暴动，农民时
而参加，时而回去务农。但是王仙芝与黄巢没有领导过这种自发的农民起义，
他们也不曾被视为“农民英雄”。王仙芝、黄巢及其同伙率领的是盗匪集团
联盟，并不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们在乡间制造恐怖，用武力夺走一切能够
夺走的东西，他们对普通农民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经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
胁。他们从未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利益，一旦条件有利，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
安。
虽然我们对盗匪集团的广大成员所知甚少，但对他们某些领袖的情况却
有内容充实的报道。这些人部分出身农村绅士，部分来自穷困的阶级。其中
某些人有一功名或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渴望能跻身官场。黄巢和他的重要
伙伴如朱温、李罕之都受过中上等教育，黄巢本人甚至被地方选出参加过进
①
士考试。其他一些盗匪首领则来自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村社会中的“强人”阶
级：这些人有自己的能耐和地方势力，但是他们跟地方上的官场没有多少往
来，又没有受过能够把他们引向仕途的正规教育。朱庆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
他是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宋州 （河南）以劫掠为生。无论他们原是有文化的
杰出人物，或是一些我行我素和无法无天的地方强人，所有盗匪的首领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精于武艺，而且以他们抗击官军的成就判断，他们中
有些人显然是杰出的军事战术家。
②
这种“敌对精英人物”在唐代后期的出现决非偶然。进入仕途的机会已
经逐渐减少。政府对专卖税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广泛的私盐贸易，而敌对的精
英人物很快便加以利用；他们中许多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人也在个别
村庄与更大的社会之间作为中介而扮演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在最
① 《全唐文》，卷386 第11 页。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变革》，载《历史教育》，12。5 （1964 年），
第60 页。
① 关于黄巢，见《旧唐书》，卷225 下第6451 页。朱温出身于书香门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
力结构》 （吉隆坡，1963 年），第27 页注。关于李罕之，见《新唐书》，卷187 第5442—5445 页；《旧
五代史》，卷15 第4 — 7 页；《新五代史》，卷42 第454—456 页；也见《北梦琐言》，卷15 第7 页。
② “敌对的精英人物”一词是从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中借用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1，
第288 页。关于唐代地方精英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菊池英夫在《所谓节度使权力的土豪层》中有很好的论
述，见 《历史教育》，14。5 （1966 年），第46—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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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盗匪联盟中充当首领，是不足为怪的。
对于他们的同伙即对于聚集在一起用武力夺取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东
西的人们来说，这些强人既不是恐怖分子，也非盗贼，而是任侠的范例，而
任侠强调的是相互忠诚和互相保护的思想。他们是不可忽视的，能够“权行
③
乡里，力折王侯”。某些盗匪首领在他们与政府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以前已经
拥有这样的地方权势。然而，以后他们通常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变为“流
寇”。
另一类盗匪首领是从底层崛起的。尽管他们中某些人有过农民的经历，
①
大多数出身农民，但是他们自己并非农民。他们有时被称为“流氓”或“地
②
痞”，这些人没有正当的职业，不是正常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种农村流
氓将同伙组成一种专事劫掠的军队，可以随时奉命出动，他们在唐代后期的
盗匪军队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某些盗匪首领成为王仙芝以及后来黄巢的同盟者，某些人则在中国其他
地方带领规模较小的农村帮伙独立行动；另一些人似乎就是罪犯。例如，与
王仙芝同乡又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毕师铎所率领的党徒以“鹞子”著称。
后来建立吴越国的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王建
原是一个懒汉，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他最后在四川建立了前
蜀国，在他的朝廷中充斥着唐王朝的著名的旧官僚。然而，人民并未忘记他
的旧绰号“贼王八”。徐温为南唐国奠定了基础，“少无赖，入群盗中，以
贩盐为事”。锺传在黄巢叛乱时独自控制了江西，他“不事农业，恒好射猎”。
③
唐代后期亡命之徒的杰出人物中另有许多人有着同样的背景，他们都没
有正当的谋生手段，生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上，再有一些人则出于这样或那
样的原因而难以适应任何常规的社会生活模式。有些人则是社会上的杂流，
成为街头艺人、屠户或小偷。还有一些人是当兵的，少数人还是和尚，虽然
我们知道有一人每次想入寺修行都遭到拒绝。①
盗匪团伙的组织是难以准确说明的，当时中国官员也许对盗匪团伙知之
甚审，但是官方史书中保存的报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仅仅令
人感到它们是一支组织很好的军队。例如，据《新唐书》叙述，在早期，好
②
斗的王仙芝有“票帅” 10人以上，其中七人留下了姓名。然而，其中有几
个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独立团伙的首领。例如，毕师铎虽然支持王仙芝，但他
③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9 页。
① “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广泛被接受的定
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农民定义的一点
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 （1973 年），第91—106 页和引用的文献。
② 例如， 《旧五代史》，卷133 第14 页 （钱镠）；《新五代史》，卷63 第783 页 （王建）；《九国志》
（《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 年），卷3 第39 页 （徐温）。
③ 《旧唐书》，卷182 第4712—4713 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 第14—20 页；《新
五代史》，卷67 第835—841 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 第783 页；《太平广记》，卷224 第
1723—1724 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 第39 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192 第1441—
1442 页。
① 《旧五代史》，卷15 第4 页。
②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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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些有名有姓者中间的另一人是柳彦璋，他是877年活动
于江西的团伙。第三个人刘汉宏实际上参加了反对王仙芝的战斗，抢劫了王
的供应车辆，他是作为一支独立的盗匪行动的，再者，除了《新唐书》的报
道以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帅”
之一。在一个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盗匪团伙首领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混乱是
不足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认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误解了盗匪集团这个
陌生的组织。
王仙芝领导的并不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军事机器，而是个别盗匪或盗匪
集团的联盟，它们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领，其成员由个人忠诚或共同利益
维系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团伙联盟总数有3000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
小团伙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单独袭击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团伙干的便是
几个较小团伙的联合行动。王仙芝、尚君长和黄巢似乎都是这样有能耐的领
袖，他们能支配一批个别的团伙首领。这种高级的个人领袖作用和这种以个
人关系维系的联系，是中国盗匪或造反者联合的特征，直到20世纪仍然如
此。
加强这种个人纽带的一种方法是把首领的姓氏赠与他的追随者，这样首
领们便具有“家长”权。在黄巢控制下的八个首领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
称“兄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很可能他们都是团
①
伙首领中的伙兄伙弟，乐于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长”式的领导。这种
虚假的亲属关系通常被皇族经常使用，在艰难困苦的时代里农村社会中行之
更为普遍。唐代后期，赐姓之事在高级军事统帅和他们的部属之间也是很普
遍的，至于皇室与它的最亲密支持者之间，就更不必说了。②
冲突的早期阶段：王仙芝和黄巢
874年，僖宗即位整满一年之时，有迹象清楚表明，来自盗匪集团的威
胁变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军 （改组的河南武宁军）报告说，盗匪活
动猖撅，它需要外来的援助。政府下令山东南部的几个军出兵支援。引起感
③
化军如此严重不安的盗匪可能是庞勋支持者的残余势力。山东的节度使们对
于派军队去感化军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也同样面临爆发的盗匪活动和地方骚
乱。动乱立即扩大了：875年阴历五、六月间，不但在农村，而且在天平（山
东西部）的州城都出现了真正的危险，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天平的辖区一直
是盗匪活动的一个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长领导的盗匪在875年阴历五月攻
打濮州和曹州；黄巢带了几千人立即响应。盗匪与天平军的首府郓州保持相
当的距离，但郓州的盗匪团伙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政府的最初反应与往常
一样。盗匪的攻打被认为是地方性的问题，应有地方军队处理。天平的节度
使薛崇带着军队进击盗匪，但被打败。
①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 《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 （1951 年），
第83 页。
②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 （1951 年），第86—97 页；栗原益男：
《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 （1953 年），第514—543 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
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 （1956 年），第430—457 页。
③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 第8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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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875年逐步升级。开始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王
仙芝现在采用了大将军的称号，并发布檄文分送邻近各地，指责政府政策不
公平，行政贪污腐败，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类似于868年庞勋发布的“露
布”，后者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看来王仙芝
发出号召的意图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盗匪团伙的支持而不是争取人民大众。875
年后期他拒绝接受兵变中的士兵参加他的队伍，可能是认为他们的支持既无
必要，又有危险性。当庞勋占领彭城之后，绅士们很快前来支持，但王仙芝
则没有他们的支持，黄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领长安前也没有这种支持。少数定
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断绝与自己地区的关系而支持盗匪领袖，后者袭击一
个又一个地区，既没有占领疆土，也没有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明显愿望。他
们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出现。
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迅速恶化。黄河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
的蝗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困苦，造成了饥荒，并把更多的农民推向绝境而使
之沦为盗匪。
在875年下半年，盗匪的袭击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往南远及淮
河。这些盗匪中的大多数都在主要首领王仙芝和黄巢之外独立活动，他们组
成了数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团进行袭击。政府试图以优势的兵力作出反应，命
令河南和淮南地区五镇的节度使和监军使追捕盗匪，尽快地使受影响的地区
安定下来。但是这证明是无效的，875年阴历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神策将
军宋威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协调该地区攻打盗匪的全部兵力。政府
接受这一建议，并从禁军中增派三千士兵和五百骑兵作为支援部队。宋威虽
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为统帅。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军人，曾指挥过中国军
队抗击南诏，前不久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现在的军队建立一个指挥中心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
施。876年阴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观察使受命训练士卒，
①
帝国境内所有村庄“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在中国的南方，这是政府在
该地区兵力不足的证据，同时也显示出盗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险。这是唐代首
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卫为目的的民兵组织。这一措施与政府通常
不让农
业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觉察到危机是何等的严重。随着法
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控制在地方上的解体，地方一级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政府仍然决定发动一场由宋威指挥的决定性的歼灭战去击溃盗匪
的军队。876年，盗匪向东移动，进入沿海地区，攻击沂州州城。那年阴历
七月，在沂州一场大战以后，宋威上报说，盗匪已被消灭，王仙芝已被杀死。
宋威因表面上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军队，自己回到了
平卢。朝廷为之狂喜，大臣们献上了贺词。但不过几日，事情就已弄清楚，
盗匪非但没有消灭，而且仍像以前那样危险，依然袭击和洗劫整个地区。讨
伐军现在自身也处于兵变的状态，但在快要叛变投匪时，他们被挫败了。对
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复，他们被送往战场，并得到忠武军的支援。为首次大规
模讨伐盗匪战役的失败而震惊的朝廷，现在开始调动军队来保卫通向洛阳和
长安两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盗匪军队被消灭的第一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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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捷报，其实这两件事都未发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善于弄虚
作假的。但宋威也完全可能把他的对手完全估计错了。朝廷不清楚盗匪军队
的内部结构，甚至不了解它的规模大小，经常加以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