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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怪师傅，真的。大春手扶着方向盘说，我这开车技术是跟师傅学的，我的驾照也是师傅帮我办下的。不然我怎么能开车呢！
要不，我回去跟宝东说说，让他叫你再回去干。崔喜说。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千万别这么做。大春说，我现在已经很适应这份工作了，我倒觉得人不应该老在一个地方呆着，换一换环境也许真就海阔天空了。对了，你那辆童车还好用吗？
好用。崔喜心不在焉地说。
车子停在一家餐饮店门口，崔喜跳下去搬雪糕箱子，刚搬了一箱，大春就把她拦住了。大春夺过她手里的箱子说，崔喜姐，以后和我出来送货不用你动，这箱子我一个人包了。
那怎么行，我才是搬运工呀！崔喜说。
在厂里你搬你的，在这外面就由我来搬吧，干这种活是我们男人的事。大春说。
大春的态度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他一箱一箱地往下搬，并不多看崔喜。崔喜闲在一旁望着他，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乡下男人在女人面前特有的霸气，这种霸气给崔喜一种暖乎乎的感觉，但这暖乎乎中却掺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她同时注意到大春称呼她时没有叫嫂子，这种称呼的改变说明了什么呢？她为此想了许多。
这显然只是一个开端，在以后漫长的送货日子里，大春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她，除了装车时是两个人一起干外，只要车子一开出厂，外面的活计几乎全由大春承包了。行动是比言语要结实得多的板子，它轻而易举地搭起了心与心之间的桥梁。从这座桥梁上走过，别扭和忌讳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
崔喜进城后的一段愉快时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送货路上，在飘忽不定的驾驶室里，她和大春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了热聊。起初他们聊的都是身边的事，城市里的事，聊着聊着话题就不自觉地拐向了乡村。崔喜和城市人交谈，总是对别人嘴里的乡村话题或者带有乡村字眼的话特别敏感，她总以为别人在有意嘲讽她，而她自己一讲话又免不了要提乡村，用乡村的一切作为参照来评价城市。但和大春交谈她显然就没有这些负担了，他们想说城市就说城市，想说乡村就说乡村。他们聊城市时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得平淡如水，可聊到乡村时两个人的眼睛就都亮了。乡村的话题像火红的高粱穗一样映出一片热情的天地，而一些具体的细节则像一首首民谣，听起来总能令人百感交集，它们是山间的小溪、田间的蛙鸣、肥绿的玉米叶子和一只瓜熟蒂落的果子，平静而又温馨。
你对乡村还是蛮有感情的。崔喜说。
当然了。大春说，没来城市时对城市充满了幻想，后来在城市里碰壁碰得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乡村。
我这一段时间老做与乡村有关的梦。崔喜说，比如梦见我养的鸡下蛋了，我把手伸进鸡窝去捡蛋，可无论我怎么用力，就是够不着那蛋。还有一次是我钻进柿子地里摘柿子，那柿子一脱手就莫名其妙地飘到了天上，再摘还是这样，最后我摘下的柿子都飘到了天上。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梦见了蝗灾，那些蝗虫铺天盖地地飞过来，把地里的庄稼啃光后就飞向了城市。飞到城市后它们就变成了密密麻麻的行人……
你这个城市人也爱做乡村的梦呀？大春说。
崔喜愣怔了一下，没有吭声。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笑了。一种温暖、柔软、舒缓的东西像绸布一样披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显然谁也不想拒绝这种感觉，他们合力将这种氛围保持下去。
崔喜从车间里往外搬雪糕箱子的时候，老板叫住了她。
老板说，搬运应该是男工的活，这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
崔喜不无幽默地笑着说，有不少人花钱去健身房减肥呀，我这可是一边赚钱一边减肥呢！
老板也笑了，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车间里干活，我呢，再招一个男工干搬运。
可我干这活已经非常习惯了，我不想调换。崔喜有些着急了。
车间里的活要轻一些。老板说。
我不怕累的，真的，我一身都是劲。崔喜说。
可是、可是……老板迟疑了一下，说，招工时标明的薪水是按男工给的，你是女工，只能按女工的标准给你。
可我干的活是力工呀。崔喜瞪大了眼睛。
你如果不想干搬运，也可以进车间嘛。老板说。
崔喜不说话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没有了反抗的勇气。老板离开后她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 汗，此时她才发现自己是如此怕换掉这个工作，为什么呢？是自己真的爱做搬运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其实心里知道，她怕换掉的是和大春的搭档关系。
再次坐到驾驶室里的时候，崔喜就有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觉。她扭过头去看身边的大春，突然觉得身边这个小伙子很出色，他的皮肤、瞳仁、气息，皆有一种能令她心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宝东身上是找不到的，崔喜这样一想脸就刷地一下红了。
为了摆脱窘迫，她说起了老板要降她工资的事，大春一听就恼了，他先是把汽车喇叭按得山响，然后气呼呼说，他总是想方设法地降低职工的收入，尤其对我这样的乡下工，他更是能少给就少给。我们不要怕他，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
可是，不让步他要辞退你呢？崔喜说。
辞退就辞退，只要有力气有手艺，还愁找不到活干吗？大春说。
大春的这句话多少令崔喜有些失望，但她又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她叹了口气，不吭声了。
这一车货送完的时候，崔喜向大春提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有些意想不到的请求，她说你把车开到一个有绿地的地方吧，我想下车去坐一会儿。大春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心领神会，他一打方向盘，车子就拐向了护城河。
车子停在河边的一块草地旁，草地的一边是一抹银杏树，太阳把他们的影子投在绿地上，恰到好处地遮出了一片阴凉。崔喜下车就奔那片阴凉去了，她一屁股坐下去，感到下面毛茸茸的十分柔软，比沙发或者床都舒服。
大春跟着她走过来，递给她一根雪糕，她愣了一下，很惊奇地问，货不是都送完了吗？
是送完了，可这是我有意留下的，是给你留的。大春说。
崔喜的心一下子就热了，她接过雪糕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感觉像一条蛇一样盘上了她的身体，她有些抖，她一边吃着雪糕一边觉得心里愈加地热。大春也坐到了她的身边，他的呼吸声重重的，他的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不停地搓着，它们粗糙、有力、富于沧桑感，崔喜的眼睛盯在这双手上，至少在这一瞬间，她渴望这只手伸过来，抓住她，稳住她，让她的身体不要抖。她被自己的这种渴望惊呆了。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吗？大春问道。
崔喜摇了摇头。
是农民。大春说，农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田地里干活，用不着听谁的指挥，真的是很随心所欲。
那你怎么不留在乡下当农民，跑到城里学什么手艺呀？崔喜问。
还不是为了能多赚些钱嘛！大春说，乡下虽好，可我还是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人。
城市人有什么好呀？崔喜说。
你和那些乡下女孩比一比，你就会知道自己好在哪儿了。大春说。
太盲目了吧？崔喜说。
盲目吗？大春问。
崔喜答不出来，其实她也在问自己，她知道，她对城市的渴望是胜过一切的，可城市是什么呢？城市给了她什么？城市对她不过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丈夫、家庭、舒适的生活等等都不过是这幕精神戏剧中的一个道具，它远没有男女之间的这种微妙感受来得真实。可是，她知道自己离不开城市了。她低下头去，积郁在心中的许多东西突然以泪水的形式夺眶而出。
你怎么哭了？大春惊讶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崔喜说。
宝东再次发现崔喜变了，变得乐观大度了。宝东不知道崔喜因何而变，但这种变化对他生活造成的影响却是积极的，令他愉悦的。首先崔喜不再到他的修理部监视他了，其次崔喜的情绪一扫以往的低迷，变得乐观、健谈甚至诙谐幽默了。崔喜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生活氛围的变化，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似乎融洽了许多。
宝东把崔喜的变化顺理成章地归功于参加工作的结果，他由此认识到工作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说闷在家里的崔喜像一棵缺光缺水的植物，那么工作就是阳光和水分，他看着日益挺拔翠绿起来的这棵植物，当然没有不高兴的理由。
看来你工作得很开心呀？宝东说，知道这样，早该让你出去工作。
那你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呀。崔喜说。
这怎么讲？宝东不解地问。
你不怕外面的男人看上我吗？崔喜很认真地说。
真的有人看上你吗？宝东笑了，笑过之后说，如果真的有人看上你，我该高兴才对，那证明我的老婆有魅力呀。女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没有这种魅力，放在男人堆里显不出她的性别呀！
你别笑，我在问你，你真的不怕别人看上我？崔 喜说。
我不怕别人看上你，但我怕你看上别人。宝东说。
那你就别让我出去工作了。崔喜说。
我不会那样做的。因为我心里有底，你若是真的看上了别人，你不会主动对我讲的。你越是这么讲，越证明你没有看上别人。你说我说得对吗，崔喜？宝东说。
崔喜不言语了，她说这些话时心里是充满矛盾的，她原以为自己的这些话会引起宝东的重视和嫉妒，那样她也许就会顺从宝东，离开那个令她产生心跳的雪糕厂。但宝东的满不在乎和自以为是令她很茫然，可不管怎样，她把这些话讲出来，对自己的良心也算是一种解脱了。
他们是在床上说这番话的，这样的话题显然刺激了宝东的性欲，他把崔喜压在身下，用力亲她的脖子，当他感到身下的身体开始扭动的时候，突然又问道，看上你的到底是个什么人？
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崔喜说。
崔喜不想隐瞒什么，但她还是没有说出大春的名字，她觉得自己这样做已经够坦减丁。她睁开眼睛凝视着宝东的眼睛说，能看上我的也许只能是乡下人吧。 可我是城里人。宝东说。 宝东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使崔喜的自尊心得到了最起码的维护。崔喜双眼朦胧的同时还没忘了问一句你是真的看上我吗？宝东说我没看上你就不娶你了，然后他们就被激情淹没了。
街面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宝东的修车生意也越来越好。以前他下午六七点钟就收工了，现在他则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十点以后，为此，除了小锁以外，他又招了三名学徒。
一段日子以来宝东觉得很快乐，这不单单是因为生意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些能够和他打情骂俏的女人们又回到了他的身边。由于崔喜再不来修理部干扰他，他可以从容地一边修车一边享受调情之乐。有的时候，他觉得崔喜来干扰的那一段日子就像是一个梦，现在梦醒了，梦境像洒在衣服上的一杯饮料，只留下了一摊痕迹。宝东觉得这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吴姐开着她的客货两用车来了，她和宝东说话时眼睛里又露出了那种内容丰富的火苗。宝东知道自己很容易被点燃，他也乐意被点燃，他在享受燃烧的快乐的同时，也不禁会想起崔喜曾经对她们有过的伤害，他想时间真是一个好东西，什么样的伤口都会在时间的照料下慢慢愈合的。
能和他调笑的女车主们大都是自己主动回来找他修车的，只有小杜是宝东给硬拽回来的。当宝东把她从大街上拦住时，她摆出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说，你饶了我吧，你老婆可太厉害了。
有我在，你怕她什么呀？宝东故作姿态地说。
别吹牛了，她到商场去找我捣乱的时候你怎么不拦住她？小杜说。
今非昔比，现在她不再野蛮了。宝东说。
为什么叫、杜问。
她在这城里呆得时间长了，修养提高了呗！宝东是从来不和别人讲崔喜是乡下嫁过来的，和小杜算是破例了。
小杜被宝东的话逗得哈哈大笑，笑够了，就推着摩托车向修理部走，她边走边说，今天我就相信你一回，正好，我这车有点毛病，你给修一修吧。
我修可以。宝东出手捏了一下小杜的手说，但你得让我碰碰你的肉。
你真坏！小杜停下车子就开始追打宝东。
这时，洪姐推着她的三轮车也来修车了，见此情景就对宝东说，当心呀，别被这些女人把魂给勾走。
拜托了洪姐，你嘴下留情吧。宝东靠近洪姐说，修你的车我可是从来不要钱的，你可别再到崔喜那里说我的坏话了。
见洪姐默许了，宝东向小锁招招手道，赶紧把洪姐的车给我修好。
今天是开支的日子，崔喜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她终于凭着自己的双手挣到了钱，不高兴的是老板把她的工资压得很低。她签字的时候本想去找老板理论一下，但走到老板的房门口时她还是停住了脚步，她咬咬牙，还是强迫自己忍下了。
下班的时候大春来找她，说开支了，他想请崔喜到饭店去吃一顿，大春说这话时一脸的光彩，眼睛里放射出对那种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崔喜低下头思忖了片刻，最后还是摇摇头，独自一个人走了。
崔喜知道她是在强迫自己回避着什么，如果说她给大春讲那个赤裸裸的故事是情不自禁，那么此时的回避则是理智的，必须的。她突然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疑问。
崔喜去婆婆那里接儿子，在给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她不慎弄痛了儿子，儿子哇哇大哭。婆婆走过来一 把将孩子夺过去，婆婆一边给孩子换衣服一边说，你的手怎么越来越重呀，这是孩子，不是雪糕箱子。
婆婆的话令崔喜感到十分委屈，她像被一块很硬的食物噎了一下，好一阵才咽下一口吐沫。她用一种很难看的表情说，我干重活干惯了，不用力雪糕箱子是搬不起来的。
可你不能忘了，人不是雪糕箱子。婆婆说。
崔喜知道婆婆一直看不上她，婆婆此时话中带刺的表现令她无限反感。要是在以往她也许不会做过激反应的，但今天不同，今天她的心情本来就不怎么好，这不怎么好的心情就像一个憋足了气的气囊，经婆婆的恶语一刺气就撒了出来。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也不是雪糕箱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婆婆厉声问道。
我是人，不是没有感觉的箱子。这你明白了吧？崔喜提高声音说。
崔喜说过这句话后感到一种彻骨的快意，她抱起儿子，推门就走。被外面的风一吹她很快就清醒了，一清醒她就有些后悔了，和婆婆闹翻以后孩子由谁带呀？她的眉头一下子就锁紧了。
走出不远天就下雨了，崔喜什么雨具也没有带，她抱着孩子在雨中行走。起初雨并不大，可走着走着雨就下大了，风也加大了，风和雨一起联手仿佛在和她争夺怀中的儿子。她跑了几步，闯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你快来接我们吧。崔喜在电话里对宝东说。
下这么大雨我怎么出去呀？宝东在电话那边说，满街都是出租车，你招一招手，打辆车回来不就行了嘛。
我不想打车，不想花冤枉钱。崔喜说。
你怎么老改不了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呀？听我的，该打车就打车。说罢，宝东就把电话挂了。
雨点像子弹一样密集地射在电话亭的玻璃上，从这里望出去，街面上白花花的一片。尽管不断有出租车从跟前驶过，可崔喜还是不想打车，她也不是特别舍不得钱，她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打车。她望着外面的雨发了一会儿呆后，又在电话上按下了——组号码。
时间不长，大春就赶来了。由于已经下班，大春没有车开了，他是拎着一把大号的雨伞小跑着赶来的。当崔喜抱着儿子躲进这把伞里的时候，她的眼里已经噙着泪水了，她声音颤抖地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大春抱过她的儿子，另一只撑伞的手臂绕过了她的肩头。刚一触及，崔喜就不能自抑地将身体靠在了大春的
大春也没有张罗打车，他们就这样在一把伞下走着。走了几步，崔喜抬眼看了看大春，她发现大春的眼睛也是潮湿的，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她边哭边想，如果自己不是远嫁到这座城市，而是留在乡村，她嫁给的也许就会是像大春这样的乡下小伙子。命运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到家门口的时候，崔喜当着儿子的面主动地吻了大春。大春十分激动，他的双眼在雨中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