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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儿时的朋友，在与我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年轻的赌徒，在他赢钱的时候，看起来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幸福，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道上狂奔，腰间或许还挂着从小偷那儿交易来的手机，有时在后面还带上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这样的形象在贫困的乡下简直就是反面英雄的化身，无数幸福的错觉是由他们制造，大家都感觉幸福就是得到了钱或者其他什么。我和与我一样落魄的小年轻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诱惑下加入他们的行列，到某个固定的赌窝去放纵一回，用自己好不容易赚到（或许从父母那里非法获取）的一点钱拿来去买回幸福，输赢都有机会，但至今都没有买到，所以现在我们还藏有当初放纵的想法，在不同的地方漂泊。我那位朋友风光了好一阵子，被警察抓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名声更大，在我出生的这个地方，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大家头脑中都有这种痼疾，只有进过几次牢出来的男人才是最可靠的，他二十多岁就出入自由，所以找到一个漂亮的妻子结婚了，遗憾的是他在后来的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了操作赌具的右手，不知道他当初的幸福感在心底还有多少存留，或许他幸福的光环只是被别人的眼光在那些特定的时刻赋予。
一样的事情现在还在不断地发生。
许多人也和我一样读书上进，保持对远方的忠诚，在自己划定的地图上旅行，但是还没有找到要停下的地方，也许真正的地方永远不会在地图上找到。许多赌徒朋友一定把我忘记了，还有人记得我，就像我也记得他们，但是他们更希望哪天见面时，让我的钱包变空，谁让你跑那么远，看啊，你挣到的那点点东西在我转手之间就空了。他们都不是赫赫有名的赌徒，我们之间的故事不会像先前那样栩栩如生地流传下去。
蚂
蚁
蚂蚁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卑微的象征，它在我们言语中出现时总是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饰物，我们喜欢把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比做“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拿“大象与蚂蚁”这样的二元比较来强调小的程度。这是语言中常见的“蚂蚁”。于是当我们想到蚂蚁时，很少会反映出蚂蚁是个什么样子，而是想到“小”，蚂蚁的真实模样被“小”抹得千干净净。世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小小的“蚂蚁”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这些落差使人总在说话与沉默之间摇摆不定。
卑微的蚂蚁在农村话语中是另一个模样，至少在我的老家，我熟悉的农村话语中， 蚂蚁不只是“小”的。蚂蚁在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是以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双重身份存在。这个故事中的一段是这样的，在水沟边上有些米饭，许多蚂蚁正在把它们一一搬走，许多蚂蚁因此落水丧生，但是劫余者仍然继续工作（就叫工作吧，除了工作，又能是什么呢？），神看见了蚂蚁的辛劳，就拯救它们，给它们一个有利于生存的技能，就是能预知暴风雨的到来。所以小学课本中才有蚂蚁搬家的故事。蚂蚁在这个故事中与大地充满亲和力，与神搭上关系，它还“小”吗？所以在这样的故事氛围中，提到蚂蚁总是充满敬畏之心。故事中的米饭是一个逻辑起点，民以食为天，蚂蚁的行为顺乎天意所以得到了恩赐，从而抬高了自己“卑微”的地位，可见物质生存条件一直是困扰人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它的讲述者是农民，我从外婆那里听到，我的外婆十年前就去世了。而在大部分人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神的年代，把这个故事放到无神的情境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蚂蚁还有可能被拯救吗？
那么蚂蚁“变小”，与相关的许多事情一样，是必然的。如果许多关于蚂蚁的“稳定”观念形式都被“小”的蚂蚁俘虏，会是什么样子呢？“蚂蚁”小的特征在我们的语言中统辖了它其他大部分义项的存在，体现了“小”的被弯曲后巨大的包容力，还有许多被弯曲的事物，以至我们都已经误以为真，却较少追究责任，对这包容力是非莫辨。
农民是农村话语的始作俑者，他们制造了蚂蚁的神话（这样的神话有许多，它们与蚂蚁故事有相似的命运），或许是体悟到蚂蚁在自然界中的角色和他们相似，对蚂蚁的神话就是对自己的神话，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听到或看到许多民间的神话传说都是它指的，人自己是一个中心，却在努力寻找另一个中心，两个中心若有若无，海市蜃楼般，却是如此的形影不离，暗示了人历来对蠢蠢欲动的自己游移不定的思维惯性。现在的农民已经发现了另一个中心，许多人面对城市的物质天堂就感到它在招手，曾经受到神赐的蚂蚁在他们脚下也很轻易地会被踩死，在通往城市的路上，无数类似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他们把自己叫做打工者，在城市里，他们似乎还够不上打工者的资格，被称为民工，马克思曾经说，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在“民—工”一词里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农民把自己的蚂蚁神话抛弃，蚂蚁被降低到“小”的底层。而在曾几何时他们也被神话：他们是历史火车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之一。如今蚂蚁的神话被它的制造者遗忘，而农民的神话也已经被解构，他们自己的命运与蚂蚁处于相同的节奏上，起落一致！在城市里我们许多人提到民工时的眼神和脸色与他们的真实处境同样的尴尬，这样生动的尴尬只是历史还原为生活后的冰山一角。
火车站密密麻麻的民工，或电视的广角镜头里中东，非洲战争难民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蚂蚁作比喻，这是一个常见的比喻，就像作为喻体的蚂蚁和作为本体的农民、广角镜头中的难民，他们被编织在一起，覆盖了生活中“小”的相当部分，我们的“人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字
纸
老人在我开始记事时，就是我的世界中一个独特的形象。正如许多人由于某个偶然的机遇而形成了某种嗜好，有人对着一棵树会产生别人无法知晓的情感，有人在往事或将来中消耗脑力……和许多事情一样，我们可以把过程不断地讲下去，并且讲得有声有色，而对于源头的追溯，总是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也由于此，我们会爱上某人某物，有时也爱上神或者上帝。无论如何，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想象的大厦总是建得如此高大，显示出一副脱离大地的模样，而我们却在不断地自我说服：爱上大厦本身的华丽吧。
就是这样一种逻辑，我有限的经验使我对某些事物保持着持久的惊讶，它们在我的世界之外消失了，却促成了它们在我的世界中渐渐形成，它们在我的世界里渐渐排起整齐的队伍，偶尔也会被打乱。而在这个队伍中，总会有一个在最前面，它永远像一个激情澎湃的水手，有着对付大海的手段来指涉我当下的生活。
就这样，此时这个水手是一位老人。我愿意用对水手的崇拜之情来叙述有关他的事情。这位老人在两年前已经回到了另一个世界，所以，他成了我的辞典中的水手。今天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人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人真正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雪白的眉毛和胡须就像许多使用了无数次的钓鱼钩，无序地堆积在一起，却饱含天然去雕饰的韵致；他的眼睛更让人伤心，眼水已经干涸，就像一条水煮鱼的眼睛，时间已经将他在这个世界上完全煮沸了无数次。而他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给他的那副农民的职业面孔也已经完全植入他的一举一动中了。还是不要耽于感官带来的一“面”之词吧，因为他的事业会让我们看到更丰厚的内容。
我曾记得一位诗人说过：我们祖先的脑袋被陨石砸了一下，我们的脑袋也要眩晕许多年。按照这种“诗意”结构，我们祖先的许多未竟事业，也会积聚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所谓历史不堪重负，而这种重负在这位老人那里可能显得更加明显一些：他可以诵经以敬神驱鬼；可以组织唱戏以应天时，庆丰收远灾害；可以写春联挽联以装点世人的喜怒哀乐，而这些只是他诸多事业中的一部分，或许生活中被称为“整体”的事物其实只是“部分”的理想化，二者之间纠缠不清。当我们看到这位老人的另一项秘密事业时，可能就会相信前面的胡搅蛮缠了。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五时被传统习俗认定的喜庆日子。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时间被重新定义了一次，它又要开始一回，这种定义基于我们对世界万象轻信，它们在给我们展现一个暂时安慰我们的模糊脉络的同时，把自己的另一半深深地隐藏在自己的身后。这位老人的秘密事业也是躲在背后的事业，他正月新春五天的任务就是在周围的一个村寨里，把所有大道小径上写有文字的纸都捡起来，然后测一个吉日，到当地最大的庙里焚烧。当这些带有文字的各色纸张化为青烟，最后消失在神龛僵硬的双眼前时，老人就完成了他新年的一项重要使命。这个过程叫做“化字纸”。这是我儿时一直迷惑的事情之一，为什么要把有字的纸焚烧掉？我从父母那里得知，因为我们的先辈认为，文字是有神性的，为了不让它们以其他方式被糟蹋，我们的祖先都以这样的方式让文字回到神那里。
火能使它们回到神那里吗？这位老人接受了祖先的传承，也许他相信通过火可以与神对话。有关火的故事不胜枚举。我想到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在给学生上课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足以获罪的学说：太阳是一个比希腊大千万倍的火球，而不是由天神驾驭的马车。从这个传说看来，火与神之间的转换早就在哲学家那里发生，用物质来代替神的位置一直是科学产生以来的一个努力方向，但是神只是躲到更幽远的地方，虽然诸神就这样离去了，但被人化了的物质世界只把自己明朗的一面展示出来。
我们生活在明处。而这位老人在他的世界里一定看到了更深远的景致，就像有的诗 人把自己称为拾垃圾者，老人为这种捡垃圾的工作赋予了另外的意义。
这是水手的工作，一个远离大海的水手，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机沉沦了，他信仰的世界比他的年龄更加饱经沧桑，于是在九十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他坐化了。那个晚上，肯定有人梦见了真正水手的故事。在我这里，他离开了自己，永远生活在一个比喻中，而许多对于比喻蠢蠢欲动的人，都会沉迷于比喻的可餐秀色。
在县城后面的山上
■ 范晓波
一直以为，县城后面2里外的芝山，也应算是县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生命在山上留下的痕迹，可能比在城里留下的更有意味。
许多年以来，我只注意到在芝山上出现得最多的第一种人——年轻得令人嫉妒所以有必要遮遮掩掩的恋人，他们不少是师范、卫校甚至几所中学的学生。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在芝山灰绿或墨绿的色块上极为显眼，如同一簇’簇的花，远望是一朵，近看成两朵。他们隐身在灌木丛里，或在山后通往采石场火葬场的红泥路上蹀躞着，初夏的风一吹，花香和爱情的味道使人微熏。在我还是少年时，他们是我羡慕的对象，18岁以后，他们是我模仿的对象，28岁以后，他们成了我怀念的对象。忽然就发现，那些在芝山恋爱的人，年龄居然会小到那个程度，脸蛋会红得那样含义复杂，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在躲避，而是忘乎所以地炫耀，炫耀年轻以及和年轻有关的羞涩。
我习惯于拿芝山的恋人和城区的恋人作比较，一开始总以为是风格的差异，后来顿悟到了，山上的大多是非公开的初恋，所以那么神秘那么表情生动，城区的爱情只是它的延续，像河流的中下游，稳定，因此也缺少浪花。
那些叫做初恋的花，不分季节在山坡上开着，一茬一茬。我的视觉和心力开始疲劳后，另一拨人成为了注意力的中心。
其实在二十四五岁时，我就注意到芝山更多的时间是属于老人的，我指的还不是那些清晨在山麓的广场和露天舞厅锻炼身体的人。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每次去芝山都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和那些开在山坡上的花不同，花开花谢都是很短暂的周期，我们很少在不同的年份在山上碰到同一对恋人；老人的群落却相对固定着，每次去都能遇上那些人。不同的只是，脸上的年轮在加深；或者，恍惚觉得少了某张面孔，一打听，回答只是一阵悠长的感叹，这时就知道山后的公墓里又添了一块石碑。
在县城的报社工作时，曾采访过一位玩根雕的退休工人，住在芝山脚下，早晨和傍晚都在芝山的各个角落转悠，荷着锄，佝着背，专注于一些令人不解的发现和惊喜。他说，春天的晚上，听到雷声和暴雨，就会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二天起床，果然就能捡到一些被雨水冲出的老树蔸。他的屋子和院落摆满了他的作品，然而在我看来，最美的作品还是黄昏的山坳里一个沉醉一念的身影，这应当算是岁月在一个平凡人身上创作的作品了。我曾带着女朋友去拜访这个老人，我想一个老人的沉醉会在一对年轻人的爱情里添加许多接近永恒的东西。
两个守山老人几乎是每次去芝山都能遇见的，他们拄着杖在茅草丛里工作。对他们而言，围着一座山走路就是工作。累了就坐到山脚烈士塔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抽烟聊天。从他们的口中我记起了一个有着春天气息的名字——芝山公园。他们是芝山公园的留守者，虽然早在我记事起公园就名存实亡了，没有供观赏的动物，连园也没有了，职工却保留了两个，留在山上防火防盗。没落的身世使他们带有先天的心理不平衡。他们惯于用温和的埋怨口吻和陌生人攀谈，埋怨每个月工资只有150元连抽条好烟都不够，埋怨没有手机对讲机，因此常常报警不及烧了一两亩好树。甚至，连那些开在山坡上的花他们也埋怨。他们说，以前只有一些年轻人来芝山，动作也还看得过眼；现在中年人好像更多了，一看就不正经，动作跟黄色录像一模一样。他们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像两个偷吃了蜂蜜的大孩子。
守山老人的烦恼真是令人羡慕的烦恼，更令我羡慕的是他们诉说烦恼的神态，如同火剔除了燃烧，香烟不含尼古丁。我认为他们肯定比那些退休金超过1500元、有手机、坚持来芝山跑步、看上去没有烦恼的老人更健康长寿。
对我而言，芝山更恒久的主人是一个父亲和他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山上见过他们，我相信县城里的每个人也都见过他们。只是，他们从不在我们的话语中出现，类似于潜意识的存在，一说起来每个人都会哦哦哦地点头。最初，儿子只有我那么高，父子之间的落差很大，后来这个距离一年年地减少。这期间我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师专生，变成芝山上的一朵花，变成中学老师、县报记者、地区报社的记者和省城的记者，变成某个小姐的先生，最后又变成某个更小的小姐的爸爸。而我的这些变化在那个儿子身上没有发生，他除了身材变得和父亲一样高大之外，基本上和许多年前一样。永远被父亲牵着手，永远坐在芝山的石级上默默地晒太阳。细微的变化在于，很早以前他的双脚被铁镣约束着，因为他常袭击路人。现在脚镣没有了，他和父亲一样，安静地吸着烟安静地延续着生命
每次到芝山我都会遇见他们，这对父子，他们的家好像不在城区而在芝山上，他们已成为芝山的一部分。令我暗自诧异的是，这个父亲的行为并不会使人联想到传媒的惯用词汇——爱心。你如果要他对着镜头解释自己的行为肯定一点也不会煽情，甚至，他的粗俗会令你大跌眼镜。他一点也不符合我们对爱心的想象。然而他就是这样耗费自己的人生看护着无望的儿子，不令人感动，而且，也并不需要任何人感动。最近一次回县城在芝山看到他们时，发现那个父亲已两鬓花白了。我在心里想，当这位父亲像许多曾经在芝山晒太阳的老人那样最终消失了，这个一辈子只有儿子身份的人还能在芝山出现吗？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后，当我这个每次回家都要去芝山走走的人，也彻底 在芝山的视界里消逝时，是否会有人记住和怀想这个如此钟情于芝山的身影？我答不出来，关于芝山，我并不是每个问题都答得出来。在芝山上，所有的人物和事情都是流动和有限的，只有芝山本身会无限存在，并记住所有过去和将来的事。
解放街的天
对不起，每次听人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的耳朵都会擅自把它改成“解放街的天”，接下来怎么唱，我的耳朵还没想好。接下来，我的眼睛只花了一秒钟就游回了1983年，接下来解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