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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不能，也可以说能！只要不喝酒，就能。他已经有十个月滴酒未沾了。”
“这样说来，现在甚至可以派他当师长了，”谢尔皮林笑了起来，他用笑来减轻所说的话的分量。
“你怎么样，照旧喝一点，还是健康不允许？”巴久克问。
“车祸以后，我戒酒了。医生说，终究受过脑震荡。在这以前，还保持着原有的量。晚上在最后一个文件上签了字，临睡前喝上那么半杯。”
“懂得厉害吗？”
“我不记得了。据说，甩出去大约五公尺才着地的。”
“我不喜欢这种吉普车，”巴久克说。“没有它不行，可是不喜欢。这种车子太危险，听说，我的前任坐了吉普车到前沿阵地，车了开过了头，到了德国鬼子那边——被德国佬用机枪迎头扫射！”
［我看，这跟吉普车没有关系，］谢尔皮林表示不同意。
［怎么没有关系？］巴久克说。［开得这样快，警卫人员都跟不上。听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件事可做得没有头脑。连忙后退，可已经完了！胸部中了十二颗子弹。就这样，他去了，我来了。我和他留下的原班人马一起作战。一个也没有调动。……在那里，在塔夫利雅和克里木有一种牛乳酒味道很好。早在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就尝过。我一到集团军里，马上就要他们早晨和晚上都送牛乳酒来。］
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他回想起在军事委员会的食堂里，不管怎么样，总要给巴久克准备一份酸牛奶。他很少喝酒，只是在兴致好的时候喝一点儿。而且即使喝过了酒，晚上仍旧要喝一杯自制的酸牛奶。
在打仗的时候，每逢巴久克大发雷霆，许多人都以为事出有因，他不会无缘无故冒火的；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原因，巴久克之所以要大叫大嚷地发脾气，是出于一种长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这样对事业有利。
［嗯，］谢尔皮林心里想，［我倒想看看他现在在前线是怎么一副样子。他究竟改变了多少，改变在什么地方？用粗话骂人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秩序越是正常，借故骂人的机会也就越少，而且官兵们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因为仗打得越久，他们心中的负咎感就越少，自豪感就越强。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现在打仗打得出色多了。］
巴久克仿佛顺着谢尔皮林的思路，说出了实际上相同的话。
［我们还在克里木的时候，有时向草原一瞥，就能看见遍地都是没有掩埋的白骨——是四一年留在那儿的。只要你一回想起我们经受过的一切遭遇，就会对人们的忍耐力惊异不止：那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也会对自己的忍耐力惊异不止：你经受了这一切之后，怎么还会活着？看着这些白骨，心里就会想：那时候由于这儿退却，那儿失守，谁没有骂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谁又没有骂过自己！……而现在呢，巴不得能使他们起死回生，把他们拥抱在怀里，可是他们在哪儿呢，……我昨天到过莫斯科，有人对我讲到新的教学制度：从今年秋季起学校里将实行男女分校制。你听说过吗？”
“好象有这么回事，”谢尔皮林说。
他已经听到过这种男女分校的制度，他认为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学习；这对于应征前的军事训练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对军队是有好处的。四一年的创痛记忆犹新：那时有多少人直接从学校应征入伍，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们都没有经过训练，对打仗一窍不通，简直可恨！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巴久克问。
“我赞成这个决定。”
“是的，这些年轻人，”巴久克说，“在战争初期他们使我们吃了不少苦。”
“应该说我们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吧？”谢尔皮林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说出这句话，突然发问，而在这以前，他似乎也是和巴久克一样想的。
“上将同志，您该去透视了。您要迟到啦！”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
护士追上他们，站在他们面前。她年轻、高大，脸庞和脖颈都是鲜红的，她一股劲儿奔过来，差点儿撞在他们身上，感到很不好意思。
“的确，该去啦，”巴久克说，同时把睡衣的翻袖口卷了起来。“看你跑得这样，象一辆坦克……”
他朝她的被白色工作服裹得紧紧的年轻、丰满的身体看了一眼，带着奇怪的怅惘之情，用一种既包含着善意、又有点儿粗鲁的语气说：
［瞧你这个样子！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安置你们啊？］
护士热泪盈眶。由于她的脸色没有马上随着改变，仍旧带着她刚才在巴久克和谢尔皮林面前站定时的那种惶惑的微笑，因此这眼泪显得那样突然，仿佛是对他们心坎的猛然一击，仿佛触及了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的难言之隐。
谁知道她，也许是她突然感怀身世，想到战争结束以后她还会有什么亲人。
［我们走吧。］巴久克对护士说，但脸并不朝向她。
临走的时候，他向谢尔皮林转过身来说：［要是我妻子今天不来，我们晚饭后再一起走走。］
谢尔皮林点点头。
巴久克和护士离开了他，沿着小径并排走去。现在，他望着他们的背影：巴久克身材矮壮，步子沉重，护士和他在一起走，显得更加高大和年轻了。
［真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怎么安置她们呢？］谢尔皮林心里思忖着，同时想起吃午饭的时候要留下一点甜点心给孙女儿吃。儿媳妇今天休假，副官在午休后会把她和孙女儿带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所来。
吃过午饭，在回病房休息之前，谢尔皮林走到疗养院的前厅，在一幅跟整堵墙一样大的地图旁边站住了。地图上用小旗子标志着战线，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已经越过国境，向罗马尼亚推进了一百公里左右。最近几天来，地图上的小旗子没有移动：战局没有变化。
我们的夏季攻势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暂时只有最高统帅部知道，然而根据许多迹象判断，发动夏季攻势的意图是坚决的。谢尔皮林还在医院里的时候就已经看过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上面的语气对军人说来是相当清楚的：不仅谈到肃清我国境内的敌人，还提到解放我们的兄弟——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读过这个指示以后，只消看一看地图就能明白：未来的进攻任务，用军事术语来说，要解决一大片纵深地区。不然的话，斯大林就不会提到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了。
谢尔皮林站在地图前面，多少次用目光估量着西方战线的总部署，同时思考着未来的夏天。
德国人还占领着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象一个巨大的楔子插入北部波洛次克和南部科韦耳之间的我军阵地之中。
不久以前，从友邻部队抽调人员编组了一个新的方面军，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就是属于这个方面军的，它驻防的地段正对奥尔沙、莫吉廖夫和贝霍夫，恰巧是德国人的楔子插入我方最深的地方。
“多半是我们右邻和左邻的方面军将担任主攻，而我们只是助攻，”谢尔皮林心里想。“从地图上看，很难作另外的设想。”
地图有整堵墙壁一样大，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而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时开赴并驻防的地段，看上去象半根火柴梗一样小。严格说来，甚至连集团军司令都不能把司令部的工作地图随身带到医院和疗养院来。当然，可以向总参谋部去要一张，或者派副官坐吉普车到自己的集团军里去拿一张不标明形势的普通地图……反正问题不大。这张地图，和接下去的两张朝东方叶尔尼亚方向的地图，还有一张朝西方包括莫吉廖夫在内的地图——这几张地图从四一年起就都深深地铭刻在谢尔皮林的记忆里，现在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能说出这几张贴在一起的地图的样子。在这些地方，他起先进行过多次战斗，后来又带领师的余部冲出重围。甚至地图折缝处由于极度磨损而字迹不清的那些居民点，他都能—一背诵出来。
在他的想象中浮现出这幅二俄里缩成一吋的地图，他看到第二张上莫吉廖夫城郊战场的一角，现在他的集团军在他离开自己部队时已开赴那里。当他们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从莫吉廖夫突围的时候，起先穿过森林，直奔勃拉戈维契，然而无法突破，于是折向东北方，朝谢科托沃、德里宾、斯图顿涅茨、靼鞑斯克的方向行进，正好是通过这个地区。
在他的记忆里，三年战争中的一切经历和遭遇都标记在地图上。将来什么时候，战争中留下来的这些地图没有了，可能会连战争都回忆不起来。
而现在，即使没有这些地图，它们照样都历历在目：莫吉廖夫形势图和莫斯科城郊形势图，是四一年的；夏季形势图，是四二年从顿涅茨向伏尔加河撤退时的；冬季形势图，是斯大林格勒的；春季形势图，是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城郊的；还有一些新的形势图，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防御战开始以后，一张接一张，越来越朝西方移动，直到第聂伯河上游。
现在，除了这些地图以外，马上将会有另外一些新的地图，这是总参谋部测绘局预先印好的。德国人的地图绘制到莫斯科，甚至更远的地方。而我们的地图想必已绘制到柏林。至于在战斗的过程中，生活将在这些地图上标志些什么，怎样标法，我们以后会看到的。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你本身在内。在用分界线把你与左右邻分隔开来的这些地图上，延伸着你自己的生命线——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所指挥的集团军前进的路程……现在这条线在莫吉廖夫以东被一条表示德军阵地的蓝色蛇形防线所切断。在地图上，只消用橡皮擦一下，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要花很大的力气。
命运之神使谢尔皮林重新回到他开始参加作战的地方，这使他不禁百感交集。作为一个军人，在什么地方跟德国人算帐，似乎是无所谓的，只要能算帐就行！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算帐。可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不是无所谓的。
“怎么，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您在看地图吗？反正不会让您提前出院，”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在他背后说。同时他感觉到，这个女人并没有从他身边走过去，而是站在他背后，等着他转过身去。
他转过身去朝她看了看，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产生过的想法重又浮上他的心头：他觉得她很美，同时预感到这种想法将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请准许我向您报告，奥尔地·伊万诺芙娜……”他直视着这个女人说。
“既然是‘报告’，就应该用军衔相称，”她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
“请准许我报告，中校军医同志，我现在主要的不是在考虑未来，而是在回想过去。至于未来，我是把希望寄托在您的明智上面。您不会把一个在战场上多少有些用处的人过久地留在这里吧。”
“您说我明智，真要谢谢您。这话不是从每个病人那儿都能听到的，”这个女人说，同时举起一只漂亮的手，看了看手腕上的男式大手表，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根据我的明智看来，您该去休息啦。”
“遵命。”
谢尔皮林稍稍低下头来，也朝她的带着男式大手表的漂亮的手看了看，并且说：“可有人说，外科医生的手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手拿凿子，一手拿锤子，是吗？”她一本正经地说。“有多少外科医生，就有多少双手。只是我们比其他的人洗得勤些，洗得仔细些，还用热水、肥皂、刷子、酒精，因此，它们的样儿就不总是很理想。不过现在看来还可以，”她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纤纤的手指和剪得很干净的指甲，又笑了说：［因为跟你们这些将军打交道，我与其说是外科医生，不如说是个保姆。简直搞腻了。我要离开这个莫斯科近郊的乐园，请求调到您的集团军医院里去当一个外科主治医生。您看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不是当真。］
［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当真。我们走吧，您还有什么没看完吗？］她朝地图那边扬了扬头。
［马上看完，］谢尔皮林说，［再过五分钟，我保证就去休息。］
［就算相信您吧。晚上请到我这儿来喝茶。我邀请在先，因为傍晚以前不一定能看到您。］
［谢谢，但我是不是到您那儿去得太勤了？］
［随您的便吧，］她停了半响说。
［我倒是很愿意的。］他老实地说。
［那么就不要抑制自己的愿望吧。据说，这是对身心有害的。］她笑了起来，走出了前厅。他知道她现在是到自己的诊疗室去了，于是便走到窗口，看到她在小路上走，大概已经不再想到他了。她急急忙忙地走着。她那戴着浆过的白色工作帽的优美的头不住地左右摇晃着，仿佛她一边走，一边在自言自语，也许是向自己提问，也许是和自己争论。远远看去，她显得还非常年轻，比近看更年轻。
昨天她无意中说，她快四十了。那么，四一年冬天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三十七岁……但那时候她看上去比现在老。
他一直在看，直到这个女人在屋角后消失为止。当他离开窗口，重新回去看地图的时候，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她的倩影。
第二章
午饭后，谢尔皮林久久不能入睡。
他起初想着巴久克，后来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眼睛瞪着天花板躺着、直到午休时间结束。
巴久克跟他见面时那副高兴的样子使他感到惊奇。显然是他把巴久克想得太坏了。巴久克对你怎么会不笑脸相迎呢？虽然你过去对他有意见，但没有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你不习惯做这种事——而是尽心竭力地在各方面协助他：你在他手下竭尽参谋长的职责，从工作出发和他争论，说服他同意你认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在参谋长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也是对他有帮助的。
至于后来你接替他司令的职务——这一点不能怪你，只能怪斯大林。
甚至也不能怪斯大林。被派到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军里当副司令，巴久克当然会感到不大高兴。但也不能算受委屈。何况过了一年，他重新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又是近卫集团军，而且在很好的时刻——发动进攻的前夕。
然而又怎么突然发布了这个任命呢？方面军副司令的作用是不会令人注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看来，斯大林终究没有把巴久克置于脑后。战争拖得很久了，剩下的人屈指可数，没有很大的储备量。况且不久以前光是新编的坦克集团军就有六个。还有几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要派司令。只要你反躬自问，就能记起，你自己也常常犹豫不决：要不要把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长马上提升为师长？当团长是很好的，但担任另外的职务，在另一种规模下，是否能称职呢？
而决定派什么人当集团军司令，更要难得多。有时想冒险提升一个年轻的新人，有时又恰恰相反，认为老马识途。巴久克终究已经担任过近两年的集团军司令。不消说具备各方面的经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有他的勤勉之处，在司令部里待偶税收，每天一早就下部队，我们这儿很看重这一点。巴久克本人非常勇敢，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了这种勇敢的作用；这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成为习惯。任命他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来到了一个很好的集团军里，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有着很好的司令部，很好的战斗传统。他到了那里，开始继续作战，据他自己说，他没有打乱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没有调动人员。这在现在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上面不让调动！战事的进行，完全符合经过周密考虑的作战计划，还得到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从效果来判断，这任命没有错：集团军在巴久克指挥下在克里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许在另外一个人的指挥下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评价战争的难处，因此，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积累了经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巴久克显然也并不例外。但提高了多少？这就是个问题。无论对他、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假如不宽于责己，回顾以下十五个月来自己指挥集团军的工作，那么，应该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各次战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谢尔皮林自己是在十分顺利的环境下接受集团军的。先前已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经验，况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