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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斯托弗罗夫倒没有被打中。他抓起身边靠在车厢上的一支步枪，朝德国兵开起枪来。第一枪就打中了一个敌人，后来知道，还是个大尉军官呢。塔尼雅打死了三个。接着赫里斯托弗罗夫又打死了一个，子弹打在敌人背上，这是德国兵往后逃命时被他打中的。
他们来到的那个前线医院，就是塔尼雅本来要去的地方，但现在她不是到那里去办公事，而是以伤员的身分去治疗了。医院里的人都夸奖她和赫里斯托弗罗夫两个。除了他们确实表现得毫不慌张这一点之外，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自己人，都是医务人员。在这种场合，自己人总是特别受到夸奖的。条令里本来没有规定他们要拿起武器来作战，可是他们却参加了作战，而B表现得毫不慌张！
当医生正在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时，医院院长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老军医，早在上次对德战争时期就在部队服役了。塔尼雅早就认识他了，不过有些怕他。碰到有关伤员后送的问题在公事上跟他发生争执时，她总是竭力克制自己。
老军医平日挺严厉，这一次进来时却显得十分和气，除了缺少一把大胡子之外，活象个圣诞老人。他问塔尼雅要不要在手术前喝一口白兰地，要喝的话，他有。但塔尼雅不想喝。
院长后来又说，他在今天就要为赫里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请嘉奖。
“你已经有一枚‘红旗’勋章了，马上就会有第二枚。你不但保护了伤员，还亲手用自动枪干掉了三个德国兵！连缴获来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张，拿起来就打！”
塔尼雅回答说，她是懂得这种自动枪的性能的。这种枪不错，只是后坐力大一点。她本来还想补充说，当年她在游击队时，曾跟这种自动枪打过许多次交道，拆啦，装啦，射击啦，她都会。但后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点，为的是不要显得她好象不单单是在说枪，而是在夸耀自己的过去。而且，就是不说，大家现在已经把她夸个没完啦。
听到院长说他要给他们申请嘉奖，塔尼雅高兴地想：如果真是这样，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那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女人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她还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女飞行员当中有，但她毕竟没见到过啊。
手术后。女医生指着那块取出来的弹片对她说，她这次负伤，简直侥幸极了。弹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点，就会打穿肺部，向下一点呢，又会打坏肾脏。这弹片就象特意钻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肾的地方似的。必须说，伤势不很重，本来很可能……
“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也会明白的，”女大夫说。她又用钳子夹着那块弹片，问道：“要不要留下作个纪念？”
“谁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说。
三天之前给念念不忘自己母亲的炮兵大尉动手术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大尉当时死在手术台上，塔尼雅也是在场的。
当时女医生曾为那个大尉掉过眼泪，而现在呢，由于塔尼雅这般侥幸，她又为后者感到庆幸。
当医生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侥幸呢；那时她想起了那个大尉，并且这些天来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医生给她动了手术，却没有给她包扎头部。她的头在车帮上碰了一下，不过在鬓角下面擦掉了一块皮。医生把创口洗干净，上好药，再在上面贴上硬膏。
动完手术稍事休息之后，院方就用一辆救护车把她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后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伤员一起经过的这条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罗斯里亚科夫手下工作时就已熟悉了。后来她又经常亲自在这条路上进行检查，看伤员是否及时后送。
事实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她在战争期间所担任的全部工作，几乎就在于保证这条路能畅通无阻。而今天，她作为一个伤员在这条路上经过，感觉到这条路比她当医生时更为漫长。
到达集团军第二梯队的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卫生科长，看过她随身带着的病史后，对她说，根据伤势来看，虽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线的条件，但可以设法把她留下来，不出集团军的范围。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考虑一下，再过半小时就要把伤员送到飞班车去，到那时候就已经……”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不说也是够清楚的：如果卫生飞班车把她送到方面军医院，再从那里转送到医务人员叫作“内地医疗基地”的话，那么，除非等到完全恢复健康，是不会很快让她回到这儿来的。
卫生科长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因而准备破格对她进行照顾。当塔尼雅如此坚决地拒绝留下来时，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刚负伤的那会儿，塔尼雅想的是别的事。一方面，她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她又为死者感到难受。出事前，她同卡车司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所以对他的死特别感到难受。她想的是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一切。直到后来，在动过手术已经上路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才不去想BW的事，而开始去想负伤之前的事儿了。
这就是她说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句话的原因。不过，既然说出，就应该做到。在动身上卫生飞班车之前还留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决不能改变主意。最要紧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现在不要立即改变主意，再过一会儿，等到坐上了到后方去的车，即使要改变主意，也已经晚了。
我的老天爷，塔尼雅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今天！她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事情毕竟发生了，好象她请求命运作出这样的安排似的。过去她没有请求将军把自己从这里调到任何一个别的集团军里去，却听凭命运去摆布了。而命运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安排，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只叫她负了伤。“伤势不很重……”
她忧郁地想起了辛佐夫和他军便服上的六条负伤的标志：三条是红色的，三条是金色的。总共不过半天之前，在别列津纳河的渡口，辛佐夫把她拉到怀里，吻了吻她，他还想再吻一次，而她却避开了，说“这里不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在他的军便服右首口袋上面的这几条负伤标志，正好在她的眼前。她甚至还数了一数，虽然她明明知道是六条，而不是五条或
七条，还知道这六次负伤中的每一次各伤在哪里。她不仅听他讲过，而且亲眼看见过。她还亲手摸过他的伤疤：第三根肋骨上边的伤疤，是第一次负伤留下的痕迹；头发底下的伤疤，是第二次；背部从脊椎到胯股上的伤疤，是第三次。这次伤势最重，差点儿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伤疤也最大。这几次是他在遇见她以前，说得确切些，在他们共同生活以前负的伤。至于他的手，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她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了，”她怀着悲痛的心清，不出声地重复说。
塔尼雅知道，在所有这十一天进攻的日子里，齐娜依达都在补给站工作，在那里编组和发放卫生飞班车。派她到那里去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既有男子般洪亮的嗓门，又有女性的、对伤员体贴关怀的柔情，正好适合做这项工作。在那个站上，人们匆忙地把刚卸完运到前线的物资的空车编组好，在这些空车里装上事先准备好的铺板、床垫和被子，再挂上餐车、换药车厢和医务人员的专用车厢，随即毫不耽搁地打发这辆列车离开前线，把伤员运送到分类后送医院去。
齐娜依达做的是组织伤员上车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说她最善于同军运铁路员工打交道。
塔尼雅知道齐娜依达今天也一定在补给站上，但她还是问了问卫生科长，巴雷舍娃医生是否在那里。
“她总是在那里的，你准能见到她。”
在站上，她很快就看到了齐娜依达。她从远处喊了一声，但声音太轻，齐娜依达没有听到，飞快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还在同一个大尉吵嘴。
第二次见到齐娜依达时，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塔尼雅已经躺在加温车厢里靠近车门的铺着干草的床垫上了。她请求把她安置在靠车门的地方，以便车子开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即使车门关上了，哪怕从门缝里看看也是好的。
塔尼雅生怕就此见不到齐娜依达了，但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也终于没有发生，因为齐娜依达总是要把所有的加温车厢从尾到头逐节巡视一遍，检查伤员是否安置妥当。
刚才专门有一辆汽车送来一个飞行员，于是，卫生兵就把其他伤员挪动了一下位置，把他安插到这节加温车厢里来。
塔尼雅听到了齐娜依达的声音。齐娜依达还没有走到他们这节车厢跟前，就在老远的地方问：“是不是照我说的那样，把飞行员安置好了？”
有一个人回答说：“安置好了。”
“这样行吗？”齐娜依达走到车厢跟前，问躺在塔尼雅身边的飞行员。
“谢谢，”飞行员说。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齐娜依达说，同时看到了塔尼雅。齐娜依达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仿佛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但是使她感到惊异的，倒不是塔尼雅负了伤，而是她躺在这节车厢里。塔尼雅负伤的事，她已经都知道了，并且作了安排；把她的床位放在火车头后面的第一节车厢里，靠近医务人员，但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搞错了。齐娜依达先发了一通脾气，而后才吻了吻塔尼雅，带着歉意说，现在已经来不及掉换了。
“就这样已经很好啦，”塔尼雅说。
“这段路不长，明天一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她安慰塔尼雅说。接着，突然又问：“你干吗不留在我们的医院里？他们会答应你的。”
“是我不愿意，”塔尼雅说。
医院里给她动过手术、包扎好以后，又给她穿上了军便服，因为她的伤势允许这样做。因此，她写给辛佐夫的那封信，还照旧放在口袋里。
现在，在她负伤之后，她已经不想把这封信毁掉了！现在她感觉到，在渡口的那次见面时间太短促了，可能辛佐夫没有完全听懂她的话。应当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要不然，他会更难受的。信既然写好了，那么，最好还是让他读一读这封信……
“医院里已经给我来过电话，把你负伤的事告诉我了，我跟他们是有电话联系的，”齐娜依达说。她好象是在解释，为什么一句也没有问起塔尼雅负伤的事。“你不该不留在他们那儿。好吧，到了什么地方，马上写信告诉我。”
“好的，”塔尼雅说。
说罢，她解开军便服口袋上的纽扣，取出那封信。她忽然觉得，她做这个动作是那样费劲，这才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
“请你交给辛佐夫。”
“就是那封信吗？”齐娜依达问，虽然她已经看到确实就是那封信。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到了现在，塔尼雅还要把早就写好的那封信寄给辛佐夫，要知道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负伤，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啊！
“请你交给辛佐夫，”塔尼雅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什么事？要不要再在信封上写上几句？我给你铅笔。”齐娜依达在图囊里翻寻起来。
“不用啦，”塔尼雅说。“你再带个口信，就说我伤势不重，他会相信你的。”
虽然齐娜依达很不乐意把这封早就写好的信转交给辛佐夫，但她无法推辞，只能把信收下，没有再说什么。她只叹了口气，再吻了吻塔尼雅。这时候已发出了开车的命令，随车的卫生兵从里面关上了车门。
“喂，大叔，别关严，开一点儿吧，”飞行员说。
“这是规定。”
“规定又怎么的，里面气闷嘛。”
留着口髭的卫生兵听从了年轻的飞行员的话，因为人家是飞行员嘛。他没有把门完全关上。所以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塔尼雅又一次看到了齐娜依达。
齐娜依达同塔尼雅谈话的时候，装得一点也不在乎，现在却站在那里抹眼泪。她不知道，塔尼雅看见了她。
加温车厢慢慢地移动着，从半开半关的车门旁闪过齐娜依达、卫生兵和铁路员工的身影，闪过刚从这些车厢里卸下来的一堆堆炮弹，闪过打坏了的给水塔和同样是打坏了的砖砌的亭子，亭子上写着的“开水”两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医院里为塔尼雅作了医学文献上所谓的“初期处理”之后，她就动身到后方去了。在她左右两旁躺着的，也都是同她一样的伤员。
象这样乘火车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初次负伤后。是乘飞机到大后方去的。不过乘的不是卫生部门使用的“Y—2”，而是普通飞机。她待在驾驶室里，在飞行员的背后哆嚷着。现在是她生平第一次乘飞班车，她的身边也有一个飞行员，不过是负了伤的。
塔尼雅俯卧着，因为这样要舒服些，可以减少背部的疼痛。她透过加温车厢半开的车门，眺望着缓慢地从旁驰过的大地。
这片大地忽而生气勃勃，忽而死气沉沉，忽而又生气勃勃；忽而是弹坑和挂着锈铁丝的木桩；忽而是碧绿的田野和远方的森林，以及从森林上空一直延伸到车厢顶上的暮色苍茫的天空；忽而是丢弃在路旁的烧得面目全非的车厢、被炮弹掀掉了顶的破败的路亭、烧毁的民房的烟囱；忽而又是直奔铁路而来的小烨树林，树木枝叶茂盛，就象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
这一切有些象她自己的生活，确切地说，有些象她对自己生活的感受。她想起来，齐娜依达收下她这封早就写好并封上了口的信时，脸上露出疑虑的神色。她想，齐娜依达会把信拆开来看的。她这样做倒并不是因为好奇，尔，她不是一个好奇的人，而是因为，她总是要想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尽可能好些。而如果她拆开来看了，她可能会自作主张，认为还是不把信交给辛佐夫好，就不交给他，却不知道他已经知道这同事了。
塔尼雅的想象中突然浮现出这样的图景：自己又同辛佐夫在一起了，她没有负伤，她还在集团军里，他们又相会了。辛佐夫用她十分熟悉的、异常镇静的语调同她谈话——他在竭力克制自己时，总是用这种语调说话的。
“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难道不能等到我们进攻结束之后再告诉我吗？”
“可进攻结束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不会永远进攻下去……”
“可我怎么能不把这些事告诉你呢？我应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
“那为什么只我一个人应该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应该知道，而你却不？”——她心里对那些假想出来的他的提问是这样回答的。但她的回答并不是在同他对话，而只是个人的默想；因为即使在假想的谈话中，她也不能这样明确地回答他。她只能独自想想而已。
“这是说，你决心离开我了。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在她假想出来的这场谈话中，他又大声地问。
她也同样大声地回答，语调傲慢甚至粗暴：“我打算怎么办？我要嫁人。我的合法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你呢，现在反正不是我的人了。”她又说了一遍：“我要嫁人。”
最奇怪的是：此刻，她不是把上述这番挑衅般的话仅仅当成一种假想，而是真正考虑到了这一点。她认真而又绝望地思索着，似乎这番话突然在她和辛佐夫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堵墙把他们互相分隔，既解救了她，也解救了辛佐夫，接着，她就闭上了眼睛，躺了几分钟，不再去看加温车厢的车门了。
等到她重新睁开双眼，重新看到在铁路旁边飞驰而过的林边绿树时，她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刚才设想的一套解救办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解救的办法。
“无论如何，我内心还是希望：如果找不到玛莎的话，我又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的，我是这样希望的。这有什么关系呢？谁管得着？要是我在出院之后，马上请求把我调到别的方面军去，调到别的集团军去，同他分开来，二个人单独待在别的地方，直到战争结束，那么，谁也没有权利再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了。谁管得着我心里在想些什么……要是我不跟他在一起，要是我自己不同意跟他在一起，那么，我内心所抱的这种希望，就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了！”
她回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