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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方面军司令部，在李沃夫使用的一所小木房前面停下来，正好是午夜一点钟，没有迟到。
扎哈罗夫脱下军大衣，把它丢在吉普车的座垫上。
“你睡觉的时候，把它盖在身上。”
他用左手擦了擦右手——右手一路上握着吉普车的前支杆，被寒风吹得冻僵了。他向站岗的自动枪手出示了证件，走上台阶，推开了门。
桌子后面，有一个胖胖的上校靠在墙上睡觉，他用一只肥大的手撑着胖鼓鼓的脸颊。此人很久以来一直是李沃夫的副官，同时又是为他办现重要公务的军官，象尾巴一样，跟着他从一个方面军转到另一个方面军。
“他在这样一个坐不不定的首长手下办事，怎么还能保养得这样肥胖呢？别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扎哈罗夫看到这个题造的上校，心里思忖着。他恶作剧地叱喝了一声，使那个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奉中将之命来到！请报告……”
上校吓了一大跳，眨巴着浑浊的睡眼，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用不满的口吻说，李沃夫同志在司令那里，还没有回来。他不按照军队的规矩——用军衔和职务称呼自己的首长，而是称他“李沃夫同志”，并且习惯地使这个称呼含有一种独特的意味：他的首长现在是中将，但“中将”这个称呼还不及他过去和现在一直保持着的“李沃夫同志”这个称呼来得有意思。
上校隔着桌子和扎哈罗夫面对面站了一会儿，最后似乎对他让了步，朝门那儿扬了扬头：“进去吧，在那儿等着。”
扎哈罗夫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让门仍旧开着。他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他从上校的语气中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人犹豫不决的心情
他把房间打量了一下。上一次李沃夫接见他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邻村的方面军政治部：在那里突然想起了要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就把他叫到那里去。
这个房间相当宽敞，圆木的墙壁很干净，也许特地洗刷过。墙上什么也没有挂：既没有房东留下的旧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房间的一角，从地板到天花板，用一大块拼接起来的军用油布遮挡着。其余的部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只保险柜，靠另一堵墙，还有四把椅子。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桌子上面，放着一本新的大拍纸簿、一枝粗的红蓝铅笔和一个眼镜盒。既没有文件，也没有地图。
当然，这桌子是办公桌，有抽屉，大概文件和地图不是放在抽屉里便是放在保险柜里，因为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现在主人不在房间里，这些东西也就不放在外面。
扎哈罗夫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就坐下来，他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集团军军事委员，而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待接见的来客。
这椅子是一般办公室里用的硬板椅，漆成黄色。它和靠墙放的另外三把以及桌子旁边的一把式样相同。桌子也同样漆成黄色。
扎哈罗夫心里想，这些东西大概是李沃夫随身带来的，从一个方面军带到另一个方面军．大家都知道，李沃夫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能待得长。
那个用六块军用油布拼接起来的有铜圈的帷幕，多半也是他随身带来的。帷幕后面是什么呢？大概总共只有一张行军床和一只手提箱。
不知什么缘故，在想到李沃夫的时候，觉得他会把这张办公桌和这些椅子随身带来带去，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除了一只手提箱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即使这只自己的手提箱和行军床，他也用帷幕遮起来不让别人看。生怕他们想到，他象所有的人一样，也要在行军床上睡觉，也要在手提箱里放干净的衬衣。
看了这个房间的陈设，甚至不需要贴“公家重地，非请莫入”之类的字条，谁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扎哈罗夫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心里在思索着李沃夫给他的至今还不甚分明的印象。
关于李沃夫的传闻他听到过很多，有一次在远东，他还被李沃夫召见过十五分钟。但那一次见面不能算数，因为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实际上，他们真正相识是在这里前线，特别是不久前李沃夫在他们这个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开始的。
这三天内有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可以理解，也有的不易理解。李沃夫深夜把人叫去谈话——刚刚睡着而突然被叫去的人们，眨巴着睡意朦胧的眼睛，在这个彻夜不眠的首长面前感到内疚。其实，如果通盘计算的话，大概他们不会比他做得少，也不会比他睡得多。
唯独巴斯特留科夫大概预先摸到了李沃夫的脾气，白天睡大觉——亏他睡得着！———夜里精神抖擞。
当然，严格地说，在战场上是不分昼夜的。必须时刻准备着。如果确实需要，当然应该这样。然而扎哈罗夫觉得，李沃夫喜欢把人家搞得很紧张，不管有没有必要。仿佛他们在战场上还不够紧张似的！
在前线，李沃夫曾多次爬到前沿阵地，这在不同的情况下使扎哈罗夫产生不同的感觉。在一个团里，李沃夫不仅走遍所有的前沿阵地，而且还爬到了战斗警戒散兵坑，爬到最前面一个坑中的最前面一个士兵那里。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做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听到了反映，那里已经两昼夜没有送热的食物去，甚至干粮也没有了。于是他亲自爬去进行调查。有一个连里，情况确实如此。这样一来，连的司务长就被送交军事法庭，政治副团里遭到训斥，政治副师长和扎哈罗夫本人都感到脸红……
但在其他地方，李沃夫爬到前沿阵地去却不知为了什么。他爬来爬去，仿佛想挑选一个突破口，了解敌人的前沿阵地。而实际上他既没有挑选，也没有了解，又没有询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是爬来爬去，毫无必要地拖了一大批随从人员——从政治副军长到政治副团长。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生命安全吓得面如土色。他这样爬来爬去，仿佛想以此椰 他们；他不来，他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现在他来了，他们也不得不来！而实际上，在必要的时候，即使他不来，他们也常到这里来。
他在堑壕里和很多人谈过话，有时谈得很久，特别是在德国人发现动静而开火的场合，仿佛想以此来考验周围的人。他了解到士兵们把马合烟放在口袋里，烟叶都弄碎了——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就命令后勤部门立即缝制一些烟荷包。然而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一句亲切的、有人情味的话。一句也没有说。
也发生过一些使人难堪的小事。他在他们的集团军里总共只过了三夜，有一夜是在前沿阵地过的，这当然很好。然而他随身带来了一个卷成辊状的薄得象坐垫一样的床垫，并且吩咐把这个床垫和自己的床单、被子铺在已经替他准备好的被褥上面，这就没有必要了。不知是怕虱子，还是认为集团军里不会给他准备一床干净的被褥……他从来木和人一起喝一口酒，好象拒人于千里之外。主要是他的什列约夫，就是那个上校，不仅为他带了一个热水瓶，还带了一只供他专用的杯子，又用油纸包了一些供病人吃的菜丸子和另外一些专门为他准备的东西。但尽管这样，他却善于在大白天趴在泥地上爬到战斗警戒散兵坑……
扎哈罗夫看了看表——他已经等了三十分钟，——把李沃夫的房间又打量了一番。这房间似乎表明，它的主人除了交给他的任务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在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的同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加弗里林讲到李沃夫的妻子的事情：李沃夫的妻子并不年轻，甚至可以说已经上了年纪，在方面军的一所医院里当配方处主任，曾经到丈夫那里来过几次。从这个医院到方面军司令部大约有四十公里。加弗里林从旁人那里知道，李沃夫的妻子第一次是搭了顺路的汽车来回的。后来他顺便问起李沃夫：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李沃夫的车没有空，可以另外找一辆嘛！可李沃夫回答说：“我不给她创造特殊条件。让她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来吧。”“解决的办法当然有，”加弗里林含笑对扎哈罗夫说，“经过这次谈话以后，后来的几次我只得派自己的汽车去接她——终究人非草木啊！”扎哈罗夫听了以后，当时就想到，现在重又想到，李沃夫的这种过分拘泥小节的表现有点装腔作势，他处心积虑地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把一切细小问题提高到原则上来无情地攻击别人……
“您好，扎哈罗夫同志，”扎哈罗夭听到背后李沃夫的声音。
李沃夫走进来，随手关上了门，赶忙把手伸给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扎哈罗夫，然后走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搬一只椅子坐下来，我们谈谈。”
扎哈罗夫搬了一只椅子，放在桌子前面，面对李沃夫坐下。
“今天我回想起来了，我和您在哈巴罗夫斯克见过面，”李沃夫说。
“在我们集团军里待了三天也没有回想起来，现在倒突然回想起来了，”扎哈罗夫心里想，“大概看过了我的档案材料。”
于是他朝角落里的保险柜瞟了一眼，仿佛他的档案材料一定就放在这只保险柜里。
“一九三八年五月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见过我，”扎哈罗夫说，“那时候您召见过我们很多人，我以为您已经忘记了。”
“不，没有忘记。那时候关于你们的命运的问题是相当令人注目的。”
扎哈罗夫一句话也没回答。
“一开始就谈这些干吗？有什么目的？”他心里思忖着。“要提起过去的关系，完全可以谈其他的事嘛。也许他是想强调指出，那时候我的命运操在他的手中吗？在我们这些人中间仿佛已成默契，尽可能不提那些使我们感到痛心的事情。但是他却偏偏提了。显然，他并不感到痛心。”
“要喝茶吗？”李沃夫问。
“谢谢，刚赶了路，喝一杯也好。”
“什列约夫？”李沃夫用高而失的嗓子朝门外喊了一声。
门一开，马上就出现了胖上校和他的睡意未消的白脸。
“准备茶，”李沃夫说。
上校出去了，随手关上门。
李沃夫把拍纸簿移到身边，从桌子上拿起铅笔，用蓝笔在拍纸簿上写了个数目字“1”，又加上一个括号，但其他什么也没有写。
他有着一张瘦瘦的三角脸：尖尖的下巴额儿，宽阔的前额，上面是一头浓黑、粗硬的卷发。
现在，当他坐在那儿，垂下沉重的眼皮，眼睛望着拍纸簿的时候，从他的眼皮上，从眼睛旁边的皱纹上可以看出，他年纪已经不轻了，而且一脸倦容。
“他比我大十二岁，我早已有了白发，而他还是一头黑发，”扎哈罗夫心里想，同时看了看李沃夫的光光的鬓角——大概今天他刚理过发，——在他的鬓角好容易才能发现几绺白发。“那么第一点谈什么呢？”
李沃夫把目光从拍纸簿上抬起来，朝扎哈罗夫看了看，似乎自己也没有决定，第一点谈什么，第二点又谈什么。
现在，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上去要年轻些，不象个五十八岁的人。他的眼睛并不看着扎哈罗夫的眼睛，而是稍高一些，看着扎哈罗夫的前额。似乎他感到兴趣的，并不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而是藏在前额后面的思想——这是必须知道的。
“切尔年科，”李沃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他并不说下去，眼睛看着拍纸簿，用蓝笔在数字“1”和括号后面写了“切尔年科”这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问道：“您对他的看法怎样？”
旅级政委切尔年科，现在是上校，自从来到集团军以来，在扎哈罗夫跟前已经工作了足足两年了。四二年，正在撤退的当儿，他来接替牺牲了的政治部主任，第二天自己也受了伤，颈部被子弹打穿了，但他没有下火线。在这两年中，后来又受过两次比较轻的伤，两次都没有下火线。
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了解得很透彻，了解他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勇敢，粗暴，急躁，很讨厌动笔，善于用最简单的几句话鼓舞土气，不善于有计划地使他们领会某种含意深刻的指示。切尔年科在战斗中是不知疲倦的，而在战斗间歇的日子却很懒，而且在前沿阵地上有避开首长的习惯。
扎哈罗夫认为切尔年科虽然有严重的缺点，却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轻易地把他撤掉，但很难找到代替的人。
假如在扎哈罗夫而前的不是李沃夫，而是另外一个能够理解一个人身上可能既有特殊可贵的优点、又有特殊严重的缺点的人，那么，扎哈罗夫按照自己的性格，会把自己对切尔年科的看法全部讲出来。然而依他看来，李沃夫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因此他怀着戒心，冷淡地回答说，切尔年科是称职的。
“完全称职吗？”李沃夫问。
于是他开始列举切尔年科的罪状：不注意集团军报纸的工作，不理解它的重要性，把许多工作都推给副主任去干，甚至最近一次根据五一二号指令召开的政工会议他也不亲自主持，而是把工作交给了副主任，自己却在集团军的后勤部门闲逛。对政治汇报很不重视，有时自己不看就签上了名，有时把反面材料都勾去了，据他看来，这些材料是无足轻重的，而实际上却很能够说明问题。
扎哈罗夫一边听，一边在想，那天夜里巴斯特留科夫在李沃夫那里坐了两个小时，可没有浪费时间：不仅把自己上司的罪过向李沃夫—一细述，而且还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大作——后来被切尔年科大加删节的政治汇报草稿。
“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那是确实存在的，中将同志，”扎哈罗夫完全知道李沃夫不喜欢人家称他中将，而喜欢称他“李沃夫同志”，但他不想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但关于在后勤部门闲逛的事，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是在后勤部门闲逛，而是得到军委的同意，去参加后勤人员对付冲过来的坦克的演习。他自己和他们一起坐在堑壕里，向他们证明，这并不怎么可怕……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他工作中的缺点，我去和他谈一次话，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称职的。”
“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很好，”李沃夫说。“那些一下子就改变自己意见的人，我并不尊重。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应当，出于固执，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在我所列举的事实中您目前只反驳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中将同志。三枚‘红旗’勋章，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如果说他至令还没有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那么，这是因为对政工人员一般很少授予这种称号，这您自己也知道。要不然，他早就得到了！集团军领导上曾经提出过申请。在战斗的时刻，他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在最危险的地段。事实可以为他作证。”
扎哈罗夫知道，李沃夫是一个看重勇敢、蔑视懦怯的人，因此，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认为李沃夫是难以反驳这些话的。然而李沃夫却反驳说：
“也有这样的情况，扎哈罗夫同志，看上会所有的事实似乎都说明某一个人的优点，但他仍旧不能算称职。如果把他调任别的职务，这些同样的事实将具有另一种价值。您可以考虑一下：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是不是更恰当些？这样他可以更接近前沿，也可以摆脱那些他不能胜任的工作。他的职务，可以另外派一个人担任。或者我们给，或者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
关于“我们给”，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至于“在你们自己那儿找一个，会找到的”，那么，在什么地方找，找到谁，都是非常清楚的。找一找，结果一定会找到巴斯特留科夫。
当然，如果把切尔年科调任政治副军长，他是不会感到难受的。他会很好地打仗，心里也不会感到什么委屈。然而让巴斯特留科夫接替他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可不敢赞同！
“别的事情还可以商量，可这绝对不行！”扎哈罗夫心里打定主意。“死也不答应！嘿，真有你的，已经在首长面前叽叽喳喳告了一大状！”他想起了巴斯特留科夫叽叽喳喳的单调的声音。接着说：“中将同志，副军长我们已经有两个了，两个都很称职、而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据我看来，也是称职的。我看不到有调职的必要。”
讲这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白，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他明白，如果李沃夫现在能够不征求你的意见就撤换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如果切尔年科不仅有缺点，而且还发现某种可以把他一下子拉下马的事实，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