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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关口，但一时间男权轴心地位并未出现根本的动摇。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她们首先得摊上一位才能出众、卓尔不凡的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环都休想摸着。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英文名为查理）出生于广东文昌，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丰富的阅历使宋嘉树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从革新政治入手，他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毕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抱有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好感，并将它视为放之四海皆可行的真理。这样一个人，作为公民，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作为父亲，他绝对不会听任子女重蹈前人的覆辙，去走那条又黑又险的老路，做稳奴隶，或欲做奴隶而不可得。
宋嘉树头脑发达，精力充沛，性格耿直。1886年初他作为传教士回到上海，由于与教会首领林乐之多有龃龉，很快就烟消了传教的兴趣，转而经营实业，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宋嘉树几乎没怎么劳心费力就成了百万富翁。有了钱，他没急着奢侈享受，而是给子女提供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教育，先后将六个子女送去美国留学，这其中便有宋氏三姐妹。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主张男女平等，他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出洋求学的女子是江西的康爱德和湖北的石美玉，早在1892年她们就留学美国。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女学》中盛赞康、石二人学业、品德优秀，称“虽西域耆宿，犹歆羡之”。宋嘉树得风气之先，也不甘人后。1904年，他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飘洋过海，去美国南方乔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三年后，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
宋美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学业门门优秀，其热忱活跃的性情广获人缘，比腼腆羞涩的二姐庆龄更得老师和同学的好感。在三姐妹中，她美国化的程度最深，学历也最高，获得过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的文学博士学位。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其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对于女性而言，在一生中，恋爱和婚姻往往会起到决定作用，影响也更为深远，在男女平权意识较为淡薄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情况自然更是如此。宋美龄的初恋男友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刘纪文，此人生得一表人材，谈吐幽默，文才出众，喜欢摆弄照相机，而且技术堪称一流。他曾创作了一首赞美诗赠给宋美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世界少不了女人/如果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一百的美。”表面看去，他意在赞美全体女性，实际上是专讨宋美龄的欢心。当时这一招算是搔中了痒处，宋美龄舒卷的情怀欣然接纳了这位英俊潇洒的才子。暑假期间，他们结伴同游，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大峡谷，在好莱坞影视城，玩得十分尽兴。应该说，作为恋人，作为旅伴，刘纪文都是上上之选，跟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沉闷，更不会无聊，他总有逗人开心的高招，一旦照相机派上用场，宋美龄顾盼生辉的美貌就会为更多的人所欣赏，连全美家喻户晓的《明星报》也刊登了她的玉照。
还是张爱龄的那句话说穿了男女恋爱中最隐秘的心思：“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宋美龄喜欢刘纪文，却并不崇拜他。宋美龄攻读英国文学，喜欢《亚瑟王传奇》，对亚瑟王的助手墨林尤为激赏，因为他是言出必中、法力无边的预言家。宋美龄还喜爱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莫非现实中就没有超级强者？刘纪文温文尔雅，浪漫多情，聪明幽默，但他只算轻量级的“拳手”，根本做不了重量级的“拳王”。宋子文极力促成小妹与刘纪文订了婚，但有时候订婚与结婚之间仍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宋美龄曾对二姐说过“非英雄不嫁”的话，刘纪文的黯然出局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及至美龄回国，大姐夫是孔祥熙，二姐夫是孙中山，个个都是人中之龙，以她不肯服输的心气，在婚姻上更不肯低调处理。当年，她放眼国中，堪称铁腕强人、够格做她夫君的惟有蒋介石一人。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初次见到宋美龄，她超凡脱俗的美貌、丰韵、教养和才智，再无第二位待字闺中的美女可堪比拟，更别说能出其右。蒋介石绝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惊鸿一瞥的胆小书生，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这位大美人为妻方为当今第一豪杰的雄心。再者，除在感情上的爱慕之外，蒋介石的权力野心也推波助澜，他深知孙中山和宋氏家族这双重背景意味着什么，无论为积累政治资本着想，为开拓事业前途着想，还是为追求人生幸福着想，他都决心铆足心劲往前冲。当时，蒋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对他拒之于千里之外（她是位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欢以砍砍杀杀为业的赳赳武夫），孙中山的态度模棱两可（一再劝蒋“等一等吧”），宋庆龄坚决反对（她甚至对丈夫说过“宁愿看着妹妹去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蒋某人”的激烈言辞），宋子文当面回绝（他出于友情，维护刘纪文的颜面和利益）。蒋介石碰了好几个硬钉子和软钉子，依然雄心万丈，一定要娶得美人归，成为孙中山总理的连襟，收拾全党同志的好感和敬意。
障碍和利好均显而易见，蒋介石心思绵密，先已察觉到美龄对自己抱有好感。结果，经极力笼络，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便不足为虑，蒋介石只要能获得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太太的首肯，就可以大功告成。而要倪老太太认可蒋介石为女婿，他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摆平一妻两妾，这不难，他略施心计，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侧室姚冶诚脱离关系，送情妇陈洁如去国外“考察”；二是入基督教，接受洗礼，这更容易，无非是走走过场。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三十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之情。
许多人（包括为数不少自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传记作家）通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成色十足的政治联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先生在新版传记《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述，宋美龄曾谈及这段情事，称自己与蒋介石是一见钟情：“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他们首次见面便交换了电话号码，此后纸上谈心，深相投契。1927年夏天，由于国内各党派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就在这个前途莫测的特殊时期，他仍有心投石问路，写给宋美龄的信竟显出少有的感情冲动：“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就难怪了，宋美龄对外界盛传的大姐宋蔼龄的暗中保媒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嗤之以鼻，她曾对秘书张紫葛说：“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做主，与我阿姐何干？”从宋美龄崇拜英雄的感情逻辑来看，她的话显然要比某些传记作家的话更具可信度。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撇开各取所需的政治因素不谈，世俗的评判席从未亮出过高分。蒋介石是典型的登徒子，早年出入秦楼楚馆，流连花街柳巷，患过杨梅大疮，早早地就丧失掉生育能力，然而他手中握有重权，即等于拥有最烈性的春药，又怎么可能改变寡人好色的本性？他与宋美龄结婚初期，私生活确实颇为检点，颇为收敛，可后来（1941年）随着陈洁如归国，蒋介石旧情复发，与之重续前缘。宋美龄察觉苗头不对，自然怒不可遏，将蒋介石臭骂一顿，然后打点行李飞往新大陆，待足半年多，才好不容易消了气。在此期间，蒋介石拿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将陈洁如打发到远离内陆的香港，让她独自守着窗儿，咀嚼黄昏，消磨余生。但此举并不表明猫儿从此茹素，不再偷腥，没过多久，蒋介石便与另一位陈小姐（党国要人陈立夫的侄女）暗渡陈仓。他常去重庆近郊的黄山中学“学外文”，实际上学的都是荒腔野板的鸟语，主要功课则是一晌偷欢。这一次，宋美龄亲自出马，将蒋介石和陈小姐捉双在床。发火？泼醋？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是她的风格，她高傲，自尊，因此再次选择了远远的回避，去巴西那个热情之邦抚平心灵的创伤。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可能选择离婚，因为，一方面她从小就是标准的基督教徒，将婚姻视为神圣的契约，另一方面她自觉母仪天下，有极强的责任感，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令天下人侧目而视。宋美龄晚年曾对张紫葛说：“我年轻时候有点重感情，多次接触爱情。自从进入政治生活，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再也不曾想到别的了。”尽管也有一些江湖版本说宋美龄曾经红杏出墙，与刘纪文藕断丝连，与吴国桢暗通款曲，玩弄空军飞行员，实际上都是无稽之谈。宋美龄有洁癖，对她来说，偷情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倒并非说她从未有过这样的闪念和冲动。她曾向张紫葛坦承道：“我绝不是说，我成了神，我超脱了生物本能。譬如说，我拥抱飞行员、亲吻他们时，也常有本能的快感，甚至闪过性的冲动，但也只是一闪罢了，这是自然的嘛。你不知道，胡说八道攻击我的还多啦！可是，我一概不理。我照我认定的做人标准，勇往直前。我对我自己的行动负责，绝不掩饰，绝不赖帐，更不偷偷摸摸！”她的这番表白是可信的，以她从小所接受的原汁原味的美国教育，为人行事要远比青帮出身的蒋介石更坦率光明。
通常情况下，两个教养程度相差甚远、生活习性也完全不同的人做夫妻，婚姻很难圆满。蒋介石、宋美龄二人，一土一洋，一俗一雅，一冷一热，一恶一善，本不般配，然而他们却达成了高度的互补，其婚姻不只是夫唱妇随、夫贵妻荣那么简单，其中还有互相的欣赏和彼此的默契，因此尽管有过不和谐音，也曾亮过两三次红灯，大体上却可算成功。当然，上帝不欲使人完美，宋美龄也自有宋美龄的遗憾，她一生享有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无限荣耀，却膝下荒凉，不曾享有一个女人理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生幸福。试想，一个母仪天下的女人，自己居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天伦之乐方面缺失了一大块，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而这一遗憾无疑是她心目中的超级强人和盖世英雄蒋介石所赐。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一时间人心惶惶，战云密布，宋美龄不惧凶险，排除阻挠，只身飞赴西北虎穴，上演一出“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广泛的尊敬。大众钦佩她的胆量之余，也终于明白，她与蒋介石同死生，共患难，光有勇气，没有爱情是绝对讲不通的。相比而言，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颇有保留，他从大陆溃退到台湾后，沿袭古代帝王的传统路数，着意培养蒋经国，将大位传子不传妻，这多少有点令对总裁权杖志在必得的宋美龄怫然不乐。由此亦可见出，婚姻是一码事，政治则是另一码事，夫妻爱终归敌不过骨肉情。有人说，宋美龄是一个“香蕉型”的中国人，事实上并不尽然。从她择偶的标准和对待婚姻的态度即可看出她骨子里同样恪守着东方传统，甚至比她二姐宋庆龄更传统。她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相当完备，可她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精神却并未照单全收。在政治上，她看好精英治国，强人掌权，所以她选择了主张家天下的大独裁主蒋介石做她的夫君，并殚精竭虑经营这桩“中西合璧”的婚姻，使之颠扑不破，尽管有时难免显得心劳日拙，但总体而言还算是博得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起初，作为国母，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宋美龄并未接近权力中枢，她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对蒋介石施加影响。1934年2月，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有人讽刺道，这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政治秀，是由于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脏、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自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她的批评切中肯綮：“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冒热气，二姐泼冷水，冒热气的选错了开张的日子，泼冷水的却是看清了严峻的现实。
宋美龄全面施展自己的魅力和才能是在抗战时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以铁的事实和雄辩的语言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军种种灭绝人道的兽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象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省和关注。值得称道的是，1941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同情，最终创立由美国退役飞行员作为龙骨的“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她也因此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竭忠效命，即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蒋介石出访印度，拜会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评选为全美国最受景仰的十大女性之一。1943年7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温和、机智和谈吐风趣给倨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为后来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常任理事国资格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美龄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冒着极大的风险携带补给品奔赴前线慰劳浴血鏖战的将士，“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先后到河南兰封慰问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到河南富金山慰问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到江西九江万家岭慰问吴奇伟的第四军。在上海前线，宋美龄的座车被炸弹掀翻，致使她颅内受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