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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从儿子的教父那里得到了一笔借款，日子又稍稍缓和了一些，他又不决定卖鸡了。他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斗鸡的那一天。妻子问及鸡输了吃什么，上校以直率的口吻回答他的妻子“屎！”
《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 1981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可能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相比美。也有人说，这部作品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事新闻事业所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因此没有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可言。
这篇小说采用平铺直叙的笔调从各个角度来写凶杀的原因和背景，探究造成悲剧的原因，没有详写凶杀的细节，也没有编造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的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这件事，来反映哥伦比亚人的精神文明落后，谴责人们头脑中的盲目仇杀行为。
佩特罗尼奥将军的女儿巴亚多来到一个小镇上，宣称自己是机床车辆厂的工程师，来这里是为了在河水泛滥之前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
这位放荡的年轻人挥金如土，仪表不俗，引起当地各界人士的注意。他又非常能干，机敏待人，因此得到许多未婚姑娘的青睐。在一次海滨游玩中，巴亚多看中了屠户家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他用权势引诱她父母，威逼她答应与他结婚。他的目的达到了，婚礼举行得非常盛大，富丽堂皇。洞房之夜，新郎发现新娘并非是处女，打了一顿之后，当夜送回娘家去。
她母亲觉得无地自容，也拼命地抽打女儿，并把两个孪生儿子叫回，逼问破坏了她贞洁的人是谁，两兄弟性情暴躁，新娘被逼无奈，信口诬指了镇上的一位小伙子的名字——圣地亚哥·纳赛尔。
于是两位屠夫到处扬言，要杀死纳赛尔。纳赛尔的亲戚朋友都把这件事当作耳旁风，谁也没有去告诉纳赛尔。也有人根本不相信镇上会发生凶杀案。包括镇长在内的二十多人知道凶杀快要发生了，但没有什么人站出来阻挠。
果然有一天，两兄弟与纳赛尔狭路相逢，用刀捅死了纳赛尔。然后，“勇敢”地投案自首。法庭经过调查，竟然宣判无罪，两兄弟被称为“好样的”。巴亚多发现妻子婚前不贞之后，产生了厌世思想，离镇远走。新娘安赫拉非常地怀念他，从此不再嫁人，每天都给他写一封信。突然有一天，罗曼来找她，发现箱子中装有一千多封信，一封也没有拆过。
《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这篇短篇小说收在196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特点就是用“影射”的方式进行的隐喻。马孔多镇是拉丁美洲的象征，而格兰德大妈是美国经济入侵势力的代称。
马孔多的女族长格兰德大妈活到九十二岁，临死前她要留一件遗嘱。这天上午，格兰德大妈托伊萨贝尔神父料理后事，同时向守候在旁边的九个侄子安排钱箱问题。一个礼拜前，这所宅院的人就开始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许多不必要的活动都停止了。
格兰德大妈统治森严，她的财产都围上神圣的铁丝网。她的族中只允许近亲结婚，除成立正式的家庭外，男子还可以在外行使初夜权，因而得了一大堆私生子，组成没有父姓的农奴群，格兰德大妈把他们都收为养子。
格兰德大妈从祖父母亲开始就统治马孔多已有两个多世纪。谁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起的家，土地家产有多少，可是大家相信甚至连落下的雨水都归她所有。她的去世将惊动许多有关的人。临终前，大侄子尼卡诺尔让她开一个清单出来，一共写满了二十四张纸。她祖传不动产只有三块封地，到她手中竟变成无边无际的原野，连政府在街上占个地方也得向她交租。她甚至还开出了一张精神财富清单：地下资源、领海、自由选举……一口气说了四十多种，然后断了气。
格兰德大妈的死对社会秩序产生了影响。国家总统发表演讲，表示要把葬礼办成世界一流水平。国际人士与宗教团体也纷纷吊唁。格兰德大妈家人如潮一样，前来哀悼的人堵了大门，但她的尸体只有等待郑重决定后才能处置。几个月后，葬礼隆重举行，场面之壮观，足以载入史册。但谁也没有发现，尸体刚搬走，格兰德大妈的亲戚们就关起大门，拆窗挖墙，分起房产来。现在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片土地上占领地盘，因为，那位唯一有权压迫他们的人已经在地下开始腐烂发臭了。
电影戏剧的创作《绑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以前他也创作或与人合作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绑架》则是1989年在哥伦比亚出版的一部优秀电影文学剧本。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以尼加拉瓜为背景，描写桑地诺民族解放的领导人胡安·何塞·克萨达绑架索莫查政府要员何塞·马利亚·卡斯蒂略的经过。某晚，卡斯蒂略的家里张灯结彩，正在举行盛大的舞会，以克萨达为首的十五名桑地诺民族解放组织成员突然闯入，并以闪电般的速度绑架扣留了卡斯蒂略等人做为人质。据此，“桑阵”代表要求索莫查政府释放十四名政治犯、缴纳五百万美元的赎金、提供通讯工具发表声明以及宣言、增加国民收入，等等。最后，索莫查终于被打跨下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拥上街头、游行庆祝……
报道评论说，这个电影剧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又一成功之作，语言朴实无华，毫不矫揉造作。
1987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主持的“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又决定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七部作品搬上银幕。
在戏剧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部剧作《怒斥薄情郎》于 1988年的 月8 20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塞万提斯国家剧院上演。这部戏剧采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主题，展现在舞台上的是一位妇女痛苦的独白。这位妇女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意识到自己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爱情。
在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格拉谢拉哈拉伊茨·德拉贝拉再现了她丈夫使她遭受的所有不公平。他三心二意、态度冷淡，而最恶劣的是对妻子漠不关心。这实际上是一场谩骂，其余十七个角色都没有一句台词。在全剧过程中，丈夫弗洛罗手持一张报纸遮着面孔，坐在安乐椅中一言不发。
这部剧的上演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卡洛斯·阿西迪亚科诺在报纸上撰文写道：“这幕清唱剧，使人领略到一片绿色风景的温暖，领略到热带地区令人心旷神怡的情调，在一个爱情成为大自然的另一种实质的世界中体会到兴高彩采烈的气氛。”路易斯·马萨斯认为剧本“会引起争论，它写得栩栩如生，充满诗意使作者聊以自慰的是，他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有犯迷糊的时候。”《民族报》的评论家奥斯瓦尔多·基罗加对这部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部肤浅、冗长而又索然无味的情节剧。”马维尔·伊茨科维奇写道：“该剧写得很美，可没有戏剧味儿，因为小说家只注重了台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索利亚诺在该剧上演前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想写一幕从一个女人嘴里道出的谩骂自己的长剧。……也许他在为自己未能成为一名好丈夫的想法所困扰，为他努力创建一个新的小说世界，和作为一名当代作家要得到本世纪的最后一次文学荣誉的诸多不便而心神不安。”
对于这部戏剧的演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也没有看。
报告文学的创作
1985年在促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开始的那家刊物——哥伦比亚《观察家》报，创刊一百周年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报告文学作品《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在该刊发表了。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报纸也同时登载这篇报告文学作品。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共有十章，每天由 《观察家报》和西班牙等国的报纸连载。同时哥伦比亚的黑绵羊出版社和阿根廷、西班牙等国的出版社还出版单行本。
利丁，全名米格尔·利丁，是智利影坛的著名电影导演，五千名流亡国外的智利重要人士之一。皮诺切特政府一直到该报告文学发表之际还将他们拒之国外，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智利的全部国境线都必须提高警戒，防止他们过境回国”。
《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写的就是利丁如何回国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他骗过智利的公安机关，秘密回到祖国，花了2个多月的功夫拍了一部反映智利目前局势的电影。电影胶片长达七千英尺。任务完成后，他又悄悄出境回到以前的避难处。此外，作品中还回忆了海上遇难者贝拉斯科的著名历史。这段历史或事件， 《观察家报》曾在五十年代做过连续报道，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为此事写过14篇的报道，轰动一时。
文学谈话录
《番石榴飘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哥伦比亚另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兼记者普列尼奥·阿普莱德·门多萨的谈话录。该书于1983年1月在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出版。这部谈话录共十四章，具体而详尽地叙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创作实践和社会活动。
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哥伦比亚作家通过侃侃而谈的对话，向读者介绍了他最初的文学训练、所受的文学影响，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以及对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解释。这些来自拉丁美洲的第一手材料极其重要。原因很简单：对于自己的作品，创作家比评论家更具有发言权。作家将谈话录题名为 《番石榴飘香》也另有用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该书中说，精选素材有可能加工提炼出番石榴的香味这是一个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比喻：番石榴系南美洲一种常绿灌木，其果实呈球状或卵形，香味浓郁，可供鲜食或制成果汁、果酱等。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只有经过精心的提炼加工，文学素材才能成为艺术品。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文学对话的普·阿·门多萨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小说家兼记者，曾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法国等多家报刊中担任重要职务。著有短篇小说集《逃兵》、长篇小说《逃亡岁月》等等。
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分别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
《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智利地下工作者利丁》外，还于1986年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并于1986年11月在哥伦比亚《品尝家》报上首先发表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报界表示，他将继续“为了朋友们更加爱我而写作”。
这篇回忆录的第一章 《访罗马教皇》，记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次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会面，虽然不过短短的十五分钟，但是这位前波兰大主教却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印象是，教皇的音容笑貌甚至举止手势都象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著名作家米兰·混德拉，外表和善慈祥，但似乎不太机灵，甚至有点笨拙，因为临别送客时，教皇甚至连自己办公室的门也开不了，后来还是呆在外面的一位助手来解了围……第二个印象是，教皇似乎不仅在梵蒂冈，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孤立无援的，几乎与世隔绝，尤其是与现实中的人民隔绝，因而也令人感到有点可怜。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大恭敬地议论道，这样一位“好好先生是怎么能指望他来祈祷上帝降福人类、维护人权呢？尽管他为了出访墨西哥，还捡起了他曾在中学时代学过的西班牙语，但是一个甚至连第三世界的教徒都会对之产生怜悯之心的教皇，恐怕其威望也是有限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
关于写作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向一位评论家证实，他们那一代人是能够出作家的。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更加喜欢，他在写作中经历了许多的苦乐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样谈他在创作中的感受的：“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刚刚探索到写作的奥秘，心情欣喜愉快，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要负什么责任，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我干完报社的工作，还写上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有时候一口气就写完一个短篇小说。”“现在一天能写完一个大段落就算万幸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写作已经变成一件苦事了”。
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己写作技巧越来越娴熟的情况下，却又感到写作很苦呢？“问题很简单，就是责任心越来越强了，现在我觉得，每写一个字母，会引起更大的反响，会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他成了名，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写作越发地小心谨慎起来。
对于成名之后的许多事他都感到厌烦：“我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讨厌电视、大会、报告、座谈会……”也讨厌采访。
对于写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出了一些成名之作后更是感到焦灼：“除了医学上所说的悠闲恐怖之外，最使我感到焦虑的就是这件事了。但是，我听了海明威的忠告之后，这种焦虑就一扫而光了，他说，只有对第二天要干什么心中有数时，才去休息。”
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不是直接从现实中取材，而是从中受到启迪，获得灵感。我记得，我们住在阿拉卡塔卡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天，我外祖父带我去马戏团看过单峰驼，又有一天，我对我外祖父说，我还没见过冰块呢，他就带我去香蕉公司的仓库，让人打开那里的冰冻鲷鱼；把我的手按在冰块里。《百年孤独》就是根据这一情节开的头。”
构思与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要回答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体会是，他创作《百年孤独》就用了十五年进行构思，写《家长的没落》他想了十六年，而创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去构思。对《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马尔克斯是这样谈它的：“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51年，当时我觉得，还不能用来作为写长篇小说的素材，只能用来写篇新闻报道。可是，那时候，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这种体裁还不太流行，而且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社对这类事情也许不感兴趣。十二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儿子写的一本书中会不高兴，我又犹豫不决了。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考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那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让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万不得已的，这就是这出悲剧唯一真正的新奇之处；当然，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是相当普遍的。后来，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我又迟迟没有动笔。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作案行为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 （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有人认为，一个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要先受一定的磨难和痛苦才可能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说是作家要想进行创作，必须忍饥挨饿，必须经受磨难，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电动打字机，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写作。”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什么样的环境最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那么，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活中是谁和什么读物影响了他呢？“首先，是我的外祖母。她不动声地给我讲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刚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沉稳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写作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
第二个使他成为作家的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