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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紒紞矠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４３００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
“１９３８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紒紡矠
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
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简单、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３０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3）
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也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的东西都说到了。”紒紣矠斯大林一点也没有他喜欢讲的谦虚精神，对自己的著作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从这时起，他已经深信自己不仅是惟一的英明领袖，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这就是在党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实行专权和一长制后必然造成的结果。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描述罗马皇帝提比略生平时要人们相信，独裁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未来，他“早就预见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怎样的仇恨和耻辱”。紒紤矠而斯大林却没有想过这些。他的档案——笔记、决议、信件、照片、新闻影片、讲话速记记录都证实，“领袖”相信他自己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直至他逝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提比略那样的远见，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名望”，想使之千秋万代永存。在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领袖的专制”地位逐渐在众多的个人崇拜活动和“仪式”中巩固下来。例如，设立了斯大林奖学金、斯大林奖金。（１９２５年８月在斯大林参加下通过的关于设立列宁奖金的政府决议简直被忘却了）由斯大林亲自审订的国歌也反映了他在祖国命运中的作用：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
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谢·米哈尔科夫和格·埃尔…列吉斯坦根据领袖的指示创作了国歌歌词，把它送交斯大林。斯大林认真审阅，作了修改。在斯大林档案中保存着这些“笔迹”。
斯大林将“各自由民族的崇高联盟”一句改成“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
第二段四行词作了较多的修改。这段诗最初是这样的：
暴雨过后自由的阳光照耀我们，
列宁为我们照亮未来的道路，
人民的代表斯大林教育我们，
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经斯大林用铅笔改动后的歌词第二、三行词就变成了：
伟大的列宁为我们照亮道路，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
斯大林有点不喜欢“人民的代表”这句话。虽然，如果想想就知道了，人民确实没有选举过他。他成了广大人民的首领、领袖、独裁者，但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仅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立即就同意了斯大林对歌词的这一重大修改，而且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晚上在斯大林住处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谢尔巴科夫也赞成斯大林的修改意见。所以，斯大林不只是“批准”国歌歌词。例如，作者提出的副歌：
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蒸蒸日上，
让我们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
让光荣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保护着你——
斯大林马上就删去了这一段，甚至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大概，他不满意“世界和平”的提法紒紥矠吧？
国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党，但是关于领袖的词却是那么必需……在苏联人民心目中逐渐确立了一个思想——斯大林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体人民的领袖。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就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公开表达了这一思想：“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他热爱人民。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具有领导各族人民进
行斗争的智慧。紒紦矠
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注释者之一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写的《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领袖》。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宁在一起，总是同列宁在一起，总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紓紛矠不过，在这本唱赞歌的书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强调“斯大林对敌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确。“领袖”对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人都毫不留情。
斯大林读这类“作品”时，愈来愈坚信，他不会很快达到命运的顶峰，“赞美”看来是无止境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像赞美他那样赞美过任何一个俄国沙皇！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扮演着绝对正确、洞察一切、权力无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对“领袖”的胜利吹捧得越厉害，人民悲剧的根子就在社会土壤中扎得越深。
在指出所有这些把“领袖”作用绝对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它们也起了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虽然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今天我们知道，人民的团结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但是当时，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特别注意树立对领袖、对领袖的智慧和绝对正确的信仰，这样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尽管３０年代末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国家发展中存在极权主义倾向和“领袖”的独裁作用，但社会及其社会基础还是很牢固的。
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几十年后，虽然公布了大量关于他、关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罪行的材料，还有很多人由于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道德方面的习惯而继续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缔造者、“铁腕式”的英明领袖。我想，这种怀念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秘密”不仅同时间的、年龄的状况（“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偶像）有关，而且首先由于从总书记开始通过宣传、教育、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长期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这样一种信念。因此，对斯大林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那个联系着青春时代的思想的忠诚。过去为这个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献，现在却突然发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象征原来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毕竟是神……
问题不仅仅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个人不可能如此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即使是借助于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影响也不可能。社会实践本身，对一个人进行吹捧的战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关系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领袖的权威才能在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这种体系中，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为加强领袖的权威“效劳”。当然，特别积极“工作”的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是权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换句话说，在“领袖和政党”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偏差不能只归罪于一个人。看来，问题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将党、人民、群众的权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机制。当然，口头上这样讲了，但是同实际脱节、同社会实践脱节。正因为这样，在领袖和人民权威对比关系中出现了变形，为此人民和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给个人崇拜的产生、性质下定义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强调这个人——个人崇拜体现者的主观品质。毫无疑问，主观品质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体的个人的反面品质产生的主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