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承认托洛茨基正确……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而首先是许多代表政治素养不高的结果。后来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大多数居民，而且大多数党员在一定阶段的政治素养不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现在，他们通过革命抛弃了天上的神灵以后，却采取步骤去创造地上的神灵。他们也不知道，天上的神灵是一个象征，它主要要求象征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灵不会满足于这一点，他要求提供骇人听闻的供物。唉，像列宁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太罕见了，在历史上真是太少有了。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养都不高呀！难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不懂得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领袖的“遗嘱”？我想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统一”口号淹没了理智和良心发出的呼声。甚至可以说，对理智和良心占上风的时机也没有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例如，为了抬高新领袖的地位，不仅一再削减、阉割现实的民主，把党变成权力机器，而且在看到人们要公开地、当众地抗议一个人篡夺权力的时候压制他们当中许多人本着良心发出的呼声。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问题在于，要能利用这种良心占上风的时机，就要敢于想问题……不过逆来顺受的心理通常总是更强烈。自由在人们的意识中常常处于像“灰姑娘”那样受歧视的地位。
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那封《信》以后，他曾声明要辞职。如果他的辞职被接受，可能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处在他的地位上都只应该这样行事。但是，这次辞职并不坚决。顺便指出，在２０年代，斯大林曾经两次声明他要辞职。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作了组织处理。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
“我想，直到最近为止，客观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对反对派来说是一种尅星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这样做只会对党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提高了，他在党内成了为统一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派别活动分子的人的化身。辞职要求再次被否决。但是，看来斯大林对这一点已经确有把握，要求辞职暗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2）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２０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个人——当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懂得这组“二重唱”的意图，并且到适当时候就装出这种“安排”使他感到满意的样子。要知道，他力争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问题即政治问题作报告，这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可以说，阻碍实现列宁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这两个政治家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事实上违背了领袖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他们在１９１７年反对过他，而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反对他。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喜欢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说，在革命以前整整１０年的时间里（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７年）他一直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还说什么谁也没有像他季诺维也夫那样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个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很亲近，他也不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确信自己在列宁身后会起特殊的作用。正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作出决定，不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开出来。虽然在党的“十五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上这个文件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在情况通报上发表了，但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看不到这个文件。
在处理这封《信》时表现出来的反民主作风被斯大林学到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课堂上、“班上”教他的东西。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留给过去。但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过去可能进行报复。这两人自己不知道，他们已经播下了过去同将来的冲突的种子。在流血的收获期到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连脑袋都丢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们制服了托洛茨基，对他们就失去任何兴趣了，而十几年以后，他冷静地批准了把他们处死。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有多少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如我们所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
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
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3）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２０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３０号上（印数１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
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紘紣矠。
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
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３０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