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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斯大林对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特卢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鲁德内等人的经济观点很感兴趣，但是他很难领会经济术语、经济规律、经济趋势的错综复杂的实质。这个从未参加过生产、没有闻过春天耕地的气息、连基本的经济政治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最后赞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种商品不足至今还伴随着我们。诚然，斯大林是想在经济学方面弄懂一点东西的。例如，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奥·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一书。大家知道，列宁曾称赞作者叙述了“泰罗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叙述了泰罗制的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⑧斯大林也许就是因此而读这本书的吧？
然而，根据他的著作、便条、意见，而主要的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可以确信，斯大林的经济信条极为简单：国家应当强大，不，不是一般的强大，而是要非常强大。首先是竭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业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实现这一切的途径、方法、手段是最广泛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我们面临的任务愈重，困难也愈多。”《布尔什维克》杂志（１９２６年第９—１０期）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愈来愈重大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会保证我们愈来愈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随着任务的扩大，困难也将不断增多。”这一切同后来的“阶级斗争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这一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公式何其相似！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还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无疑已经有了，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难道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悖吗？
斯大林在阅读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大量发言时感到，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所以有大量看法，不仅是由于其作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而且由于现实情况比布尔什维克原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正确地写道：“……从前我们是这样设想我们的事业的，我们先夺取政权，把一切东西几乎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就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至于某些小小的障碍，我们惩办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事情将远非如此。”⑨
的确，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斯大林在浏览文章、阅读报告和情况资料时感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最危险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这个名字，心里就充满厌恶情绪，这种情绪逐渐变为愤恨。几天前有人告诉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对自己的追随者发表讲话时说，“党内某些新的达官显贵”不能原谅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历史作用。当然，托洛茨基说的“达官显贵”指的就是斯大林。总书记还听到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针对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语。
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渐加强的影响不合这两位“二重唱者”的心意。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尤为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斯大林在给县委书记训练班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加米涅夫关于存在着“党专政”的意见。最后，斯大林在学员们的欢呼声中说，要知道，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公正地说：当时连布哈林也赞同“党专政”的思想。他曾在１９２４年中央一月全会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到两种危险：第一是来自我们机关的集中制的危险；第二是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如果民主走到极端，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而反对派只看到一种危险——官僚主义。他们看不到官僚主义危险背后的政治民主化的危险。但这是孟什维主义。要想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持党专政。”拉狄克补充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专政党。”紒紛矠
但是斯大林批评的只是加米涅夫。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同许多人“作战”。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按顺序进行，即所谓各有其时。当时政治上的两驾马车立即作出了反应。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批评，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指责，说他的批评是“非同志式的”，没有准确反映出“被批评者立场的实质”。斯大林立即提出辞职，这是他当上总书记后的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辞职。这次辞职也被劝阻了……是加米涅夫自己在季诺维也夫支持下劝阻的。斯大林从这件事中感到自己的对手已更加没有信心，他们依旧害怕托洛茨基。总书记再次确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维“反复无常”。单是季诺维也夫那本《列宁主义》就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季诺维也夫是再次企图为自己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为自己同列宁的分歧披上伪装和进行辩护。斯大林是不忘旧怨的人，他以后必定会利用这些事实的。后来，当他对托洛茨基实行惊人的打击时，接下去就该轮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了，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而这些事实应当暂时留着，记录在案，保存起来。下面就是记录在文件中的这些事实：
应当保护我们对临时政府和战争的立场，使之“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规定立即将这一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四月）提纲只字未提和平。因为列宁的建议——“向广大群众说明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紒紜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
斯大林那时就已下定决心：一俟解决了托洛茨基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收拾这些“无原则的空谈家”。季诺维也夫的武断有时甚至使斯大林这个把自己的粗暴变为优点的人也感到厌恶。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全会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争论专页》发言时，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参加争论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作了随意的评价，俨如一个骑兵连长评价自己的部下一样。季诺维也夫自信地说：“皮达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几小时前，在谈到皮达可夫对经济问题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时，季诺维也夫还断然声明：“这不是一个修正案，而是一个纲领，它与好纲领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糟糕的纲领。仅此而已。”谈到萨普龙诺夫，季诺维也夫称他是“富有乡土气的人。他两脚站在地上，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宁主义”。奥新斯基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更多知识分子倾向的代表”。季诺维也夫甚至也没有忘记踢上托洛茨基一脚（这显然使斯大林高兴，虽然这之间没有什么有形的联系）：“当年，当我们来到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得到一份《前进报》，上面载有一篇匿名文章，说列宁及其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刑事犯、抢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紒紝矠
斯大林一边听一边想：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领袖”了。好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饶舌的家伙！当然，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是两年之后，他在争论中彻底摧毁了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例如，１９２６年５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诺维也夫一个例行声明时，给参加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罗米那兹和季诺维也夫本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写道，他“无意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整整八条诽谤言论和一个可笑的声明”。对这些诽谤：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等等，总书记逐条作了斩钉截铁的评价，而对季诺维也夫本人，则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
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自己１７年的著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声明说，不该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教导他必须反对极左倾向。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自己是伟大人物，这当然无需证明。但是，如果要求党也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伟大人物，那就值得怀疑了。
在从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踪遍及俄国各个地区，但是无论是在地下活动中，还是在监狱或流放地，我们都没遇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党内有大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入党早得多、曾为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员。同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在２０年的地下活动时期付出的劳动相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谓著作家生涯算得了什么呢？紒紞矠
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们已经明白，这个“杰出的庸才”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严厉、狡猾、诡诈、坚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对者都将明白这一点，而几年之后，与他共事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全都明白。
读者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作者对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斗争描述得太多了。很遗憾，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历史选择的主要问题往往被“领袖们”的野心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逝世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的斗争，由于个人竞争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化。卷入这场斗争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当然，斗争的背后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对农民的态度、工业化的途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是次要的，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但是，一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野心、个人竞争、好斗的不妥协性，使这一斗争带上了悲剧性质。结果，凡是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被看作是“敌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贯“捍卫”列宁，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那些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捍卫”列宁，——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方针。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没有背离”列宁的观点，至少在２０年代没有背离。情况并非如此。仅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上的错误方针，在党和国家内推行官僚主义管理作风等等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早在２０年代，斯大林就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如果不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就会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情况当然远非如此，而在许多场合绝非如此。
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
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紒紟矠
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紒紡矠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
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