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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当时也在现场，他和杜巴瓦很好地谈了一次。这次谈话有两个两点，第一是保尔清楚了，杜巴瓦是不可能回头的，他是死硬的托派分子；第二是杜巴瓦对保尔讲了一句软话。他说：
〃保夫卡，我知道你没有僵化，也没有成为怕丢乌纱帽而投参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
以上两小节十分重要，我们将稍后再谈。
杜巴瓦在这本书里的结局是这样的：保尔最后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睡眼惺忪〃地走出来，〃脸色灰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浑身散着一股酒气，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
杜巴瓦的〃政治生命〃彻底完结了。他对和保尔谈话感到厌烦，〃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在苏联官方最终定稿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上，关于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的内容，删去了一大半。这些我们可以理解，在斯大林最终得到领导权之后，最希望群众获得的信息，不是表现斯大林和诸多反对派的斗争，而是希望群众知道，斯大林从来就是除了列宁之外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他成为列宁的继承人，是名正言顺无可厚非的。为此，即便是〃根正苗红〃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东西，也面临删节和修改。
但有些东西，是负责政治审查的人所无法预计的。比如上面我们提到杜巴瓦说的话，〃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这句话传达的信息十分准确，政治斗争已经容不下〃夫妻〃两个字了，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划清界限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可以让人认识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多么地变态和畸形。
而杜巴瓦称保尔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似乎也可以作为许多人对保尔的一种普遍认知。这种认知出于对保尔的爱护，他不是不知道党的问题，而是被〃红旗〃蒙住了眼睛。这是一种肤浅化的表现。身在革命浪潮之中，却不知道风雨的凶险，对于保尔这一级的干部而言，是不存在的。相反，正因为他知道风浪的凶险，所以他必须隐忍和等待，像杜巴瓦那样失去〃政治生命〃的事情，不能在保尔身上发生。否则将来的一切事情，他都无缘参与。
而保尔等待的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集体农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说一说这次党内斗争。这次斗争是由1923年12月11日发表了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而引起的。信的名字叫做《新方针》，是托洛茨基写给党的会议的。这封信和后来托洛茨基写的两篇文章，以及一些相关材料，一起编成了一个名为《新方针》的小册子。这一系列的材料主要内容有个：〃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应当〃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清洗机关中的一切官僚主义分子，用新干部取代他们……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应当启用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我们熟悉的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这些材料引起很大范围里的争论，各地纷纷举行各地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对〃左派〃反对派的派别会议。保尔他们和杜巴瓦的这次争论，应该就是其中一部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机关职员以及一些军事组织，在企业中的支持者很少。杜巴瓦他们几个就是青年学生。
我们在书中也看到，保尔和杜巴瓦两派关于党的机关是否已经官僚化，老近卫军是不是已经变质等问题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场斗争是关于列宁去世之后，谁将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争。《新方针》小册子，就是为了贬损托洛茨基的竞争者而出现的。所谓〃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和〃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的说法，实际上是针对斯大林。当时斯大林是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主管机关行政工作，〃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的指向也是斯大林；〃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是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至于启用青年人，则是托洛茨基在拉帮。
与〃左派〃反对派的这次斗争，最终以托洛茨基的失败告终。有意思的是，斗争进行到后期，托洛茨基把话题引向历史问题，希望在历史履历中找到自己是党的二号人物，且功勋卓著的证据。平心而论，托洛茨基的确曾经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且在很多场合受到和列宁一样的崇拜。许多集会场合有祝〃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健康的标语，机关悬挂他们的肖像，歌曲和军歌中赞扬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这次历史问题的追究，却被人翻出了1913年托洛茨基给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的尼·齐赫泽的信件，在信里托洛茨基怀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给予列宁否定性的评价。按理说，1913年的时候，托洛茨基还是孟什维克，作出这样的评价无可厚非。但这些信件被挖出来的时间，恰好是全党在哀悼列宁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问题面前，大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于是，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一下子降到最低点。
当然，要等到托洛茨基彻底垮台，被驱逐出境，直至在墨西哥被谋杀，还有待时日。这也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和斯大林等人交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自此之后，托洛茨基的个人力量再也没有超越过斯大林。
在苏联历史上，对于个人历史问题的追究，一直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手段。确切地讲，这种手段甚至渗透到社会各个环节。在基洛夫被刺之后，恐怖一时的〃大清洗〃正式开张。在运用行政手段对党内外人士进行镇压的时候，历史问题就成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捍卫老近卫军名誉的斯大林，在政权稳固之后，所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彻底清洗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且手段的激烈和残酷，远甚于托洛茨基。
至于杜巴瓦的最终下场，我们可以料想得到。在对托派分子的镇压已经扩大到整个共产国际的范畴，甚至在中国党内都呈现扩大化的情况下，作为苏联地方托派分子的头目，杜巴瓦难免一死，也只能一死了之。
至于保尔，我们很难说些什么。如果他当时站在杜巴瓦一边，那么保尔眼里充满正义的，大义凛然的斗争方式，将全部倾斜到他头上。他的状况不会比杜巴瓦好到哪里去。
六，作者
这个人我跳不过去，我说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我们想象中最接近保尔的人，一个和保尔一样身残志坚、拥有无限力量的男人。他仅凭一部作品，就塑造了几代人价值观中最高尚的东西，让无数的青年人在文化匮乏的年代里，拥抱着身边仅有的几句正确的口号，来保证自己的良知不被时代吞没。当青年逐渐老去的时候，聪明的人回忆自己的往昔，可以心怀安慰地感叹：至少，关于保尔的书是正确的。
他们相信，当愚昧和无知四下横行的时候，拥有这份良知，就证明了自己仍然是清醒的。即便迫不得已，也可以在右手施展暴力的同时，左手悄悄地拉紧良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给自己稍稍带来些许安慰，好帮助自己安然入眠，为下一天的运动做好准备。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苏联所获得的成功，几乎涵盖了所有作家的终身追求。在我手边能找到的资料里，受到保尔·柯察金影响，继而改邪归正或是充满斗志的人的故事，几乎像神话一样层出不穷。窃贼可以浪子回头，工人可以精神焕发；时代在向这个病人招手，列宁勋章高挂在他的胸口，安德烈·纪德亲自登门造访，《真理报》的权威和他长期通信；平均每7个苏联人，就拥有一本他的小册子，两部作品在全球的发行了4250万册；他居住在政府给的别墅里，拥有自己的私人秘书和速记员，他不用担心作品不被发表，不必害怕编辑居高临下的眼光，甚至在梦里，也想象不到自己突然被行政机关镇压。
他拥有了时代能够给予的所有东西。所以，这个人我跳不过去。
1927年，二十三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瘫痪了，双目失明。此时，斯大林已经完成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的政治斗争，将他们赶出政治局。但将他们完全地从肉体上消灭，是1934年基洛夫遇刺之后的事情。我们所熟悉的〃消灭富农〃和〃大清洗〃，也都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瘫痪之后的事情。
他不能独立行走自由行动，不能去看望自己的朋友，参加组织的活动，吃饭要人喂，清洗要人帮，就连抚摸一下年轻的妻子，也会让他产生尴尬和痛苦。但最糟糕的是，他已经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外边的传闻和消息只能通过别人的口述，进入他的世界，失去了亲身感触的体验。
如果他和我一样，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只是感到乏味和厌倦。那么或许这个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呆在房间里，接受治疗。但对于我们熟悉的保尔来说，窗外的世界是他用鲜血和青春打拼出来的，为此他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甚至用一本书的时间，来证明这个自己参与创造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和光明。
但时代永远不会让你一厢情愿。我们注定了不会太长的时间，来感受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美好。从亲人和朋友的口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知道外面的世界又变了。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手握重兵的将军不经审判可以枪决，气势恢弘的领袖一篇文章可以打倒。
《真理报》上说，这是个阴谋，是个骗局，是一些敌对势力早就设下的伏笔；党小组会议上讲，我们要团结起来，抵御强大又卑鄙的敌人；妻子告诉他，一个熟悉的名字又被揪了出来，原来他是如此的包藏祸心；朋友半夜送来消息，一个大家共同认为丑恶的家伙，终于被逮捕了。
没有人站出来，告诉他时代是错误的。社会的良心、时代的不妥协者，著名的人民作家们，也都迫于无奈，作出种种服软的表示，悄悄地把自己藏了起来。肖洛霍夫写起《被开垦的处女地》，只能鬼鬼祟祟暗设伏笔；法捷耶夫干脆彻底沦为党棍，穿上将军服去镇压自己的同行；阿·托尔斯泰在话剧《彼得大帝》的结尾上，要不合时宜地恭维一下领袖。像曼德尔斯塔姆那样直斥斯大林勇气的人，几乎已经绝迹。
一个声音在告诉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看，有人在威胁你创造的世界！他们是如此的卑鄙，如此的心怀叵测，居然想夺取你这个残废的人，唯一在世间活着的理由。当他把触觉延伸到窗外的时候，那些间接的信息，不断地响应着时代的告密：是的，是的，是的。
起来吧，保尔，你是个〃只看到红旗的人〃，你是个〃永远不背离党的总路线〃的人，党给了你一切，给了你生活和力量，给了你自信和希望，给你短暂的青春，注入了活力和不朽。现在党需要你，需要你站出来，将斗争进行到底，来捍卫党，捍卫你唯一可以捍卫的东西。
他被诱惑了。
当斯大林进行了各种〃党内斗争〃、〃消灭富农〃、〃大清洗〃的政策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呼着〃我们已经粉碎了和消灭了横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人富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残渣余孽，并且正在胜利地前进〃；当安德烈·纪德访问他的时候，他自以为是地用阶级仇恨来代替文学的主体。他以为，他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他以为，他在进行着无比正确的行动，他以为，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
这是个深黯战斗之道的战士，是从血块和尸体中爬出来的刽子手，是只要听到号角，就浑身热血沸腾双手发抖的老兵。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现实生活中的保尔，是影响了千百万人的大作家。革命正在进行，斗争继续开展，谁不希望拉拢这么一个又红又专的人物，为自己推进政策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残废，是一个被假相蒙蔽的傻瓜。现在，只要你招招手发出一道命令，他就会随时随地变成一把冲锋枪，无情地将枪弹倾泄到别人脑门上。
我相信，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定毁掉了许多人。只要上级给出命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刀刃对准朱赫来，对准杜巴瓦，对准安娜甚至冬尼娅。他拥有自己的理想，并且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他正在捍卫这个理想。在这个光明正大的前提下，保尔可以轻易地变成杀人狂。时代欺骗了拥有正义的人，然后再怂恿他们欺骗别人。
这是个悲剧。保尔拯救了所有的人，却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
超级世界纠缠于才气、金钱和放荡之间的大仲马
世俗对于名著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流行元素和面向群体，名著也不断地改头换面。
这个封面画的风格，基本上还停留在精工画的意识里。即便撇去文字说明，我们也很容易条件反射地想到，这是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题材。
我父亲非常爱虚荣，他甚至会亲自坐到马车夫的座位上去，以显示自己有一个黑奴。
小仲马
超级世界
纠缠于才气、金钱和放荡之间的大仲马
一，能力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人一生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在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显现得像个行家里手，而在其他方面，大家最多只是浅尝辄止，学上两句专业术语，然后找个机会在更外行的人面前卖弄一番。这听起来有些让人泄气。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个行家，而此人对你极度蔑视的时候。此时的争执，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挽回面子的斗争。这种情况，我们大多都曾经历过，也为此脸红过。
1831年，大仲马的戏剧《安东尼》饱受欢迎，成为浪漫主义戏剧的又一经典剧目。整个巴黎都把目光聚集在这个两年前还一无所有的小公务员身上。但当时的巴黎文坛，就像今天的中国文坛一样，良好的出生和出众的人缘，是成功的绝佳伴侣。大仲马的祖母是黑奴，他的姓氏〃仲马〃也是黑奴姓氏，这点瑕疵遭到了社交界许多人的嘲讽。据说，著名的保皇党人士巴尔扎克先生在一个文学沙龙里，拒绝与大仲马碰杯，并且傲慢地对他说：〃在我才华用尽的时候，我就去写剧本。〃大仲马断然地回答道：〃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巴尔扎克非常恼火，进一步侮辱大仲马：〃在我写剧本之前，还是请你先给我谈谈你的祖先吧这倒是个绝妙的题材！〃大仲马也火冒三丈地回答他：〃我父亲是个克里奥尔人，我祖父是个黑人，我曾祖父是个猴子；我的家就是在你家搬走的地方发源的。〃
据说，这就是大仲马写小说的根源。
大仲马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他的曾祖父肯定不是猴子，祖父也不是黑人，父亲更不是克里奥尔人。事实上，大仲马的家世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一个颇为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不是他祖父没能管住自家的裤裆，大仲马本来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当然，尽管是血统不良的贵族后裔，他仍然拥有强烈的贵族情怀。这在他后来的小说里，体现得非常明显。
大仲马的祖父是安托万·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一个仅有贵族头衔的破落户。他和一个叫做瑟赛特·仲马的黑人女奴同居，生下了大仲马的父亲，托玛·亚历山大·仲马。老头子不允许儿子姓自己的贵族姓氏，所以后来托玛一系的孩子，全部姓〃仲马〃。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在拿破仑将军时代的时候，是拿破仑手下一位得力干将，狂热地支持共和制。可惜的是，仲马将军在拿破仑〃雾月政变〃之前就和领导闹僵了，从此落魄，没能赶上帝国时代的好日子。所以，当大仲马来到巴黎的时候，只能靠仲马将军儿子的头衔，混一个小公务员干干。
巴尔扎克看不起大仲马，可以找出上千种理由。他可以说大仲马是搞通俗文学的，上不了台面。也可以说大仲马的戏剧过于寻求猎奇性，忽视了文学的本质。或者干脆说戏剧这个行当，根本不能和小说相比。但巴尔扎克或许是觉得这么探讨太过去麻烦了，找了一个最通俗的办法瞧不起大仲马的出生。于是，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大仲马的反击，用小说打垮巴尔扎克。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巴尔扎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大仲马。但在当时的人眼里，大仲马小说的成就，就像金庸一样，绝对可以和那些整天拖欠房租的纯文学作家一较长短，甚至高出许多。
在巴黎，报纸的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