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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纪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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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望海楼皇宫故址为联军议约总部;随后被法国踞为领事馆),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轻信谣言”。官府与教方未能及时解释以疏导民情,而丰大业仓猝激变事态,遂演成此一震惊中外的教案。
1871 年(清同治十年),英国宣教士莫莱士(William H 。Murray )来华。他注意到盲人的惨状,于是献身于盲人教育。他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普通话的点字,供盲人使用。1874 年,他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在莫莱士的影响下,许多传教士也参与推动盲人教育。他们的努力,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社会工作的序幕。1887年,米尔士夫人(Mrs 。Mills )在烟台创办第一所聋哑学校; 1891 年,何德医师(DR 。E 。G 。Horder )在广东创办第一所麻疯病院;1898年 ,嘉约翰医师(Dr 。John G 。Kerr )在广州创办第一所疯人院。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偕(George L 。Mackay )医生到台湾传教。他披荆斩棘,踏遍山野平地,为人治病,传讲福音。起初当地人甚至用 石头和刀剑伤害他,他却以坚定的爱和忍耐泰然处之。终于铁石心肠软化了, 人们不再叫他“胡须蕃”,而尊敬他为“马偕牧师”。在传教之外,他还办学 校、设博物馆、开医院。在台工作29 年之后,年仅57 岁的马偕垂下了辛劳的 双手。他曾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在此立下教会的基石,愿主你今天帮助我。 我再一次与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选择的地方,被你差用,愿上帝帮助我。”
1876 年(清光绪二年),山东旱灾。传教士在上海成立救灾委员会,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和倪维思(John L 。Nevius )在灾区赈济难民,并暂时收养400 余名孤儿。次年,山西发生更严重的灾情,十室九空。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 )和德治安(Joshua Turner )深入山西赈灾,旅行布道,并创办戒烟局。平阳府 的中国学者席子直原有烟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号为“胜魔 ”。有四、五名传教士在救灾中牺牲。灾后,传教士着文分析成灾的原因,并 陈述预防措施。此后的大灾荒,如1888 …1889 年和1920 …1921 年的华北五省 的两次旱灾,传教士都在救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1877 年(清光绪三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狄考文在会议中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说,被认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 会推举丁韪良(W 。A 。P 。Martin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狄考文 ,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科书,包括数学,天文 ,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成为近代中 国教科书之开端。1905 年该会改?,1916 年再改名为“中华 基督教教育会”。1890 …1912 年间共出版教科书20 余万册,惠及全国各地。据统计,1895年时,教会小学已达927 所,中学114 所,大学和培训班46 个 ,总计在校学生21315 人,其中小学生16079 人,中学生3635 人,大学生和培 训生1640 人。大、中、小三级学制的近代教育雏形已基本形成。狄考文说,“ 教会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中、小学。”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来各项改革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传教士的办学之举,尤得民心,而且由于科学新知的传播,官绅和民众智识大增,对西方事物和宗教逐渐有所 认识,因此官绅士人逐渐退出反教的行列。
1878 年(清光绪四年),颜永京协助施约瑟主教(Bishop Schereschewsky )在上海建立圣约翰书院,并综理该校校务(后该校扩建成圣约翰大学)。1887 年,颜 永京出任圣公会牧师,致力于教务,也热心公益,推动禁烟、天足运动。1895 年,他代表中国禁烟总会,赴英美各地演说中国受鸦片之害,谴责英商唯利是 图的恶行,呼吁本着基督爱人如己的心根绝鸦片输入中国。

19 世纪80 年代 
1881 年(清光绪七年),山西内地会长老席胜魔在邓村创立福音堂,是内地会最早的自立教会。席胜魔从事戒烟工作,并创办教会,成为早期中国教会的著名 领袖。他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在中国信徒中长期流传,有的还被译成英文。 
1883 年(清光绪九年),孙中山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Dr 。Charles R 。Hager ) 施洗,成为基督徒。次年协助喜嘉理牧师到澳门,香山各地布道。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中国劳工许芹毕业于勒恩神学院,受长老会委派前往纽约华埠拓荒传教。他访问华人商店和洗衣店,了解华人社会的现状与问题,从主日学入手,逐渐扩及于成人,然后建立纽约地区第一个华人自立教会。
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在上海创立。广学会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后来又“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号召,出版西学书刊。该会发行的《万国公报》风靡一时,朝野人士,无不阅读,对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光绪 皇帝等有很大的影响。1898 年,康有为在变法失败,避难香港时曾坦言:“我 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的新教传教士有1296 人,主要来自英美 两国,代表41个差会。也有德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加拿大等国传教 士在华活动。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足迹遍及全国。

19 世纪90 年代 
1890 年(清光绪十六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决议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做到忠于原文而又文笔晓畅。次年,分别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三种不同 文体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1904 年,《浅文理译本》新约部分出版。1906 年,《文理译本》出版。《国语和合译本》于1906 年动工,至1919 年出版,是中国教会普遍使用,最为信徒喜爱的译本。时值中国“新文化运动 ”,《国语和合本》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被誉为最佳的白话文典范作品。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值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寻求维新变法,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响往。青年会把握时代的需要,强调德(宗教),智(科学),体(体育),群(公共卫生)四育并重,号召学生们主动 去服务社会。1902 年,他们组织的巡回科学演讲在各地深受欢迎。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传教士的赞助下,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会。早在1867 年,有些地方的教会学校就把不得缠足作为入学条件。延续千余年的缠足陋习,在传教士几十载移风易俗的努力中绝迹。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石美玉和康成接受美以美会的差派,以女医疗宣教士的身份回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初到九江的十个月中,她们诊疗了2300 名病人。1899 年,九江妇幼医院落成,石美玉任院长 。1903 年,康成在南昌设立新医院。
19 世纪末,有61 个宣教会在华传教,外籍教士达2000 人,中国传教士也有1600人,新教教徒人数近11 。3 万人;其中内地会在华教士有650 名,270 个传教点,教徒约5 千人,成为新教在华的最大的团体。天主教教士约400 人,教徒 74万人。由于“礼仪之争”的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信徒大多来自民众阶层,这种情形在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更无望改变。俄国东正教很 少对中国人传教,在中国的信徒包括俄国人在内,共约500 人。

教会发展时期(1900 …1948 ) 
20 世纪00 年代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第三次教难: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教难”,绵延数十年之久的反教风潮达到顶点。1896 年,山东一带出现?曰岬烂诺墓歉珊? 浪迹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1899 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 堂,抢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 洋油灯、洋火也在灭除之列,毓贤因教案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义和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1900 年4 月,各国驻 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 队前来解决义和团。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 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反对的5位大臣被斥为汉奸日后处斩,朝中无人 再敢反对。于是慈禧下诏召拳民入京,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公 开仇杀洋人,攻打教堂,日甚一日。6 月21 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 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 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 、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于是列强组 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 月14 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 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 天之久的围困。1901 年9 月7 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 人,教 士48 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 人(其中1 /3 是内地会的教 士),教徒5000 人。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 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历经庚子教难,基 督徒信心更坚?,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 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的 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 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
1900 年,戴德生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家属万分难过,脉搏从每分钟80 次骤降至每分钟只有40 次。但他坚持内地会不要清政府的赔款。1905 年,在巡视各地内地会的途中,他安然归主,葬在中国。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传教士率先响应,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教案迭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先后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1907年,上海成立耶稣教自立会。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1912 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外国差会的教会,在1900年以前是极少有的。它们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芽状态。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 。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 )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在义和 团之乱平息后,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教,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 曾嘱咐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无论大小事情,除非 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 中寻找复兴的线索。1907 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三周后,他返回中国,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领会,在各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 章6 节),带来了东北 教会的大复兴。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 年的1500 人骤增到1908 年的3500 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其后 的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

二、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 ,通过祀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数据。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 (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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