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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8月，王明道赴山东德县参加夏令营，会中有一位新神学派传道人谬讲圣经道理，王明道怒不可遏，当众抨击他轻视圣经的地位、曲解罪恶的意义，而且否认基督救赎的工作。这是他首次公开对新神学派宣战，是他早期事奉经历中的高潮。王明道在1954年撰写的《发烈怒的摩西》一文中说﹕“这二十九年之久，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发怒后悔，而且我对那些背道的理论越来越深恶痛绝，神赐给我的恩典与能力越来越增加。”中国教会的新神学派犯了西方自由派所犯的过失。他们重视时代的心态过于圣经的权威，将科学和理性凌驾在神的启示之上；他们既然采取了一个圣经以外的标准去判断圣经的正误，他们的释经方法便无法保持圣经启示的整全性。他们不信耶稣的神性、神迹的历史性、创造论、救赎观、主的再来、三位一体等教义，经他们处理过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改变了本质，诚如王明道所说，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
1924年，余家菊等发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主要方向。余家菊着文指斥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教会教育是侵略的；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教会教育妨害中国教育之统一。
1924年，鉴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教训，中国天主教召开“中华全国公教会议”，会议建议尽快成立 一个自立的中国教会，并划分了自立传教区。此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区陆续移交中国神职班管理。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的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参加的人逐渐增多。他常被邀请到各处讲道，25到26年间，先后到过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绍兴等地。他讲道时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他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出版扶持造就信徒的小册子。
1925年，王治心等在南京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各地基督徒纷纷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提出反帝、废约、挽回教权、三自革新等要求，但各地的革新都以失败告终。
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三次高潮）。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暴行。“五卅惨案”把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6月，全国学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非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教会学校中学潮迭起，报刊上陆续出现激烈的反基督教的文章。非基督教同盟一方面努力推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收回关税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方面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加强非基督教宣传活动。各教会大学开始向政府注册。在教育界登记的学校被禁止教导圣经和宗教敬拜。从此70余年来，中国学校制度中便没有了宗教教育。
1926年，倪柝声在上海成立基督徒聚会处，以此为全国性工作中心。其后在各地旅行布道，在南京、汉口、山东等地建立地方教会的系统。地方教会发展十分迅速，他们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也有信徒离开原来的教会转向他们。倪柝声“一地方，一教会”的措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因为这种教会观念带有排除异己的作风。至1949年，倪柝声领导的聚会处是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中国基督徒团体。在华人教会历史中，倪柝声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神学思想深广地影响了华人教会保守派的路线。他的著作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也受到西方教会的欢迎。
1926年，金陵神学院成立乡村教会科，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牧师领导学生到乡村调查与实习。他在平民教育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民宗教读本，为广学会主编“农村复兴”系列专书，并从事其它乡村教会文字工作。
1926年7月，非基督教运动（第四次高潮）。其时革命军挥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伐途中发生了革命军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抢劫教会财物、焚烧宗教书籍等事件。12月的圣诞周，革命军在所占领的城市中举行反基督教示威。次年3月24日，北伐军袭击了南京教会，杀害6位传教士。有武装的仇外思想导致了传教士大撤退。在华的传教士约有5000名撤离中国，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市，留在内地的约有500名；教权移交到中国教会领袖的手中。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年底，非基督教运动徐徐降下了帷幕。
1927年，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十数年的恒切祷告之后，一场蒙圣灵浇灌的大复兴运动悄然兴起，终于如强风般横扫了整个中国。在迄止于抗战之前的教会大复兴中，神拣选了许多外国传教士，也兴起了许多中国信徒为器皿，借他们把活？大地，其中有挪威传教士玛丽．孟森（Mary Monson）、丹麦传教士葛德存（Anna Christensen），有宋尚节、计志文、贾玉铭、王明道。大复兴运动揭露隐藏在教会以及所谓“好”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好”基督徒领袖——背后的罪，坚持明确重生的经历，为许多垂死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了新生命。
1927年，王明道出版《灵食季刊》，是他对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贡献，曾促进不少信徒对中国保守派神学思想的认识。虽然每期印数只有2000册左右，但订户遍布全国28省，对一般中国信徒颇具影响；国外地区，包括香港、南洋、日本、菲律宾、欧美等地，也有它的读者。从1927至1936年，他继续在国内巡回主领聚会。1936年创立独立自主的教会“基督徒会堂”。
1927年，宋尚节博士自美国返回中国。他见到靠外国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只有中国基督徒才能肩负起这项使命，于是决心献身布道。他在信仰上自幼即得益于他身为牧师的父亲。宋尚节不接受外国教会的津贴，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要走遍中华大地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先在福建沿海一带农村传教，后来带了五位青年基督徒一面训练他们读经，一面旅行布道，走遍福建省，三年间取得可喜的成绩。
1927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总会，以促进在华基督教各宗派教会间的合一运动。与会宗教团体，计有美国系统的六个宗派（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总差会、大美国归正会、美国南长老 会、基督同宣会、大美复初会），英国系统的七个宗派（伦敦会、大英浸礼会、大英长老会、苏格兰福音会、爱尔兰长老会、纽系仑长老会、加拿大联合会）。诚敬怡出任中华基督？炭？ 会首任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开始接过各宗派教会在华的发展、抚养和提携的责任权利，在自立与合一的路上踏出了一大步。
1927年，顾乔纳单进入东三省，以四平市为中心，向南满铁路和内蒙古之间的广阔地域传福音。这里有关内来的几百万移民，村庄和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32年，74岁高龄的顾乔纳单仍继续外出，在布道地区的各中心主领奋兴会。这一年，共得信徒472人。1933年 ，顾乔纳单的双目都失明了，仍能以他对圣经的熟稔，请他的中国同工翻到圣经的哪一章，念哪一节，然后就对人谈道。接待他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因他的见证很多信徒也变得加倍爱主。1933年，有778个成人受洗；次年，又有966个成人受洗。1934年，年逾古稀的顾乔纳单夫妇离开中国，四平市的火车站挤满了流泪送行的中国信徒。顾乔纳单虽然看不见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在车窗后不住地向他们点头。他把自己宝贵的一生彻底奉献给了中国，他的儿女中有4个病死并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最终他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在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神的福音传开了。
1928年，西教士翟辅民成立中国海外布道团，向安南、高棉、辽国、印度尼西亚等地传福音。
1929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针对教会中由于世俗观念和怀疑论造成的不洁与灵性盲目的现状，会议普遍认为，教会若要在大试炼中为主得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圣灵深邃、更新、洁凈、复兴并叫人知罪的作为。当时有些信徒虽然在心理上相信福音的真实性，却不具备福音所要求的基本道德观念，为异教文化中的罪所累竟毫无感觉。会议决定发起一项“五年运动”，口号是﹕“求主复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
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到欢迎。在返回福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她倡议设立的“伯特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 前往山东布道，大得果效。后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归主。次年，布道团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北平、天津等地。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湖南长沙等地传教。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各会发起“国难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始为此祷告。祷告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大喜乐随之而来。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祷告和传福音的人。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甘肃，复兴之火熊熊燃烧。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象。灵恩运动是神召会于1905年带入？袊系模？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10年，神召会的工作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30年，灵恩运动开始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的看法。1932年夏天，他着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不反对方言、神医、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分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的弟兄会运动，其领袖寇斯（C。A。 Coats）和达秘（J。N。 Darby）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年来， 倪柝声对传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传讲的一套主张，正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自满态度，使他感到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太少了！”倪柝声对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他又与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Sparks）相识，两人有美好的交通。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征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社会活动中去。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1940年，他马不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悔改归主。他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1944年8月病逝，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 “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John Kuhn）和杨宓贵灵（Isobel Miller Kuhn）进入云南怒江河 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他们利用每年三个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 经学校”年复一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年他们才撤离中国。除内地会外，其它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传教士。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成“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 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 大。中国圣诗的创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赞》受到各教会的广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迁往重庆，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48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终生信守不移，勤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 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辉煌作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的属灵领袖；为数众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也是响导 ；中国调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助，成为独立的教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他恩典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是更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有贡献。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沦陷区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秦1989＇（编按﹕此条在本刊总第11期《中国基督教记事．近代部份》中，被误置在1839年的条目下，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20世纪40年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台湾，以图全力支持战事，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动”。首先，基督教会各教团被合并成一个教团组织；接着更把各教会附属的机构，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都加以收编，迫使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纷纷离台。于是再由日籍牧师来主控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全面控制教会的目的。其后，在政治上给教会施加压力，强迫各台湾籍的牧师参与“全台湾基督教传教师练成会”，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强迫接受近乎洗脑的训练，还要求牧师和信徒参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