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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中之手，弄出了大笑话。其实，大多传世之作都源于作者血泪交进的生命体验。除了杨升庵，又有谁能够具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原词的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宛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这里化用了苏东坡《赤壁怀古》的成句，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接着，诗人从纵观历史，思量世事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夕阳，象征自然界和茫茫宇宙的恒在与悠远；而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转头”状写时间的飞速，加深了“空”字的深邃意蕴。当然，诗人的这番感慨，不仅根植于历史，更多地还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恰如他在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白发渔樵”是名利场外之人，不妨看成诗人的自喻。他在这里获得一个俯瞰千古兴亡、冷对是非成败、闲看秋月春风的特殊视角。如果说，上阕的“诗眼”是“空”；那么，下阕的“诗眼”则是“笑”。由“空”而“笑”，是一番清醒、透辟的大彻大悟。任凭世事纷纭，千般变幻，诗人却兀自在一旁衔杯把酒，酌古量今，笑谈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拼死拼活、咬住不放的种种可悲可悯、堪叹堪怜之事。一副超然物外、从容潇洒的风姿，跃然纸上。酒浊神清，意浓词淡。愤火燃烧到白炽化的程度，也就没有了焰色。过分复杂、痛苦的事物，反而会转化为极度的简单、意外的宁静。
杨升庵还曾填写过一首调寄《南乡子》的词，寓意大体相同：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多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可以说，这类词作既是诗人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泯漠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从而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做到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正是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凄苦的谪戍生涯。
这一切，都使处于同样困境中的张学良，饱受启迪，深获教益。
四
如果说，在三十六岁之前，张学良已经铺设好自己的成功之路，矗立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耀眼丰碑；那么，杨升庵呢？无论是科第夺魁，翰林富贵，还是拼死哭谏，“以励名臣风节”，都还谈不上什么“名山事业”。他的功业、文名的实现，端赖于边荒谪戍的赋闲生涯。这又是张、杨二人的迥异之处。
杨升庵流放到云南之后，当地的贪官污吏嫉恨他的刚直、廉正，企图进一步加害于他。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他“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见《明史》）在朝夕苦读的同时，著书四百余种，写作诗词近三千首，被史家称作“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他不仅经史、诗文造诣深邃，而且，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进了他的成功。“蚌病成珠”，仕途上的惨重蹉跌，为他学术、创作的巨大丰收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而且，在久居边境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学术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亦当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川、滇两省，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见《蒙化府志》）
同张学良一样，杨升庵的情感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他也有一位像于凤至那样贤惠、多情、才华横溢的妻子——黄娥。于凤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黄娥则擅长吟诗作赋。她们早年都曾享有完满的爱情，后来同样经历了惨痛的生离死别。于夫人与张将军长别半个世纪，黄夫人与杨状元长别三十年。
杨升庵被罪谪戍永昌，黄娥远隔千里，无缘得见，相思情笃，发而为诗，题为《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数十载的监禁中，张学良一直有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相依相伴；杨升庵也有两位如夫人茹苦含辛，相濡以沫。她们都是与丈夫休戚与共，生死不渝，以似水柔情舒解羁人的千般苦难，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之树，从而分别寿登期颐和得享古稀上寿。
颇有意趣的是，张学良年轻时曾经有过酣歌醉舞的轻狂岁月，过着纨绔子弟的放浪生活；而后半生则至端至正，同当年判若两人。与此恰成鲜明的对照，杨升庵作为世家子弟，从小困缚在封建礼教的轭下，一切中规中矩，可说是：“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可是，流放到了边荒，就开始“脱略礼度，放浪形骸”了。据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述：升庵贬谪滇中，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r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
这是一种个性的解放；同时，那种佯狂作态，放诞不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是对其终身罪废边荒的过苛处罚的消极反抗；当然，更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明史》本传记载，嘉靖皇帝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切齿痛恨，“每问慎（升庵名慎——引者注）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自知不为当道所容，“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正如他的挚友、重庆知府刘绘在《与升庵杨太史书》中剖析的：
夫人情有所寄则有所忘，有所讥则有所弃。寄之不纵则忘之不远，讥之不深则弃之不笃。忘之远则我无所贪，弃之笃则人无所忌。无所忌而后能安，无所贪而后能适。足下之所为，将求夫安与适也。
其实，联系到张学良将军羁身台岛时的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做，固然可以看作是消遣余生，颐养天年，但是，能说其间不包含着《三国演义》中“玄德为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的韬晦深心吗？
责任编辑 宗永平
题 字 李纯博
夜深一盏灯（外一篇）
陈幼民
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品，大部分靠自己生产。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向公家购买的，一是火柴，二是煤油。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乡村供销社里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儿，似乎成了它的无形标志。我琢磨，这是煤油、火柴和醋混成的味道。凭着它，人们毫不费力便可寻到供销社的所在。
城里人生活中不大用得着煤油，照明有电灯。而农村则要靠点煤油灯。油灯的种类很多，老乡们用的，多半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简易型，瓶盖上钻个洞，插上个棉线捻子，就算齐活。下边托个木架子，移动方便。这灯省油但不亮。我们用的油灯是买来的，玻璃制作，油仓和底座铸成一体，沉甸甸的。灯头是金属的，安上灯捻儿，有一个旋钮，可调亮度。上插一个鼓肚的灯罩，点起来，虽远不及电灯，但在小窑洞里，也足以看清人的面目。这灯光黄黄的，悠悠地闪着，尤其在冬夜，看到它，就感觉到一丝温暖。
知青们煤油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远远超过老乡。一是点灯的时间长，二是亮度高。知青们不习惯夜晚的黑暗，总是把灯拨得亮亮的。知青们也睡得晚，不像老乡那样，放下饭碗就钻被窝。我们吃罢了晚饭，盘腿坐在炕上，围着油灯，侃大山，看书，非要折腾到夜深人静，才肯休息。所以，每隔三五天，我们就要下山去买一回灯油。白天洒尽汗水，夜晚怎可无光。
插队之初，我们的身体还不能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忙时，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干下来，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回到窑里，往炕上一躺，便昏昏睡去，有时连饭都懒得吃。待春去秋来，手上磨出了老茧，肩上扛了两疙瘩硬肉，每日收工，觉得还有劲儿没使完，总想寻些事来干。秋冬两季，天短夜长，在窑里待的时间多了，肚子里的书虫就蠢蠢欲动，旧情复发，忍不住要找些书来看。自小养成的习惯，再怎么“教育”，也难移本性。
想读书，可书从何而来，经文革之劫，已焚得差不多了。“破四旧”时，废品站里书籍堆成了山，家家户户送瘟神似的往里边扔。到我们下乡时，身边除了“红宝书”和几本马列著作，所剩无几。说到此，我还真得感谢可称作我的老师的两位师哥，一位叫左林合，一位叫王秉坤。他们高我两级，在校时便以才子著称。我的读书，与二位有很大关系。
左林合精文学，当年我的母校北京十三中，有个十分著名的壁报，叫《语文园地》，每次出刊，都会引得众多同学驻足观看。左林合便是其中主笔之一。他的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文学故事。每次聊天，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柳永因词获罪，便是周邦彦哀情被赦。说时神采飞扬，唾沫星乱溅，许多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若在课堂茶舍讲这些，倒不稀奇，在陕北土炕上，刚放下小米粥碗，就开讲文学，可见此人瘾有多大。
王秉坤体格强壮，作风儒雅，有思想，文笔好。数理化皆强。看书喜诵，每到忘情之处，炕沿儿拍遍，声震窑顶，摇头晃脑，旁若无人。我时常找寻他读过的片段，看精彩之处何在，为何获得激赏，无形中，也长了不少见识。
两位不仅肚里有货，也藏了不少书，都是当时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真不知他们是怎么逃过的书劫。尤其是王秉坤，行李中有一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里面别无他物，满满的全是书，其中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旧版。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读过两人的书有《史记选》、《国语》、《国策》、《左传》、《春秋》、《论语》；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如《管子》《墨子》等、《历代散文选》、《古文观止》、全套的《中华活页文选》、北大师生著的《中国文学史》、余英时选注的《诗经》；唐诗选本若干种，胡云翼编的《宋词选》、《聊斋志异》等，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
书量不算大，可全都是精品。能在陕北的土窑洞里读到，实属难得，足够饕餮一阵的了。可我初中不到两年的水平，要想读懂那些艰深的古文，还很困难，只能先从好读的入手，如《聊斋志异》。我每日读一篇，看明白了，转成白话给大家讲故事，称作“每日一聊”，成为闲侃的重要内容。初时经常胡猜乱解，闹出笑话。好在有两位师哥时时指点，慢慢入了点境界。那时年轻，未谙男女之事，对文中经常出现的“缱绻”一词，解释不清。众人七嘴八舌，竭尽想象之能力，只有左林合，在一旁掩口偷笑。
诗词是我们当时最喜读的，也许和离乡背井的心情有关，那些带有悲凉意味的离别诗、怀古诗、边塞诗，最能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尤其是许多名篇的产生地就在西北，塞上塞外是常见的词儿。范仲淹的《渔家傲》自不必说了，有一次读到唐代张敬忠的诗，诗曰：“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五原在陕北之北，古属朔方，地理环境有相似之处。读此诗，惹起思乡之情。觉北京之远，犹如长安。读贾岛诗：“客居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成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同伴相语，有朝一日离开此地，恐怕要“却望陕北是故乡”了。此话果然不假，多年后，知青们返陕北，寻故地，络绎不绝。
对杜牧感兴趣，最初倒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左林合讲起他“浪荡江湖载酒行”，看上一个小姑娘，待迎娶时，已“绿树成荫子满枝”的故事。自己虽落魄，亦非才子，也期望有点浪漫佳遇。这诗八成读得有点偏，却是实话。
喜欢李商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虽说对他的诗似懂非懂，但诗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怨，还是令我着迷。将《无题》诗一首一首地背过，至今不忘。
宋词中读得多的，有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水龙吟》、李清照的《声声慢》等，一次翻到刘克庄的《一剪梅》，词曰：“束蕴宵行十里强，挑得诗囊，抛了衣囊。天寒路滑马蹄僵，元是王郎，来送刘郎。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胡床，推倒邻墙。旁人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几人读此，甚觉痛快，亦拍手大叫“疏也何妨，狂也何妨”，狂归何处，也就是乱吼一气，明天一早还得老老实实上地里干活去。
读《史记》，最喜《淮阴侯列传》，也许是和韩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的经历有同感，找一笔记本，全文抄下，反复吟诵。韩信“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精神鼓励。当时抄诵的还不止这一篇，像曹操的《让县自名本志令》、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柳宗元的《敌戒》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这段话，对我的启示作用，超过了许多现代的名人。
读过几篇赋，如枚乘的《七发》、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搞不懂为什么登徒子爱丑妻却被称作好色，但文中对美人的描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倒是给了我许多对异性的遐想。
阅读的许多古文，都出自《中华活页文选》，这套书帮了我很大的忙，它在艺海集萃，尽选名篇，给
初习者一个很高的起点。加之名家们的详解、注释，使我获益匪浅。《敕勒歌的歌者》让我认识了斛律金，《又呈吴郎》让我探到杜甫的人性。直到今日，我仍对这套书的出版者，怀有崇高的敬意。
也有读不懂的，如诸子百家的《管子》《墨子》《惠子》等，那些是解放前出的旧版书，既无标点。也无注释，读起来实在费劲，便撂在一边，很少翻它。现在想起，这些书，不提内容，仅就版本而言，恐怕也是弥足珍贵的了。
当然还有小说，是各队之间传看的，一本《封神演义》，传到我们队，首尾皆无，卷边烂页，几乎散了架。不知是谁带了一本厚厚的《收获》，里边载着一部叫《大学春秋》的小说，被我读了许多遍，倒不是说小说有多么精彩，因为它讲的还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故事。但里面描绘的大学生活，让每天扛锄头挣工分的我，艳羡不已。课堂、校园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还传来了一两本《静静的顿河》，由于不全，我们对故事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只是对格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滚在草棵子里的情节，最感兴趣。说起来也好笑，由于书中没有细节的描写，众人还对男女主人公“干那事”没有，争论不休。有自称懂的，说得真事似的，只是我当时对“那事”，无知而好奇。听得面红耳热。
说也奇怪，大家不约而同，带的几乎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书，数理化的则一本没有。或许有，但大家没读，反正我是没一点印象。当时下乡，强调要“扎根”，当一辈子农民，数理化何用？离现实生活太远了。后来才有了进工厂上大学的机会，可当时谁能想得到。记得有一次外队同学拿来一册初中数学课本，学过的。我惊愕地发现，它对于我简直就像天书，那些方程式，竟然一点也看不懂了。当时我很是悲哀，因为我上学时并不是一个差生．怎会忘得如此干净。回头一想，也难怪，“文革”六六年开始，我们卷入其中，成天革命造反，学着大批判的话语，迷恋着辩论的技巧，背着“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