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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火车上，脸贴着玻璃窗，望着远处流星一样划过的灯光，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摆脱了，终于摆脱了。我不只是指小朱老师，我指的是我从前整个的不属于我的生活。”
他停顿下来，喝啤酒，望着我。古怪的微笑倒是消失了。窗玻璃上一些人影和光斑晃动，也不知道是屋内的还是屋外的，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迷幻。
“……我到了北京，想起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来过一次，来开青春诗会。我认识了一大帮写诗的家伙。我们去了圆明园，爬了八达岭。临别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龙飞凤舞的豪言壮语。那一次来，我是激情满怀。现在呢，是孑然一身。我想起你们湖南的大作家沈从文，我看过他的自传。他第一次到北京，还是个二十岁的后生，我记得他是从前门车站出来，坐在一辆平板车上，平板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入了他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于是也跳上了一辆平板车。那个穿着平口布鞋的蹬车的老头问我，小伙子，你要去哪里？我说随便，把我拖到一个有地下室的小旅馆就可以了。
“我坐在平板车上，慢慢地经过长安街。我东张西望。我看到那些蹬自行车的望不到头的人流。我看到他们几乎都是专注地蹬着车，目不暇顾的样子。他们不晓得有一个人要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他，还有他的诗歌，要和他们的日子搅在一起了。
“我起初没有去找别的诗友。我真的就是住在一家小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我想，好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可以安心地写一段时间的诗歌了。地下室里晚上人很多，都是些来北京旅游而口袋里银子不多的游客。但白天他们出去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安安静静地趴在通铺上，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诗。那种感觉真是好啊老兄。地下室有股潮湿的霉味，头上吊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墙上斑斑驳驳的。我啃着老面馒头，喝着白开水。但我很满足。比在学校里当老师满足，比睡在小朱老师身边满足，比当小饭店的老板满足。我写一会儿又睡一会儿。我很快就把一本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了。我又上街去买本子。我沿着北京的老胡同走。我听到磨剪子的人的吆喝，还有柳树上的蝉叫。一句一句的，像我的诗行一样在心中飘荡。我站在老四合院的门口朝里头张望。我看到有个老头蹲在青砖的阴影里修单车，穿着老式的褡褂，脑袋精光，老花镜挂在鼻尖尖上。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很亲切，像看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但是四合院里面走出一个老大妈来，她朝我打量了一会，问我：干吗？找谁？我说不干吗，不找谁。她说不干吗不找谁那你怎么还不走？还待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哪儿来的？什么单位？——看你也不像什么单位的，你要于吗？修单车的老头也站起来，一手黑糊糊的，说：你不说？不说咱们就上派出所去！了得，在人家院子门口东张西望，还说我不干吗，我不找谁！”
他笑起来，仿佛是笑胡同大妈，也仿佛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聊天。
“这就是北京。他们对待一位诗人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来却个个都像要杀人。
“这样的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里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于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门。一个人趴在通铺上写呀写的，每个服务员都拿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经病那就定是干坏事的。他们把我的情形告诉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游的人们回来了。地下室里闹哄哄的，夹杂着各地的方言，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这时有个人很响地叫着我的名字，用纯正的京片子。我应了一声。我说是谁啊？那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对我非常凶。到了他那里，他就开始变得很凶。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女性化，长得很秀气。但他凶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我每一句话都是怒气冲天的。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白天都待在地下室里，你每天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什么，等等等等，问了我好大一堆问题。我说叫我来派出所干吗，我犯了法吗？你平白无故地对我这么凶，你说，我犯了哪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了，你把我关起来，戴上铐子，我保证没有屁放。如果你说不出来，对不起，我没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还有事要忙。我站起来就要走，那年轻人从桌子后面冲过来，一把将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声，从门外又冲进来一个警察。他对那人说：他想跑，了得，先铐起来再说！他们两人捉住我，把我一只手铐在窗子的护栏上。那年轻片警说：搜搜看，有没有证件。没有的话，就关起来。了得，顶嘴，还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没有证件。学生证？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工作证？我已经丢了工作了。我哪里来的证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怒。你想想我能不愤怒吗？我，一个诗人，在中国，在北京，只是待在一个地下室里写诗，却被他们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图的人、贼头贼脑并且毫无尊严的人。我冲他们叫着、吼着，我都不晓得我叫了些什么，吼了些什么。他们嘻嘻一笑，一个给另一个递支烟，点上火，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关就走出去了。
“没有人围着我看热闹。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没有，因为是在派出所里头，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走过去，当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们不理睬我。我一会儿就嘶哑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挣扎，却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锈钢的铐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个通宵，无人理我。我也没办法吼叫了。漫长的一个通宵。那间房子只有一盏日光灯。我觉得它太亮了。它仿佛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闪过我们的中学，闪过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学生，闪过小朱老师……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她，也许我现在在一座山村中学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并且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的人，我也许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会和她一起把孩子生下来。我做父亲和丈夫，会很称职。但我随之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活着的意义和乐趣在哪里呢？
“那个夜晚我脑子里很凌乱。我新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充满了痛苦、羞辱、歧视和粗暴的对待。我感到了孤单。无力的孤单。我身后没有任何人，任何肩膀。而我的前面是社会，坚如磐石的社会，摧毁了你都不会发出声音来的社会。我并不想与它斗争。那是痴心妄想。我只想融入它，就像一条鱼儿游入深潭。我只想写诗，用诗歌与它交流，让它倾听一个天才的心跳。我只想赢得感动和尊敬。但是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啊！
“第二天上午，我又渴又饿的时候，那个片警来了。那个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仇视的目光，仇视并且轻蔑？他的心肠为什么那么狠，那么坚硬？
“‘现在你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吧，嗯？’他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后头，点燃一根烟，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北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整天待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为什么不出去？你整天在一个小本本上写的是什么？你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说，把你的一切都说出来，老老实实地跟我交代清楚！’他一口气问了我许多问题。
“我请求他先把我的手铐松了。我说我想坐下来回答问题。我还说我肚子饿坏了，口也干死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正派无辜的人。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松开了我的手铐。那上头沾了我手腕上的血迹。他递给我一杯冷开水，然后说，回答完了我的问题，你再吃饭。
“我告诉他，我是一位来自贵州的诗人。我的诗名叫做哑马。我说不信你翻开今年三月号的《诗月刊》，就可以看到那里头有我的一组诗，整整四个版面。他笑了一声，说他从来不读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从来不读诗的人，只能是这样粗暴，并且贱视他人。当然他同时也贱视了他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位有良知的人。
“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话，很不耐烦。打完电话他没有马上过来。我听见他在隔壁跟一位女同事聊天。他说到了我，说他*的还是什么诗人，招待所的人说他整天鬼头鬼脑的。那女同事问：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读诗呀。他说了我的诗名。那女的声音很高地说：呀，你抓了他啊。他真的是诗人呀。然后那女警察跟着他过来看我了。女警察说你真的是哑马？我点点头说：是。女警察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还把你的诗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了。你的诗写的真好。那年轻的片警听了我跟他的同事聊天，笑了一声，说：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那我本人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认为你很不正常，他们对你很怀疑。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治安是压顶的大事。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找你调查情况。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你写个情况，签个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得这么轻松：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他没有觉得侮辱人格才是犯罪。他侮辱了我，伤害了我，用手铐来对付我，却这么轻松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并且有情感的温度。我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里见证了诗歌的无用，也见证了诗歌的伟大。”
哑马的目光一下子仿佛深邃起来。他咽了口口水，接着又喝了小半瓶啤酒。他喝了啤酒，确实谈兴甚好。
“……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的，预示着今后日子的艰难。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身份是明确的：我是诗人。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不这样确认。那些不读诗的人通常会排斥你的身份。他们只对两种身份顶礼膜拜：有权的或有钱的。他们对自己感到自卑，可是对我却十分傲慢。任何人都觉得可以在我之上，可以俯视，也可以蔑视。不是吗，老兄？
“我从那个招待所里出来了。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忍受那些服务员的钉子样的刺人的目光。另外的原因是：我口袋里已所剩无几。我节衣缩食，一分钱掰做两分钱花，但是我也快把钱花完了。在这期间，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很好，我也很好。我没有提钱的事。我提着旅行包，一个人在胡同里乱走。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想我应当找一位诗友，先吃一顿好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坐在街沿上，从包里翻出了通讯簿。我记得上次开青春诗会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诗人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翻到了吕盛的名字。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是诗人兼画家。他开了家小画廊，就在紫竹院附近。我记得他是一个爱喝酒的有水泊梁山味的家伙，身上有股‘大哥’气质。
“他那天正好在他的小画廊里。很小很小的画廊，专门卖油画。他正穿着一件T恤在那里叮叮哐哐地钉画框，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那个年头，诗人见了诗人都很高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比方我见到了你老兄。我们凭《国际歌》找到同志。
“他请我在胡同口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涮羊肉。我们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啤酒。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包括小朱老师的事。我告诉他，我口袋里已没有几个盘缠了。吕盛笑呵呵地说：你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什么盘缠？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愿意在我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你在我这里，不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你麻烦。我跟我们这儿的片警铁得很。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那些胡同老太太也不敢管我的事，我在紫竹院这一带可是混出了名头的。住嘛，你也可以住在我家里，也可以住在这个小店里。随你的便。但我希望你住在我家里，我们可以聊天，喝啤酒，谈诗歌，谈女人。
“诗人就是这么豪放，互相温暖。四海之内，诗人皆兄弟。我刚刚被北京搞坏的情绪顿时好了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伏，有黑暗又有光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也是住在老胡同里。很长的胡同，灰色的平静的胡同。那是生活的颜色和质感。他就住在四合院内，有五六户人家，人人都听得见彼此生活的杂七杂八的声音。门口总有人穿进穿出，也总有老大爷老太太坐着聊天，有一句没一句。四合院光线暗暗的，但是颜色一团混乱。这正是生活本身。混乱，但暗藏着秩序。我倒是很喜欢这种氛围。我感到我是属于它的。很多东西我是从上往下看，但这种生活氛围我反而是平视的。我凝视它就像是凝视镜子里的自己。
“吕盛的画廊生意并不好。那年头，人们对美术作品跟对诗歌一样，缺乏兴趣，而且也不懂。人们开始羡慕个体户能挣大钱了。在北京，人们羡慕的是有背景和靠山的人，他们能弄到很多指标和红头文件。有些人被称为‘倒爷’。吕盛也是个体户，但他是那种不能挣钱的个体户。吕盛的画其实画得相当好。他没有进过正规美术学院，没有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他画不好写实的东西，所以他扬长避短，他画抽象画。他天生对色彩和构成有一种了不起的把握能力。他用直觉指导自己完成创作。他画的东西非常独特。他的作品摆在那里绝不会同别人的东西混淆。他的油画语言永远属于他自己。他在画廊里给我看了他的许多画。我发现他粗糙的外表下躲藏了一颗细腻而感伤的心灵。这是从他的作品里反映出来的。他喜欢大块大块地使用忧郁的蓝色，形成一种伤怀的调子。
“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几乎没有人买他代理的画家的画。只有人在他的画廊里买那些绘画工具和颜料，或者画框。
“他在不画画的时候写诗。很多诗都是为他的画作而写的。如果不看他的画，你不会明白他写的是什么。那蓝色在眼波里
湖水在天上
我穿过胡同的晚风
在酒杯里夜泊
“这就是他的诗。老兄，你也是诗人，你不觉得吕盛的诗写得很好吗？但是你若看了他的画，你会觉得更好。他是天才。我可以这样肯定。
“他虽然开画廊，但他是潦倒的人。不过他很快乐。他气质里的忧郁隐藏得很深，平时他倒是个乐观的人。他在一辆破单车的后架上搭一箱啤酒回家，在胡同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见屋檐顶上的鸽子了。我们聊天一聊就聊一通宵。什么都谈，尤其是诗歌和女人。他倒是很少谈绘画。我给他看了我在地下室写的诗。他赞扬备至。他说兄弟，你这些诗不要随便带着跑，万一弄丢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损失，是我们中国诗坛的损失。你把它保存在我这里。你放心。将来你安定下来，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我就把它寄还给你。最好是我在北京找一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