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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供认不讳，经本军事法庭审理核实，宣布判决如下——判处盗窃杀人犯刘粮库死刑，立即执行！”
少尉急张一下嘴，却没喊出声。“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什么意思？少尉怎么会突然不懂了这些字，这种语言。这语言自己绕着四壁，一圈圈循环，多次擦过墙上红得腥气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语言呼应着自己，重叠着自己，像梦中一个不间断的，回声四起的呼唤，直唤到他醒。
少尉醒了，发觉自己满脸是泪，发觉自己在猛烈地哽咽。
全场都不知所措地僵在那里，听他的哽咽。
那女子站起身，受了惊吓似的看着。
“你……你们，”少尉听着自己嗡嗡的声音：“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全都坦白，说实话，你们就不判我死刑吗？”
“杀人偿命，无论你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
“行了！”少尉被喝断：“刘犯粮库，现在本法庭宣布，你有七天的上诉期，如果你不服判决，可以向高一级军事法庭上诉！”
少尉以他未被伤害的左臂抹了把泪，问：“什么叫上诉？”
“上诉就是：你可以找法律代言人代你向更有权威的法律机构表达你不服原判的理由。一个星期后，如果上诉被驳回，你仍然由本法庭执行原判。听明白了吗？”
少尉点点头。“谁是法律代言人？”
“我们可以为你指定一位律师。”
“你们？……”
“对。”
“你们……”少尉缓慢环顾着厅内所有面孔，举目无助的他感到又一批泪冲上来，但他使全力噙住了它们。
“这就是说，你放弃上诉？”
少尉用力点一下头。
“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死刑执行之前向本法庭提一个要求。刘犯粮库，你有什么要求吗？”
少尉垂下眼睑：“我想最后见一回我的父母。”
“来不及了。”
听到这里，少尉感到呼吸痉挛了。他没料到这痛苦和恐怖竟如此地大。他也没料到自己会对充满饥饿、穷困的这段生命如此贪恋。他更没料到他对自己生命的难舍程度竟超过了对于馍馍。一段嘈杂的默想之后，少尉又提出其他一些请求，但都被一一拒绝了。少尉惟一被应允的是几张纸和一支笔，他要把死亡的除夕用来写信，给父母。
少尉在天黑时分被押进死刑犯的单间。脚被锁定在铺位的末端。他一直无思绪地坐着，隔一会，他抬腕看看铺。晚上十点，他习惯地去上表弦，刚捻两下，他停住了。没必要了。它反正要停。我的生命停止后它还将走动十余小时才会停。它还会被发动，被校准一切误差，再次循环。它的一个轮回是多么轻易，不像人。
这时门外的锁响了，然后是铁栅栏的响。再然后是全副武装的警卫与那个女子走进来。她眼睛睁得那么大。少尉知道自己的眼也睁得空洞洞的大。他一点都不知道她是谁，来干什么。从现在起谁都不再对他有意义或有害。女子往前走几步，同时多次调整脸上的表情。她对警卫说：“请你让我和他单独谈谈。就一小会儿。”
警卫用力瞅她一眼，似乎想看看她神经有无差错。少尉感觉自己在警卫眼里是头兽，即或被缚着，对这样一个单薄女子仍有威胁性。警卫的神情中还有担心：仿佛死亡已开始在少尉身上履行程序；对一个已进入死、已部分地死去的东西，女性往往是半恐惧半恶心的。警卫就这样担着心把女子独个留在这死囚牢里。
少尉瞪着正前方的墙壁，感觉一个干净的东西带着一股干净的气味在他眼的余光中渐渐大起来。
“我，想和你谈谈。”她说。“我是个搞写作的。写小说的。”
随便你是什么吧。
“你为什么放弃上诉呢？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定会扳回局面！”她急促地说。
他开始一下一下地摇头，视野被摇得浑沌了，她的声音、话语也被摇得浑沌了。她问他此刻在想什么？委屈吗？追悔吗？留恋吗？他用这连续的、呆木的、疲倦的摇头回答了一切。假如可能的话，他多想摇掉最后的这点知觉。他一直摇头摇到这间死囚牢间死死地静下来，摇到这个以为别人的伤心、痛苦为职的年轻女人死心了，不再多拿一句话来烦他。
他一直看着墙壁，等待她的离去。在这烦躁的宁静中，他想，人的一生原来是这样长得叫人不耐烦。
最后她说她走了。好好给你父母写封信吧。再见。
再见？他险些没笑出来。听见门响，他转过脸。“你……”少尉对自己的突然启口意外极了。
女作家从门边一个快速转身，一身一脸的紧张和激动。“你想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别再错过这个机会！也许我还能在最后这几个小时里为你做点什么！”
他看着她。准确说是看着她讲话时朝他一动一动的手。少尉怔一会，知道她短促地喘息着在等他。他仍是摇摇头。不啦，不麻烦啦。 “你是担心你的母亲，她体弱，有病，禁不起这个消息，是吗？”
她真的能读他的心思。最后的一次探亲，母亲慢慢拄着棍送他。他不断说，娘回去吧。母亲也不断说，再送送，再送送。那天是个大早，青色的天上还有薄薄一片月亮。他本想不惊动任何人地离开，等他偷着摸到院子里，母亲已穿了件整齐衣裳等在门口。快上公路时，他说：娘，等我攒下点钱，接你和爹到北京看看。母亲像没听见。闷走了近半个钟头，当他再次求母亲别再送下去，母亲住了步。然后，等稍喘匀了气，她眼缓慢地东张西望着对他说：“别再回来了。这回回军队，就奔你自己的日子去吧。反正馍馍也不是你的了。别让我和这个穷家愁死你，拖死你。看看这穷地方，你还奔它个啥往回跑呢！活出一个算一个吧。听娘的，再别回来了。这趟走了，永生永世别再回来……”说完，母亲没有再送他，也没看他走远，而是自己掉头往回走了，很慢却很坚决。母亲若知道他真的永远不再回去，知道他不回去的原因，会活不了多久的。
“他们……不该拒绝你的请求。”女作家说。她是指他在法庭上最难启齿的那个请求——请求执法人将他被枪决的实情瞒住他的父母；请求执法人仅通知老人他们的儿子死了，凶死也好，暴死也好，就是别告诉他们：他以身试法了。
“法律，有时也像罪恶一样残酷。”女作家说。他回过脸，看见那条背对铅色铁门的干净的身影，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浓烈的羡慕：她离罪恶多么远！
门响着闭上了。再响着打开时，他停下笔。整整一夜，他以无伤痛的左臂写满他仅得到的四页纸。他还有话，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余的纸了。
少尉见两名警卫走近，他本能地往后躲一下，同时意识到这一躲是多么蠢。他没说什么“别架我，让我自己走”之类的话，因为他对自己能否站立行走全无把握。他的腿抖得厉害，只好随它们抖去了。他还知道自己又是那样让人嫌恶地半张着嘴，并有根冰冷的口涎挂在两齿之间，但他控制不了它了。
刑车前，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等候在那里。女作家居然也等在那里。她紧抿嘴，一眼也不朝他看。警卫们七手八脚将他塞上车，然后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车两侧的长椅上。他面向车尾跪在两排脚之间。一个兵伸手去拉女作家，女作家纵几次身子，却没上来。然后她说：“我不去现场了，你们走吧。”
少尉这时抬起头。她也在看他，眼被两泡泪胀大了。少尉不敢肯定自己看清了她眼里有泪；为怜惜他或为他不平而生的泪。那泪也许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平等地说声：“别了。”
少尉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一块土坪上。他弄不清自己是跪还是坐，或仅仅是往那儿一堆。送他来的刑车和警卫在将他卸下后很快离去，随即到达的是一辆被厚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从里面跳出一大窝披军雨衣、戴雨帽，脸被大口罩捂得只剩一对黑眼的人。他明白，每件军雨衣里，都藏有一枝枪。
在他背后，他们窃窃私语地传达着口令。
“还差五分钟到四点。”一个声音说。
少尉睁开眼，以自己五分钟的生命再看一眼天和地。地与天之间有一点粉红。再上面一点是颗黄色的启明星；再往上，是很薄一片月亮，就像母亲说着“再别回来”时他看见的那片。
这时一声巨响。少尉觉得这响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轰鸣于他体内。在这响的同时，他感到自己被放大了一下。再一声响的同时，他看见天和地一下子被溅满巨大的血滴。
少尉看见了自己的死，就像看天、地、星和月，他自己血光四溅的死原来是可以被他自己看见的。
许久后，他还看见一个女性身影慢慢向埋着他骨灰的土坪走来。是馍馍。再近些，他却发现他看错了：她更像那个女作家。然而还不是。最后他确定，她是他的母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母亲，那时她年轻，刚生下他，把他作为一捧希望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以草叶吹了悠长、暗哑的一声，像他童年那样地吹。他想她是听见了，因为她忽然开始远近地顾盼。然后她说：“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她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那只是说给他听，只需他一人听见就够了。
女作家把自己关了多日，出来对人说她什么也没写出来，因为她一点也搞不清那个被判死刑的少尉的心理活动。
“他真年轻，太年轻了。我只记得他那哭的样子。当他听说自己被判处死刑时，他爆发性地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孩子。”她吃力地忆着说着：“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是一种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安静。对了，他还没写完给他父母的信，执行时间就到了。他在信笺的最后一格点了三个点，点不下了，又在另起一行的头一格里点了三个点，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省略号，像小学里，老师要求的那样。”
关于她心里无法形容的不适以及她见车载他赴刑场时，她突然的落泪，她都未提及。
女作家平平淡淡一摊手：“有什么可写呢？写出来无非是个顶通俗、顶简单的故事，连点惊险曲折都没有。”
《小顾艳传》
引子
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
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
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个窗子和北面的十二个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九九年看看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
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蛀虫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断，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象、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
故事开始了
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六一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米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
所有人都看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杨麦三十岁，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除了画画，杨麦还会写打油诗，写独幕剧，小提琴也会拉几下。假如不是营养不良，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眉是眉，眼是眼，就是胡子长得不好，该毛的地方一律秃，喉结周围却是一丛曲卷的黑须。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小顾老实，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杨麦向着她，那人威胁要告小顾的状，杨麦愿意作证，留了姓名、地址。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就开始用功夫了。小顾说一句，脸转向杨麦，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杨麦眉心微微一窜，喉结上的黑须一抖，但眼睛还是甜蜜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小顾当众说话，杨麦的眉心总要窜一下，黑茸茸的大喉结提上去却不落下来了。眼里的甜蜜在新婚不久就淡下去。
小顾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杨麦的变化。在食堂或公共水房，她提醒自己不说蠢话，往往发现自己又被人逗得蠢话连篇。而没人逗她，她又心慌，站在打饭的队伍里故意大声说：“哎呀头脑子疼，昨晚看书看晚了。”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托尔斯泰的《高老头》啊。”人们就快活死了。食堂一共三种菜，吃起来一个味，加一块也不如小顾下饭。
“小顾，托尔斯泰是哪里人？”小顾知道大家又开始不安好心。不过她想，我又不是一年前才嫁过来的小顾，书读不懂书名还能读得懂吧？她下巴绕个一百二十度。意思是，你考谁呢？！小顾的下巴、肩膀、腰肢、屁股特别生动，会反驳、提问、嗔怒。杨麦常常想，假如她是个哑巴就美好多了。
“托尔斯泰不就是苏联人吗？”小顾答道。
那些逗她的作家或画家的妻子们便你捅捅我我推推你。她们起先妒嫉过小顾的青春美貌，丈夫们看小顾时的眼神和看其她女人完全不一样。那发绿的眼神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刹那间降到最本质最纯粹的位置。这些妻子们看着长眉秀目的笑柄小顾，心想她在男人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价值，就是上床。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小顾那一项价值相当伟大。
小顾对这些妻子们总有几分怕，也有几分崇拜。她们多数是文化馆、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的，剩下的是话剧团和京剧团的，还有两个是地方戏剧院的，因为口音重显得不入流。小顾毫不知道这些女人们暗中是你死我活的，拼杀的武器是她们的丈夫。丈夫的名气、级别、稿酬数目决定武器的精良度。小顾怎能料到，这些女人连穿一件新衣，戴一款新首饰，心里都是恶狠狠的，想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丈夫新获的知名度和版税透露出去。小顾只是苦苦模仿着她们穿戴谈吐，做着她们永远的底限：水平再低还能低过小顾？
一天晚上，小顾把两只脚丫泡在洗脚盆里，黯然神伤地搓。杨麦看着这一对长在成年女人身上的婴儿脚丫，既想爱怜她又想弄痛她。小顾却肩膀一拧，推开了杨麦。杨麦觉得那肩与腰肢表达的委屈简直让他肠根子作痒，让他把难得动用的卧房密语也动用了。他直接把小顾从洗脚盆上抱起，嘴里“肉肉长、肉肉短”。没等到床边，小顾突然眼泪汪汪起来。问她怎么不妥，她说：“你比渥伦茨基还坏。”
“谁？”杨麦问，手一撒，小顾落在了床上。
“安娜的情人，渥伦茨基。”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