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良松的松艳生态农业发展园位于坦坪镇的山坡上，现在是个多种经营的综合企业，年产水果１０万斤、瘦肉生猪１万头、鱼５０００斤，加工厂还能加工１０００吨大米。他因此被县里评为致富能手，县级劳模、县政协委员。他自己说：“我哪是什么‘能手’，是臭手，完全是在不断失败中滚出来的。”
坦坪乡也是个民工外出打工人数众多的乡，但这个乡较小，总共只有２．５万人口。现在，在这个乡的所有荒山上，都已经不再是茅草丛生了，像李良松那样的企业家已逐渐让穷山变富、秃山变绿，因为这些山上，已经生长着１３００亩的烤烟、５００多亩的黄花梨、２０００多亩的辣椒和３００多亩的脐橙，并且还有不少的在外打工的赚了钱的民工想“杀”回到家乡来。所以，今天，在这希望的田野上，真正播种出了希望，不，不仅是希望，而是希望结出的硕果。
在平江县三市镇保丰岭村，有一家相当红火的塑料彩印企业——志成农产品包装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梗秋。这个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如今却管理着一个资产超过１０００万的高科技企业。这样的资产在珠江三角洲或长江三角洲算不得什么，但是贫穷的山区，却被人看成了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企业了。
毛梗秋初中毕业后在山上种了一年的田，后来到了县城去当了石膏板厂的工人。他爱琢磨，帮助石膏厂试制成功了两种新材料。厂领导于是对他刮目相看，派他到深圳去开办分厂。那是１９８９年，他才１９岁。
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总厂改制，分厂租赁给了私人，毛梗秋丢了工作，成了无业游民。他被抛在深圳街头四处游荡、四处求职，一个月过去了仍无所事事，口袋里只剩下４块钱了，这是他第一次饱尝了孤苦无靠的失落。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想起了一个曾打过交道的汕头老板吴列丛。他向吴老板诉说了自己的处境，吴老板对他的人品有所了解，同意出资和他在汕头办厂。
合作几月，收获颇丰，他又“不安分”起来，征得吴老板同意，把工厂交给他姐夫管理，自己二下深圳，去办了第二家石膏板厂。后来他又办了一个模具厂，在不断的“折腾”中，他有了一个公司两个分厂，资本超过了５０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底，他来到了当时三市镇党委书记毛帅南家里，当毛书记跟他谈到三市在外企业有１０００多家，但在本地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人家讲三市好，三市富，但镇财政是个穷摊子，征求他意见是否能回家办厂并许诺给他大力扶持时，他没有推辞。
毛梗秋是个说干就干、有魄力的年轻人，他与本镇另一个个体老板周迈德上北京、下广东，跑汕头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回镇办一个塑料彩印厂。
塑料彩印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行业，主机都是微电脑全程控制。设想公布之后，妻子表示沉默，亲戚朋友极力反对，父母也表示异议。大家认为，毛梗秋在外已有好几个厂，每年有上百万的纯利润，丢弃内行钻外行，半路出来搞塑料彩印，风险太大，搞不好一夜间由百万富翁变成穷光蛋。
亲朋的反对，家人的异议，没有动摇他的信心。因为这是他在大量考证之后得出的结果。当时平江有大部分塑料包装袋从汕头调进，价格特别高，每年三市豆制品加工需要包装袋６５０吨，价值２２００万元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说干就干，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南下湘潭、广州、汕头、浙江等地再次调查，考察论证，购进机械设备、引进技术人员，另一路在家选厂址。三市镇政府竭力予以支持，将建筑面积达１万多平方米的破产企业石膏矿厂厂部廉价转让给毛梗秋。２０００年元月，总投资５００万元的志成农产品包装有限公司正式组建成功。公司占地２万平方米，拥有机械设备２６台，流水作业线４条，员工２５５人。２００１年，实现销售收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利税近２００万元，发放工资４０多万元。（摘自《平江时报》刘磊明李积良）
毛梗秋不仅是一个回乡创业的实践者，而且是一个鼓动者。他在２０００年就向镇党委和镇政府建议，要求借鉴广州番禺“放水养鱼”的经验，吸引三市在外的个体老板回流创业。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县委、县政府打算召开在外经商个体老板茶话会，他撂下手里的工作，驱车前往长沙、湘潭、株洲等地上门邀请，电话打遍了全国３０多个大中城市，花了他整整２０天的时间，一万多元的费用，联络到了５０多个老板。
个体老板周长江长期在外地从事食品生产，毛梗秋多次上门，多次向周长江打电话，要求周长江回来办厂。后来周长江带回资金，开办了长江食品厂，开发麻辣豆制牛排、麻辣熟食和罐头食品等，２００１年产值达到５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２年达到了１０００万元。
个体私营老板曾勤根原在长沙开办曾民食品厂，有工人２００多名，年产值过１０００万元。毛梗秋第一次上门邀请他回乡办厂，曾勤根说平江环境并不宽松，暂时不想回去。毛梗秋没有放弃努力，1次、2次、3次，他一共跑了８次——八顾茅庐，曾勤根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调回资金到三市开办了曾氏食品厂，专门做熟食生意。
毛梗秋很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苏秦和张仪，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两年间劝说了８位老板把厂子搬回了平江县城、三市镇区，不仅为地方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而且安置了本地上千人的就业。而他从家乡带到外面去就业的，少说也有６００人。
说他造福桑梓，利泽民工，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能力虽然不大的毛梗秋，却做到了满负荷的发挥。
四川是一个大省，土地面积在全国排名第五位，人口居第三位，有８５５０万人。人多土地少，每人平均不足一亩，因此外出打工者必然很多。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劳务输出就有１００万人，１９９６年达到３６０万人，当年寄回家中的钱有１３２亿元。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民工潮开始转化成创业潮。１９９９年，劳务输出达４３０万人，从邮局寄回家中的钱是１７０亿元，从农行汇回的有２７亿元，并且还有１万多人输出到新加坡、伊拉克和俄罗斯等国，在民工的流动路程愈来愈远的时候，开始有４３万人把外面打工学到的技术、挣到的钱和学到的经营理念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创办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吸收了本省１００万劳动力的就业。这不但使打工仔完成了由民工潮向创业潮的转化，而且也使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变。各地的“打工仔开发区”、“打工者园区”、“打工仔一条街”、“回乡创业示范区”拔地而起，一大批“创字号”工厂、公司在全省各地呱呱落地，许多农民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实现了小康的梦想。
民工潮，的确是一股扑向海边的巨潮，“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不，那卷起的千堆雪不是浪花，而是“白银”，然后，拍岸的浪潮折回来了，虽然是缓慢的，恰是绵长的，卷回到了原来起潮的地方，卷回到了家乡。从中国的中部、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北部扑向海边城市的民工潮。待到它回头时，就变成了一般创业潮。这股反向运动的潮水，正在浸润着中国的中部、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和北部。然后，它使黄土、黄沙变绿，绿地长树，树木结果，也使老人们欢笑，孩子们歌唱——使中国逐渐走向了富裕的均衡。
一个民工是渺小的，亿万个民工组成的潮水是伟大的，这股潮水在中国的大地上回荡，为着涤荡这土地上“久已干枯”的贫穷。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摘自鲁迅《故乡》）
● 景非昨，人依旧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读到鲁迅先生《故乡》这最后的几段文字，总觉得有一种凄楚的气息从字里行间透出，心情也便罩上了阴霾。
一个从小活泼的孩子，鲁迅的玩伴，长大后竟成了唯唯诺诺、迟迟顿顿、痴痴呆呆、麻麻木木的人，与鲁迅过去之间的亲密关系荡然无存，这怎不让鲁迅加倍的惆怅呢？
所以鲁迅先生说：“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鲁迅希望有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是让像闰土式农民脱离麻木，变得活泼而开朗。
鲁迅先生描写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我的家乡。他住绍兴，我在湖州，差不多同样的生活形状，同样的人物模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模型，我小时候也多有所见，更有同感，改变中国农民那种对待生活的漠然、迟顿，也是我的渴望。
先生那篇文章写于１９２１年，迄今已经８０余年了，几乎可以说过去了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差异不可谓不大，然则，我却在民工们的身上，看到了某些似曾相识的气质——他们祖辈的影子，这使我又困惑又悲凉。
温州市木材集团公司，我们采访了贵州天柱县桂脚村来的民工杨熙模，他现年３７岁，初中毕业，与爱人一齐到温州来打工，有一个４岁的女儿放在家中。兄弟５人，他排行老二，有两个弟弟也都在温州捞生活，杨熙略在瓯海区一个镇的无纺布工厂里搞纺织，还有一个杨熙炳的原来和他在一个公司，最近丢了工作，没有事做。
听他介绍，他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平时没有休息日。月工资８００元钱，房租每人８０元。为什么说每人８０元呢？当我到了他所住的房间时才知道，在一间１０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两户人家，两张床，两对夫妻，由于１２小时一班，正好调配开，所以在他夫妻俩住的时候，那一对夫妻正在上班。
生活费是每月１６０元，两菜一汤，食堂做什么吃什么，基本以吃素为主，肉是很少很少的。由于他爱人也在温州，职工食堂里不让他爱人吃，所以自己开伙。他与妻子每月要吃掉３００多元，加上少许零用，他一个月只能节省出４００元。
杨熙模告诉我，他贵州的家中有７个人，只有２．８亩地，平均每人只有４分地，一年收３０００斤谷子，剩下还有些许山地，可以种包谷和小麦。１００斤谷子只能打５０多斤粮食，每人也只有２００多斤粮，连吃都不够，哪里还会有余钱剩米，所以只得出来打工。
从２００３年９月来到温州，到现在（我们采访他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份）已经半年多了。开始有两个月试工期，每月只有６００元，刚够吃饭，现在能好一些，但半年之中也只能给贵州家中寄去过３００元钱。
在采访中，我问他道：“你现在算是正式工了，有没有和老板签订过劳动合同？”
“签了，签了，有合同。”
“拿来给我们看看行不？”我的助手李家运说道。
他走进屋里，翻了翻，然后拿出两页打印好的纸给了我们。
我们一看，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合同，只不过是老板发给他们的工厂劳动的规定。那上面写的是：工人上班时不许抽烟，谁抽烟罚款５０元；不许打架，谁打架罚款３００元……
所有的条文都是对工人的惩罚，却没有对老板的约束。我说道：“这算什么劳动合同？这只不过是工厂的管理规定嘛！你是不是拿错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其他了。”
这以后，他避开这个话题，谈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这使我大惑不解，他作为一个初中生，难道看不出这并不是一份合同？是内有隐情，故作糊涂，还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合同”？
他接着说道，他的弟弟杨熙略，去年３、４月份在无纺布厂工作时，左手被链条缠住了，外皮都脱落了，伤得很重，当时到医院去治了治，休息了半个来月，厂里给报销了些钱，大约有几十块，其他一点补助都没有，那半个月也没有工资……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这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去要求补偿，却没有说出口，想到这个老实农民自己的表现，我相信他弟弟即使知道有这样一条路子，也不敢去向老板讨钱的。
在一位贵州籍保安杨永宪充当向导的情况下，我们走进了另一幢民工宿舍。
这是比一般贫民窟还要脏、乱、差的地方，门外地上到处是垃圾和污水，走上二楼，楼道十分窄小昏暗，如果两个人走对面，就只得相互侧一下才能通过了。这里住着一家皮鞋厂里的许多民工，不足８平方米的住室里，一般都住着两户人家，所以屋子里东西满满的，气味也大好闻。
民工宿舍的走廊毫无例外的，这里的女工或是她们的丈夫（男工）都不闲着，手中拿着一张皮鞋的面子，用皮线在那里穿来穿去，这实际上是在休息的时候还干活，因为她们都得拿计件工资。
我在这里采访了这样两位女工。
一个叫王民翠，另一个叫詹云英，这詹云英是王民翠的小姑子。
两个女人都在木材公司鞋革材料厂当裁纸板工，两人的手都曾负过伤。
王民翠：“我是１９９１年到这里来打工的，１３年了。开始过来时每月只有２００～３００元钱，一天６块。如果过年回家，就扣１００元（回家１２天，二十六走，初八回来）。那是１９９５年农历１２月１７号，连做了十五六个小时，头晕晕乎乎的，到了１２点半，一不小心，上面的刀落下来，把右手切去了４根指头。那天是实在干得太多了，早上６点起床，干到了晚上１２点，脑子不清爽了。你想想，做了多少小时？到温州康复医院诊治，挂了个急诊，住了１０天院就出来了。”
“厂里给付医疗费了吗？”
“付了，３０００块钱，住了１０天的院。”
“其他还有什么，有没有医疗事故的赔偿费？”
“没得，他们要给我５００块钱，叫我别在厂里干了，打发我回家去，我没要那个钱。”
“你不干怎么办？”
“想用５００块钱打发我，没门。我赖在这里呗，窝着，９５年起到９６年，半年没得事做。后来，他们没办法，就让我看澡堂、扫地、收澡票，现在一个月拿４３３块。”
说话之际，王民翠的丈夫和他的妹妹也都围上来了。由于王民翠说的是浙江青田王民翠与詹云英——嫂子与小姑的手都被砸断过话，讲１０句我只能听懂两三句，所以她的丈夫在旁边热心地补充着，可是他丈夫的话同样难懂。
我继续问道：“受了这样重的伤，你难道没想着问厂里讨要补偿？找过劳动部门没有？”
他们摇了摇头。
“跟厂里说了没有？”
“说了，说了。”
“说什么话了，要求了什么？”
“让厂里给我找个工作，不要辞退我。想花５００块就打发我，那是不行的！”
我听明白了，却无可奈何，他们向厂里哀求，只是叫厂里不要开除她们，而不是说手断了，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这时，我看到了那位詹云英，她的手同样是残疾的，便问她的手是怎么了？
詹云英说：“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８（农历）发生的事，晚上做工没休息，白天又干，到中午１２点，卷到机器里了，当时机器停了，但手心手背的肉都掉了，手上只剩下骨头，被送进了向阳五一医院，住了两个月的院，医疗费是厂里付了，但他们不要我了，给了１０００块钱，让我回家。我只好回家了。２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