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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是个初中生，男孩正上高中，而且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据说还跳了一级。另外；这男孩还有个特殊情况，不仅男孩子家里是单传，其父亲这辈兄弟５人只有这么一个男丁，所以５家人家供一人上学，珍视异常，期望极大，想让他学出个“状元”来。结果，孩子的成长梦与父母的期望梦都被这个醉酒的司机撞碎了。
为此，部队集中了好多天时间专门整顿纪律，并且把大车、小车都封存了起来，不许超区域出车。并将宣保部门七八个人都作了处分。那位处长与副处长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因为他们有管教不严的责任，不是降职就是转业了。有人告诉我，那位处长是个老实人，而且刚刚提起来，但是他运气不好，去年因为一名司机在大街上与人斗殴，他被连带着记了一个大过处分，今年又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同样为司机问题被连坐——唉，谁叫他不严格管理自己的部属呢？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安徽，当我到了河南之后，同样的车祸事故几乎翻版发生，几起车祸把河南省军区也闹得狼狈不堪，本该可以派车送我一程的车辆也开不动了，各机关里的所有人都坐下来学习检讨一番。
如果要追索这些事故的祸源，其实都与兵源的素质差密切相关。
要提高士兵的素质，必须从源头抓起，而源头呢？就是征兵时所必须坚持的质量关，然而，诚如那位武装部长所说的，在无兵或少兵可征的今天，武装部门能够把得住这个关吗？
即便是巧妇，有米才能成炊呀！
● 流动民兵营——民兵组织中的新形式
思考，在民工流动的两头同时进行。
农村武装部在唉叹民兵工作无法落实的同时，城市里却为突然涌现的大量民工如何管理而犯愁。
在南京的繁华商业地带，有一个叫做建邺区的地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河南、安徽和本省苏北为主的大量外来人口流了进来，到２００２年底，这部分人口已达到１２万多人。
由于流动人口大都来自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从整体看，他们的素质偏低，对城市管理要求缺乏必要的了解，使得治安隐患开始增多，犯罪率逐年上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乱丢弃生活垃圾污染环境、打架斗殴等现象屡有发生。仅在该区人口最密集的南苑街，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８年这６年的时间里，就发生重大恶性案件６８起，各类矛盾、纠纷每年发生３０多起。而光１９９９年这一年，建邺区发生的８８３起刑事案件中，与外来人口有关的就有３７１起，占已发案件比例的４２．１％。这些患疾，成了城市管理的一块心病。
如何化解这种混乱与无序，通常的办法是利用流动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和积极分子，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散乱人群中的晶核，以便把一团散沙，聚合成一个集体。
这个区经过几次论证，开始依托街道、村两级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流动人口管理站，从外来人口中筛选政治、文化素质较强，威信较高的务工青年参与管理，成立了党支部。采取“以外管外”的办法，对外来人口实施层次管理。
２０００年初，建邺区人武部在调研时发现，流动人口中８０％是务工青壮年，２０～４０岁的占６０％，符合编兵条件的占３０％。其中还有不少退伍战士和原籍基干民兵，有着极好的后备兵员基础。这时街道已经成立了党支部，就更有了成立民兵连的组织基础。于是就在该年６月，经过充分调研论证，他们便在南苑街道所街村成立了一支“流动人口民兵连”。连长、指导员分别由流管站协管员陈冠群、流动人口党支部书记乔志田担任，他们以及下属的民兵班排长都是从外来务工青年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由属地公安机关负责向民兵原籍发函，政审合格的青年方可作为编兵对象。
南京建邺区流动人口民兵连参加纪念活动在流动管理站办公室里，接待我的是这个民兵连的指导员乔志田，他是河南固始县人士，到南京来打工已经１０余年了。毫无例外，也是个退伍兵，１９８４年入伍，１９８６年退伍。固始县是个贫穷山区，因此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县里为了维护本县打工者的形象，在建邺区成立了办事处，后来办事处撤销，他于１９９４年被聘为所街流动人口协管员。
乔指导员说：“我们这支队伍，退伍士兵占了其中的１／３。”说起流动民兵的作用，他更是津津乐道：“帮民工向老板要钱、制止卖淫嫖娼，还有是参加突击性任务例如打扫卫生，民兵都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像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１日下午，南京市向国家卫生城的冲刺阶段，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突击打扫卫生，清理建邺区某小区的楼道。３０多个民兵，全都到齐了，一问，他们中午饭都还没有吃，我们就买了一些方便面、面包和矿泉水。那天，他们干了整整一下午，２０多幢楼的楼道，有些东西得从六七层的楼道上搬下来，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干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完，而那天，南京市的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
南京建邺区流动人口民兵连在进行实弹射击所街是个各地民工的集居地，通常有７０００人，多则上万人。由于人员复杂，藏污纳垢也就在所难免。民兵在晚上巡逻时发现有妇女卖淫现象，就向管理站的人作了报告。由营长叶飞牵头，与管理站的行管人员和一名公安人员一同去抓。一行５人，装作嫖客模样，这些女的便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还上前来拉拉扯扯的，到了房子里后，他们亮出了身份。第一次抓了两个妇女，隔半个小时，他们采取同样的方法行动。却已经惊动了那个“鸡头”，她躺倒在地上耍赖。在她的喊叫中，拥过来了２０多个青壮年男子，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棍，而他们却只有５个人。眼看械斗一触即发，营长灵机一动，打开手机叫道：“第一组赶快靠拢，第二组到齐了没有，跑步过来！”他这一咋呼，对方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如何，竟没人敢动，结果他们不但抓到了那个“鸡头”，还把闹事的首要分子抓了，当即送到了派出所。
３年来，这个流动民兵连被纳入了全市维护稳定的“五队联动”行列，参与了治安巡逻、植树绿化、防汛抢险、城市创建、便民服务活动，共出动兵力２０００多人次，协同警方取缔聚赌点４个，调解民事纠纷４００多起，及时制止违章建筑１０多处、计划外生育３０多例。该连连续被建邺区评为“先进连队”，同时被南京军区表彰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先进单位。连长陈冠群先后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和“河南省优秀外出务工青年”。南京市政府还奖给他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他的老婆孩子都迁入南京，成了南京市的市民——第二故乡真正变成了他的故乡。
● “长垣模式”给民工注入了力量
河南新乡的长垣县，是１９８５年国务院确定的国家劳务输出基地。全县７８万人口，有１５万多人在外面打工。这１５万人中，８．３万是民兵，占全县９万民兵的９２％。
２００４年这一年，长垣县外出打工的人数猛增到了１８万人。
本乡本土的原有民兵组织，早已经涣散，对那些民兵也失去了束缚力。而外流民工，也全国各地都有，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散落状态，是否还能用一根线把他们穿起来？如何才能穿起来？成了所有民工大县都能遇到的最大麻烦。
有一件难堪的事发生在１９８７年，新乡军分区一位领导来长垣检查民兵工作，想要看一看那些过去声誉一直很好的“青年民兵之家”。镇武装部长领着他在兆寨村转悠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家’的影子。这位领导不死心，非盯上了要看个究竟，结果转遍全镇仅存的几个“民兵之家”，也都是“铁将军”把门。当这位领导扒着窗台往里面瞧的时候，不仅那里面积着厚厚的一层灰土，零乱的书架上布满了蜘蛛网，而且窗台外的灰尘也弄得他灰头土脸的。镇武装部长很有些下不了台。
长垣县武装部门与县建委研究了这种新形势之后，发现内中还是有着某些规律可循的。
该县的非公有制企业分成了６个种群：防腐设备、建筑行业、起重机械、医用卫生、烹调饮食和绿色食品，其分布为“南起重，东防腐，北卫材、西食品”，有河南省长垣县飘安卫材集团的生产车间１１３７家非公有制企业，遍布城乡。８４０个防腐、建筑工程队分散在全国各地，那些无论是留在本县还是外出打工的民兵们，大体上都是老乡带老乡、亲戚扯亲戚，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群落，能否在这样的企业里建立起民兵组织来呢？这是他们思考的第一个切入点。
长垣县流动民兵生活剪影他们在８个不同类型、流动民兵较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尝试建立民兵组织。但开始时，一些企业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不少企业家认为，企业是讲经济效益的，组建民兵连是不务正业，甚至有些人认为民兵组织与企业管理是两股岔，相互背道而驰，会影响生产效益，于是他们干脆一口拒绝。
在武装部门感到畏难的时候，有着党管武装好传统的长垣县县委、县政府站了出来，坚决支持武装部的做法。县委、县政府不惜３次召开议军会议，研究流动民兵的管理问题，并且先后下达了５个地方性法规文件，强调组织流动民兵的重要性。县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赵予辉和县长、县“武委会”主任邓立章先后多次到北京、天津等流动民兵相对集中的地方，去宣讲《民兵工作条例》、《兵役法》、《国防法》，以及加强流动民兵管理的重大意义。这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县建委、飘安集团、河南新蒲建筑有限公司等企业中建立了基层武装部，１７８个企业建立了民兵组织。通过这些年来不断地改善与加强，长垣县摸索出了一条“民兵走到哪里，组织就建到哪里，编到哪里，训到哪里，管到哪里，用到哪里的组、训、管、用一体化”的新路子。截止到目前，他们在各种经济实体中建立“二级”基层武装部５个，民兵营４２个，民兵连１３２个，独立排２０５个，独立班１８２个，基本将这８万余的民工都编进了民兵组织之中。
这种组织，使长垣县的民工有了极强的组织性，全县外出民工中有２８０名被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评为先进个人，其中有１５人被当地政府授予“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十佳外来打工青年”的称号，８万多民工长年在外打工，竟无一例违法违纪现象。创造了一个十分罕见的奇迹。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电视台都对这一奇迹作出了报道。让我们引用《人民日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０日3版的一则报道加以强调：
据新华社郑州７月１９日电（蒋永武、周翟董）：记者从河南省有关部门获悉，作为全国著名“建筑、防腐业之乡”的河南省长垣县每年有８．３万名青年人奔赴全国近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务工、经商、办企业，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不仅无人违法犯罪，且有４９００人次见义勇为获得外地有关部门的表彰。这是长垣县注重加强流动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卓然成效。
长垣县有８００余个防腐、建筑工程队分散于全国各地，鉴于外出青年大多是在册的农村民兵，且人武部具有我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县委决定将８万多名外出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交给县人武部负责。
“务工离家远，仍有组织管”。鉴于民兵组织纪律性强，遵照有关规定，长垣县打破原来只以行政村、乡（镇）为单位的传统民兵编组办法，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郑州等从事防腐、建筑行业人员比较集中的城市设立了民兵组织，隶属于县建委人武部和务工所在市的区、县人武部，使全县数万流动青年民兵的管理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设在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建筑、防腐企业，大多数采取了统一着装、统一一日生活制度等办法，对作为青年民兵的员工实行军事化管理。长垣县这遍布全国的数百个企业，靠对流动劳务工青年有效的管理教育，赢得了信誉，有８０多家企业被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评为“出省施工先进企业”、“优秀外来施工单位”。
这种组织如果真正落到了实处，产生了实效，其优越性是无可尽说的。民兵（工）不但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工作效率得到提升，而且拖欠工资问题、工伤事故问题、内部磨擦问题，都有了组织可以依靠，帮助说理与解决。这是市场方面的优越性，至于国防建设，那么，只要有广大的民兵组织在，就会有强大的兵源可以扩充，也不怕世界与台海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了。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有这样两位民兵营长，他们都在北京打工，一个叫徐子雨，一个叫冯明亮。这两人都是新蒲建筑承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而且是城隍庙里的鼓锤——一对儿，徐不离冯，冯不离徐。
冯明亮今年４１岁，是河南长垣县冯家村人。１９８２年高考落榜后，他到河南新蒲建筑安装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带领５８个家乡弟子来闯北京，组建北京分公司。临行前，他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要在首都北京“扬名立万”。
长垣县在北京打工的徐子雨民兵营营部一群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懂世事，没有经验，也不懂什么叫世俗和偏见，他们在北京找工作半个余月，都是因为“不愿意和河南人打交道”而一事无成。同伴们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相互抱怨：“这北京不是咱河南人待的地方，压根儿就不该来！”
性格刚毅、言词木讷的冯明亮却愈挫愈勇，他偏不信这个邪，一气之下，在一天上午就直闯北京市城建委的大门，同一位主管进城务工的副主任理论起来：“俺河南人能吃苦，俺河南人厚道，俺河南人也能为首都建设做出贡献！为什么北京人这样对待俺们？”这位副主任仔细地把冯明亮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似乎发现了这个青年人的某些特有品质，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冯明亮和他的同伴们举荐到当时北京市最大的居民小区——方庄小区的建筑工地，为一家施工单位承担挖水沟的任务。
５８个小伙子憋着一股心劲，要为河南人争一口气。需要百名壮劳力干半个月的工程，在他们昼夜不停的赶工下，竟提前２天完成了任务。施工单位的经理有些不解地问道：“这群河南小伙子在玩命吧？”此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小区，先后有６家施工单位主动把土建工程交给了冯明亮他们来干。就这样，在以后的６个春秋中，冯明亮带着他的同伴干的全是最苦最累的活。例如，还有一次，没有卷扬机，要把沙包、水泥包扛上１６楼。“接不接，不接就给别人了。”“接！”冯明亮接下了这份活，他与所有的长垣弟子一样，一包接一包往楼顶上扛，连休息都没顾得上，一天下来，硬是把所有材料运到楼上，好像爬了一座５０００米的高山。回到工棚里时，他身体像散了架子，不想吃喝，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知道和着满是尘灰的工作服，一下子躺倒在了床上。
冯明亮就是靠苦干干出了名堂，从５８名河南子弟起家，再后来扩充到１１００多人。参与施工的工程遍及北京城的东南西北。他们参与施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获得了１９９５年北京市文明施工工地第一名。这以后，冯明亮的名字才开始“明亮”了起来。
近些年来，冯明亮的名气愈来愈大，他们不仅参与建筑了文化部大楼、小汤山医院，现在还参与建设着国家大剧院、５号地铁线，以及飞机场二期工程等颇有名气的工程建设。他本人，也成了全国“十大进城务工的杰出青年”、“省十大新闻人物”。而今，冯明亮的公司开设在北京东北郊的善各庄一带，他手下已经有了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名工人了。
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专门说他的苦干精神。自从长垣县武装部将冯明亮的施工队与徐子雨的施工队组编成民兵营之后，好像是为他加添了飞翔的翅膀。一次，有一个大型工程承包方要招标，冯明亮也去竞标了。会场上没有确定下来，冯明亮对承包方的负责人说道：“要不，您到我们工地上去看一看吧？”这位负责人一到工地，就被宿室里的陈设吸引了，这完全是一支正规部队的内务呀，整整齐齐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洁白的床单一尘不染。头盔、脸盆、牙缸、鞋子全都是一式齐地陈放，像这样的队伍，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样的任务不能完成呢？这位负责人看罢了这些民工的内务，再走出来看了墙壁上放大的中央首长接见他们的照片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