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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周口店发掘现场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
周国兴：“除了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呢，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他（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岁的贾兰坡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
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
两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
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十五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1936年，工作单调地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也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记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细细端详。
步林根据发现的牙齿化石联想出的北京猿人头像
贾兰坡挑选了三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着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是同一个人头骨化石无疑。
下午，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
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
之后进行的发掘中，又一个头盖骨出土。
北京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即今天考古学上所说旧石器
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就是中国猿人遗址中，先后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颌骨、牙齿等骨骼化石，估计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世界许多古人类化石遗址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圆之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化石数量，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
1937年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资助了几万美金，人们对挖掘有了更大的希望。6月底技工们照常把化石进行清理编号包装，然后送到周口店火车站，准备运往北平。7月初的一天，周口店火车站突然打来电话，去北平的火车不通，情况不明。第二天，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向我国军队挑衅。恐怕要打仗了。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下）
最早发布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失踪消息的报纸——英文版的《北平新闻》
卢沟桥，位于北平与周口店的正中心。1937年7月7日，炮火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日军突然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开始了。刀光血影之中，北京猿人化石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距卢沟桥十余里的周口店挖掘现场，所有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协和医学院也同样不平静。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消息传到北平，人们预感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就要来到，在北平的美国侨民纷纷设法逃离中国，日军也开始占领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稳妥和安全的存放地点。
第一个头骨化石模型及北京猿人头骨复原像
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
经过国民政府的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将这些物品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装（箱）了以后送到博文的办公室，送以后 ，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再也没有中国人看见或者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
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当时我的上司对我说，让我直接回国。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将放到我的那些运回美国的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秘密的。”
火车的目的地是秦皇岛，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接到命令，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
但是三天后，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弗利和戴维斯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从此，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是在秦皇岛丢失的，那么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了呢？然而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言人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的这一行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而认为化石是在协和医院那里丢失的。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他们指派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侦探定者凡晴负责搜寻工作，几乎所有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日军的审查和盘问。
日本人的反常行为，似乎更证明了化石已经落到他们手中。于是，人们便把希望留到这场战争的结束。
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在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的踪影。
解放前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和山顶洞人头骨化石
为此，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李济曾多次在东京追寻化石的下落，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仍然不知下落。
解放后，周口店在暂停了12年后，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两块猿人的枕骨和耳骨，它们连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块颞骨，最后被复原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头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好的惟一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是遗憾却依旧压在人们的心头。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化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科学价值上，都无法与解放前的发现相比，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人们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对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的追寻。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间的冷战坚冰渐渐消融。
尼克松总统将美方所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绝密的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由于贾纳斯仅仅是尼克松访华时的一名普通随行人员，所以他当时是无法获悉这一机密的。而尼克松所提供的线索，就是化石有可能在一艘沉船“阿波丸”上面。
70年代，我国政府也曾经对阿波丸号进行过一次不彻底的打捞，结果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所以，化石是否在阿波丸号上面至今还是一个谜。
这就是失踪的五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他的《北京人》一书中，讨论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丢失问题。
当年运送化石的列车是从北平经天津到达秦皇岛的。在秦皇岛和天津线索中断的情况下，化石的下落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平。20世纪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者周国兴教授又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化石很可能就在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那里。如果线索成立，那么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就埋藏在这儿的某个角落。
不过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周口店龙骨山时断时续的挖掘，获得了大约3万立方米的堆积物，六个头盖骨，15个下颌骨，153颗牙齿，代表了40多个远古北京人的化石。
但是连年的战火、动荡的局势、杂乱无序的发掘、年轻而又经验不足的发掘者以及北京人化石的遗失，都给以后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今天，随着许多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寻找北京人化石的难度正越来越大。裴文中、杨钟建、贾兰坡等人陆续离开人间后，人们根据他们的遗愿，将他们安葬在龙骨山上。带着生前无尽的遗憾，这些中国古人类学的先驱们在九泉之下，依旧静静地守望着这片50万年前北京猿人生活过的家园。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发现周原
周原遗址位置示意图
周原，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地理位置是距离陕西省西安市不到两百公里的地方，包括今天扶风县和岐山县的二十多个自然村落。考古工作者称这里为：周原遗址。
史书记载，公元前12世纪中叶，周人的首领古公禀父带着他的族人，迁徙到了这里，从此人们称这里为“周原”。周人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并在周原建立了他们早期的都城。
云塘村考古发掘现场
3000多年过去了，以往人们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去了解周王朝，直到周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发现了许多墓葬和建筑基址，人们才得以从实物上去印证史书上的记载。
在周原遗址上，自中国的汉朝，也就是公元前五十八年开始就有周王朝的青铜器出土。这在中国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公元19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道光末年，周原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19世纪出土于周原的青铜器“毛公鼎”
这件青铜器叫毛公鼎，它就是19世纪出土于周原的青铜器之一，现在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鼎内，铸有497字铭文，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铭文的内容是说，国王的大臣毛公为了赞颂国王的美德而铸了这件鼎。
这个村庄叫任家村，在1890年，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
窖藏青铜器出土地点
50年以后的公元1940年，还是在任家村，非常巧合的是发现克家族青铜器的任致远的孙子又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
1890年和1940年在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只有一少部分收藏在中国，大部分都已流失国外或者下落不明。
189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克鼎”
在周原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青铜器的出土，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巧合。
194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梁其鼎”
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从器底的铭文我们知道了做器人的名字叫周我父。这三件无盖的簋出土后，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
23年后的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周原博物馆馆长罗西章先生，61年参加了三件无盖簋的发掘，这次见到这三件簋盖后，他兴奋不已。
“粱其壶”
周原博物馆馆长、西周青铜器考古专家罗西章：“61年挖出来的这个周我父簋，就是这个样子，再一看铭文，他上面也是周我父做什么什么。我于是就把这三件簋盖背上，乘火车就跑到西安陕西省博物馆去，叫人从仓库里面把周我父簋拿出来，我把盖子一盖，不大不小正好合适，三千年前的东西分离，到现在破镜重圆了。”
1976年12月15日，又一个青铜器窖藏在庄白村被发现了。
“梁其鼎”与“粱其壶”
由于窖藏坑小，器物多，许多器物都是互相套放的。
窖坑的四角各有一只大铜壶，这种铜壶在周朝时是用来装酒的器皿。大壶里捞出来二十五六件东西，其他的壶里边大小不同的都装了七八件十来件。
无盖的青铜“簋”
从铜壶里捞出来的铜爵和觯都是酒具，区别在于，爵就像今天喝白酒用的小酒盅，而觯却是喝红酒用的高脚杯。
当罗先生清理出一件造型奇妙、酷似一只绵羊的青铜器时，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也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庄，围观的人突然越来越多。这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铜羊，正式的名称叫折觥。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神奇，但它最终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983年齐家村出土的青铜器中出现了三个多出来的“簋”盖子
这个窖藏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1米，深1。12米。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窖藏。
考古工作者将这里命名为：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
庄白一号窖藏的103件青铜器，全部属于微氏家族，其中有74件铸有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涉及微氏家族的七代作器人，同时也涉及自周王朝建立以后、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种器物名叫盘，是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在祭祀礼仪上净手时接水用的器皿。
编钟
这件盘上，有微氏家族叫“墙”的这一代人的标记，所以它也被称作墙盘。墙盘是这批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它上面总共刻铸有284字，分成为前后两段；前一段铭文颂扬了周王朝的七代国王，尤其是最早的周文王和周武王。
墙在第二段铭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
出土的其中两只壶内装满了清澈的液体
庄白一号窖藏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大，种类也多，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还涉及周王朝各种不同的礼仪。
周王朝的青铜器除了实用性的礼器外，还有成套的乐器。
铜爵，古人用来喝酒的器皿
按照史书中的描述，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在它下面还可以生火。而簋是用来盛放黍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作“黄米”的一种主食。
根据周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也就是国王享用九鼎和八簋；诸侯也就是周王朝的附属国的王，可以享用七鼎六簋；用五鼎四簋的主人是大夫一级的大臣；三鼎二簋是上士的等级；下士则只能用最低的一鼎一簋。
铜觯，也是用来喝酒的器皿
然而，在庄白一号微氏家族的窖藏中，却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八只簋，但相配使用的鼎却没有出现。
专家认为，从以往周原贵族墓葬出土鼎和簋的配置情况分析，结合微氏家族这八只簋的形制来看，它们应该是五鼎四簋的两套，从而说明微氏家族应该是属于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
公元1978年5月5日，有“簋王”之称的害夫簋出土了。它不仅形体硕大、造型精美，更重要的是器底铸有124字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第十一位国王周厉王祭祀祖先的祝词。害夫簋是目前所知的极少数明确的周代王器之一。周原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叫盂的青铜器的底部，根据上面的铭文记载，它也是一件王器。
“刖人守门鼎”刚出土时
周代的青铜礼器和乐器，通常是摆放在王室或是各个贵族家庭的宗庙及居所中，那么埋藏这些青铜器的窖藏附近可能就有相应的建筑存在。
标尺所在的位置，就是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地点，考古工作者经过对窖藏周围的钻探和试掘，果然就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建筑遗址。
他们在遗址内发掘出一排石柱础，柱础之间的距离达到3米远，还出土了大量的周王朝时期的陶器残片，瓦片，红色的烧土块和白色的石灰墙皮。
“墙盘”是这批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
从公元1976年开始，在周原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