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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意外中的意外，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座残塔会藏有如此多的西夏文物，应该说它是继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另外根据塔中文献提供的线索，此塔并不是人们一直称呼的潘昶塔，而叫宏佛塔，始建于西夏。
在黄河中上游青铜峡水利枢纽附近峡口地带的黄河岸边，有这样一组奇特的佛塔建筑群，人们称之为一百零八塔。随着文物考古部门1987年对它的发掘清理发现，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
藏传佛教不仅在元代以前就传入西夏，而且已形成了很强盛的规模。可以说，西夏是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桥梁。大概正是西夏这个桥梁作用，才为后来元代统治者与吐蕃接触，达成西藏统一谈判，提供了融洽的政治气氛和宗教亲和力。
西夏时期这里曾分布着几万平方米的寺庙建筑
横穿宁夏川区南北延绵200多公里的贺兰山，在西夏是党项人心中的神山。整个山脉分布着三十七个沟口，每条沟里都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长廊；山内岩石上壁画、岩画以及寺庙遗址随处可见。
贺兰山的岩画应当称得上全国之最，很多伸向沟内的岩石上都有史前人类留下的刻痕。一幅幅构图简单的岩画，既有原始宗教含义的作品，也有生殖崇拜的图腾，但让人难以解释的是岩画中那些带有宗教含义的西夏文题记，这是否可理解为尽管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但来自原始社会氏族阶段的党项人对自然崇拜、性崇拜的观念依然强烈而深刻。
贺吉德：“在这个贺兰山岩画图案上面，有很多西夏的文字，这五个字能、昌、盛、正、法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西夏字的“佛”字，在这个沟口里面内外都发现了西夏的文化遗址，那么党项人呢，肯定是在这个贺兰口曾经频繁地活动过。”
贺兰山留下的党项人岩画
1986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在市内繁华地段、新华东街重修百货大楼的施工中，一批精美的文物包括七尊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破土而出。当时的情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真是天意，因为铜像和打桩机锤打的距离几乎是擦边而过，稍偏毫分，这些铜像都将毁于一旦。这些文物经专家鉴定，均出自于西夏。
历史上很少有人会把敦煌艺术，这个世界级的宝贵遗产和西夏人联想起来。然而在1964年的夏末秋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经过三个月对洞窟的考察，发现在这里的500多个洞窟中，西夏洞窟竟多达80多座。
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
西夏在此统治时期，从没中断过对洞窟的开凿。这期间不仅政府出资操办，一部分党项人也加入到出资行列，他们就是迄今仍然留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西夏供养人画像。
西夏晚期的人物在敦煌榆林窟中表现得极有特色。这些人物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魁梧，与史料中记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正相吻合。今天，这已成为研究西夏文化的活化石。
西夏佛教在西夏文化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夏王朝灭亡以后，他们的后裔又通过佛教信仰延缓了党项民族消亡的时间。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五）
居庸关
居庸关是万里长城八达岭上的一座重要隘口，在隘口过街塔云台门洞的石壁上刻有六种文字的佛经，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
1879年英国学者伟列见到它时，说是女真小字。之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却又小心翼翼地猜测可能是西夏文。当时国内学者的推测也是无花八门，直到上个世纪初，俄罗斯人根据黑水文献中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破译西夏文字后，这桩笔墨官司才算了结。
居庸关过街塔修建时，西夏王朝已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可它的文字为什么会在它消失后出现在这里呢？这是当时关注西夏历史的学者们对西夏后裔的去向产生最初兴趣的初衷。
史料记载：公元11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越过漠北在图谋中原的征途中，矛头首先指向了途经之地的西夏王朝。从1205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攻入西夏境内开始，共耗时22年先后六征西夏。
1225年，西征胜利归来的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十万，先破黑水城，后占沙洲，一路席卷河西走廊，尔后兵锋直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但就在这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因病魂断六盘山。
成吉思汗之死招致了蒙古大军更为残酷的杀戮，血腥的屠城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西夏军民“免者百无一二，尸骨蔽野”，兴庆府变成一座死城。
当年蒙夏之战究竟惨烈到什么程度，通过宁夏海原县临羌寨这座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填尸坑可略见一斑，历史上，这里曾是蒙夏之战的一个重要战场。
蒙夏古战场的遗存
1976年9月，西夏学者史金波、白滨在甘肃酒泉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碑中篆刻的内容记录着当年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肃州城内党项上层率部投降，被任命为肃州长官，并世袭“大达鲁花赤”官职的经过和部分西夏军队被充入蒙古军队、以唐兀军的名号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的记载。
正是这块碑也为西夏后裔的去向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在酒泉唐兀碑发现后不久，又一块记录着西夏人历史的唐兀碑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濮阳市被发现。
碑中内容将一支西夏后裔的迁徙图清清楚楚地勾画了出来，它记载了周围杨氏家族的祖先唐兀台和他的儿子闾马跟随蒙古大军，从西夏故地一路征战来到这里并接受册封的经历，碑文中“世居宁夏路贺兰山”的刻痕至今清晰可见。
以杨十八郎村为中心，周围十多个自然村的杨氏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通过这块唐兀碑了解到了他们的祖源。杨氏村民们把这块碑看成他们的根。
1975年9月，史金波、白滨听说在河北保定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奇怪文字。当白滨站在八棱经幢前看到石刻上的文字时，他愣了。上面确凿无误是西夏文。
白滨用了九天的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研究。在翻译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后，从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惊人信息。同年12月白滨又和史金波重返保定寻找经幢出土的地点。在保定北郊韩庄村他们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原寺庙遗址，当地人称之为“西寺”，经幢正是出土于这里。
经幢上的题记告诉学者，这座经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个人名中不乏党项人姓氏，说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它的发现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活动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过去至少推迟了150年。
1980年史金波同西夏学者吴峰云来到了安徽合肥，就元代唐兀人余阙的后裔进行调查。
史料记载余阙祖籍系西夏时的甘肃凉州，其父沙剌藏卜于元代自凉州随军迁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调查中，史金波、吴峰云根据《庐州府志》上提供的线索几经周折，找到了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还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和桐城市洪涛山分别发现了《余氏宗谱》。根据宗谱的确切记载：余氏家族是经过七百多年传承至今的西夏后裔。
史金波：“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祖先是余阙、是从武威那边迁过来的，西夏地区迁来的，而且还讲了他们的民俗，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挂灯笼、灯笼上写着“河西郡”“武威郡”，都是还说的是西夏的事情。”
从近年来西夏学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历史上因亡国被充入蒙古军户的西夏人除河南、安徽的杨氏、余氏家族外，还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但大都已被汉化。党项这个词对他们只是一种陌生的称谓。
文献记载，党项族在唐代自松潘一带向北迁徙时，有一部分仍留在了当地，被称为“弭药人”。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后裔仍生活在这里。有专家认为：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很可能受着魂牵梦扰的故乡召唤，从战火中逃了出来，横穿松潘草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这个今天被称为木雅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木雅人同属藏族，居住在一条被称为木雅河的两岸。由石头构筑的村庄与随处可见的石雕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木雅人居住的环境和衣着服饰，粗看和藏族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处处都与藏族存在着差异。尤其是流传于木雅人之中，被当地藏族称为“鬼话”的木雅语，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此种语言的渊源，这是否与西夏语有关，同样是专家在研究的课题。
城内有座安确寺，寺里的喇嘛是清一色的木雅人，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虽略知一二，但也说不太清楚。
据专家分析，西夏灭亡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留在故地。元代过后，原来属于西夏的部分地区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党项人连同那独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五部 梵音净土
青州佛像之谜
德国亚太文化展中的“青州佛像艺术展”
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一所学校正在为修建操场紧张的施工。一直轰鸣的推土机似乎感到有些异样，工人们走到车前扒开浮土，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眼前。青州佛像窖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
抢救性的青州佛像考古挖掘工作迅速展开。考古人员采用局部发掘的方式整整工作了七天七夜，覆盖着泥土的佛像逐渐显露出他们本来的面貌。
青州市博物馆
夏名采：“有一尊观音菩萨吧，它出土的时候完整地躺在那个地方，相当的优美，人家都说维纳斯漂亮，我看这里几尊比维纳斯还要漂亮。”
这里为什么会集中埋藏着佛像？
考古人员采用了局部挖掘的方式
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释，因为在窖藏坑被发现之前，当地人就知道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寺庙，县史书上记载叫龙兴寺。龙兴寺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寺院，此后香火繁盛长达800多年的时间。但公元1300年前后，龙兴寺却奇怪的消失了。
考古人员在清理出土的佛像
在进行完修复和拼对之后，佛像的总数已达到400余尊。一个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米，深度不到三米的窖藏坑内为什么会埋藏着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像。许多佛像在经过艰难的修复比对之后，仍然无法完整地再现原貌，他们原本只是一些残缺的肢体，或是一些没有身体的佛头。一些碎块表明，他们曾被人为的砸碎。
刚出土的观音像
考古学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手段就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5到6世纪，南北朝时期。
青州的佛教造像大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完成的。
佛像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种带有背屏的造像，这是最早从中亚传入的中国造像样式之一。
造像的主体大多由三个佛像组成，两旁是胁侍主佛的菩萨，中间是被供奉的主佛，主佛的形象主要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
在龙兴寺出土的石碑
佛主与菩萨身下的基座往往被姿态各异的荷莲连接成一个整体。与众不同的是，中国的古老图腾——龙的形象也出现在佛像的底座上，这在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佛像上还从未见过。
在北魏至东魏时期的造像中，佛像身后的背屏用来表现佛主身上闪耀的佛光，这是佛教世界里众神不同于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背屏也成为一个表现佛教世界的载体，在许多背屏的上部都用浮雕手法精细地刻画出一组飞天的形象。
许多佛像在经过修复后仍无法再现原貌
北魏建国后，佛教逐渐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北魏的皇帝、皇后和一些王室贵族都是积极倡导佛教的虔诚信徒，巨大的石窟佛像因而在这时开始大规模兴建。造像的风潮也同样出现在青州。今天在青州市附近，还保留着几处公元6世纪到7世纪建造的佛教石窟。
与这些石窟同时建造的，当然还有大量的寺院庙宇，以及庙宇中供奉着的佛像和菩萨。有一点可以肯定，青州地区当时的佛像雕刻技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深的水平。
考古学家判断这批佛像大多完成于五到六世纪
在龙兴寺窖藏坑出土之前，青州及其周围地区就已经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目前总数已有一千多件，这些佛像与龙兴寺佛像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这更加有力的证明，当时的青州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还是一个佛像制作的中心。
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的青州佛教造像中，佛像大多身材单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国汉人的体态。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
佛像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这样的造像风格被称为秀骨清像，他们深受汉族士大夫阶层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它先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兴起，很快又波及北方。
佛像在服饰上的风格也来自南方汉族王朝的影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只是到了中国后才穿起这种宽衣大袖褒衣博带的长衫，这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服装。
造像的主体大多由三个佛像组成
佛像上的汉化风格是当时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普遍汉化倾向的一个缩影
但是，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早前秀骨清像的造像特征完全被新的造像风格所取代。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
龙的图像也出现在佛像的底座上
在青州地区出土的北齐时代的石刻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胡人已经广泛地进入到青州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活动。与异域的交流也体现在同时期的佛教造像上。
另一些佛像，他们或是采用凸棱的方式刻出衣纹，好像打湿的衣衫紧贴身体，或是身上没有任何皱褶，肌肤的轮廓充分显现着人体的优美，他们很可能就是史书文献中记载过的“曹衣出水”的样式。
在许多背屏上都精细刻画有飞天的形象
与佛像简练明快的风格相反，北齐时期单体的菩萨造像在雕刻风格上却表现出极为繁复、细腻和华丽的风格。
思维菩萨像是造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它表现的是释迦在菩提树下进入冥想而最终大彻大悟的故事。优美的姿态，残留的贴金彩绘和残缺的左臂引领着心灵无限的遐想，而神秘的笑意在婴孩一般天真的面庞中微微流露，仿佛在冥想中已顿悟佛的真谛。
在青州佛教造像挖掘出土之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佛像为什么被埋入地下？而且，从挖掘的现场看，这些佛像在埋葬时已经被人为地砸坏，那么，砸毁佛像的原因是什么，砸毁佛像与掩埋佛像的人会是同一批人吗？
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这些佛像究竟出自谁手，至今仍是一个谜
种种细节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动。那么真正砸毁佛像的人又是谁呢？
金维诺：“应该是和灭佛有关系，这就是在晚唐时期，在五代时期，有两次很大的灭佛，我们说这个灭佛以后呢，就可能这些石雕破坏了。”
在一些佛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烧过的痕迹和修复的痕迹，他们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历次毁佛灭法运动中被砸毁，又在此后随着佛教的重新兴盛而被修复的。
青州的佛像雕刻当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在龙兴寺窖藏坑内发现的几件造像，根据鉴定为北宋时期的佛像。在一件佛像上还发现了“北宋天圣四年”的字样，北宋天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这距离南北朝时期的最后一次灭佛运动已近500年。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关于佛像毁于南北朝灭佛运动并在此后被埋葬的假设就不会成立。
龙兴寺窖藏佛像出土前，青州及周围地区就已经出土了一些佛像
夏名采：“北宋末年，中国出了一场大动乱，根据文献记载，金兵在三年之内，五次攻打青州城，五次攻进来，有四次退出来，所以交叉战斗就在龙兴寺这一带相当激烈，就在城墙边，所以龙兴寺的佛像，我认为是在这一次被毁的。”
北齐时期的造像
然而，青州佛像是否毁于金人南侵，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