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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我又失败了。但我的考试卷子又一次回到我手中，上面显示了我具体答对和答错了哪些题目。实际上，我看到我自己居然答对了那么多法律问题，心中倍受鼓舞，我决心在最后一次尝试中通过考试。
7个星期后，我进行了第三次考试，我通过了！两星期内我就收到一份漂亮的证书，上面证明我获得了本州的律师资格，可以挂牌开业了。我捧腹大笑。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从未踏过大学校园一步，却成了一名有正式资格的律师！不过，我认为我所缺少的学院资历只是一些专业术语，在我4个月临时抱佛脚的法律学习中，我懂得了法律都是由专业术语堆积而成。维护正义的正是专业术语。
威考克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安排州检察总长和我面谈了一次，总长在威考克斯的大力推荐下，聘用我为助理。我的年薪是12800美元。
我被派到公司法处，它是检察总长的一个民法部门。处里的律师负责处理所有违反州法律的无关紧要的诉状、侵犯所有权的投诉、依法征用地的案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纠纷。
说实在的，这些理应是其他人干的。我受命协助的高级助理名叫菲利普·里格比，他是当地的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庭的后裔，为人傲慢。里格比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贵族，而我正好撞上了他的两个最强烈的偏见。我是北方佬，更糟糕的是，我还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使用，让我充当“勤杂工”的角色———拿咖啡，拿这本或那本书，他随时想用什么，就差我去拿。我是本州薪水最高的打杂男孩。里格比是一个沙文主义情绪激烈的老顽固。而许多其他比较年轻的助理的观点与我一致，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但他们的思想却惊人地开明和自由。
我在处里的年轻单身汉中很受欢迎。我钱包里还有2万多美元，就毫不吝啬地把这笔钱花在总检察长部下那些朋友们身上，请他们在高档餐馆吃大餐，出去划船郊游，晚上在豪华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
我有意识地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我来自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我从不直接说明这一点。我住在一个豪华气派的湖畔公寓里，开一辆租来的美洲豹，衣橱里挂满名牌衣服，阔气得可以跟英国大公相比。一星期中，我每天都换一件不同的西服上班，这一方面是为了令自己开心，但更重要的是我那些花样繁多的衣服似乎使里格比大为不快。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服，其中一套我可以肯定是从他那南部殖民地时期的祖父那里传下来的。里格比花钱也很不大方。
如果说我的穿衣打扮惹恼了里格比的话，其他人对此倒是十分赞赏。一天在法庭上，在处理一个案子的短暂间歇中，法官在长椅子上探过身子，对我说道：
“康纳德先生，您也许对本法庭的法律程序没有什么贡献，但您无疑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档次，先生。您是南部各州穿着最讲究的勤杂工，律师，本法庭对您提出表扬。”这是真心的称赞，我听了很高兴，里格比却差点中风。
实际上，我对自己打杂工的角色很满意。我并不想真的审理案子，那样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暴露我对法律基础知识一窍不通。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里格比和我做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乐趣的，我巴不得让他去打理呢。偶尔他也会扔给我一根骨头，允许我拟写某个无关紧要的土地争端报告，或在某个特定的案子里作公开陈述，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我总的来说对付得还算成功，没有给律师界的同行们造成损害。里格比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罗到的知识多得多。
大致说来，我的这个职位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不太可能被猎狗发现的藏身之处。当你寻找罪犯时，你很少想到在总检察长手下的检察官当中寻找，特别是你要找的又是一个不满20岁的中学退学生。
我加入总检察官的班子几星期后，狄安妮被派到了达拉斯。失去她，我只难受了几天，很快就与格劳里亚交上了朋友，她是州里一位高官的女儿。格劳里亚开朗活泼、充满活力，很讨人喜欢，若说我们的关系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她还不能算是一个亲密伴侣。但我逐渐明白，一个女人穿着衣服也照样可以令人赏心悦目。
格劳里亚来自一个虔诚的循道宗教信徒家庭，我经常陪她到教堂去，但我让她明白我是不可能皈依循道宗教的。我的这种姿态只是表明我对另一教派的尊重，但她的父母十分欣赏，我也感觉很高兴。实际上，我与教学的年轻牧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的劝说下，我参与了教堂的一些青年活动计划。我积极参加为本城贫民区建造几个儿童游乐场的项目，并在一些负责城市其他活动计划的委员会中服务。这对一个骗子来说是一种古怪的消遣方式，但我并没有虚伪矫饰的感觉。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不考虑任何回报，这使我心里感到很舒坦。
然而，一个罪犯在教会里辛勤工作，不管他的劳动多么有价值，他都不能做得太过头了。
就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个正宗的哈佛毕业生。他不仅是哈佛毕业生，而且还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简直是欣喜若狂。后来我才对哈佛人有所了解。他们就像獾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小沟渠里群聚。一只孤独的獾准定要找到另一只獾。一个哈佛人来到某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准定要找到另一个哈佛人。他们准定要谈谈哈佛。
这个人像饿虎扑食似的向我猛扑过来，那股亲热劲儿就别提了。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的导师是谁？我属于哪个俱乐部？我经常光顾哪几家小酒吧？我的朋友都是哪些人？第一天晚上，我要么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对他置之不理，假装集中思想处理委员会的事务，总算成功地避开了他。
下期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后来那个哈佛毕业生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他路过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打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会、郊游、打高尔夫球或其他文娱活动。每次，他总是把话题绕到哈佛上。我当年在哪几座教学楼里上课？我知道某某教授吗？我认识剑桥某个古老家族的成员吗？哈佛人见到哈佛人，他们交谈的话题似乎非常有限。
我惹不起也躲不开，当然啦，他的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他的疑心越来越大，开始把我看作一个冒牌的哈佛人———且不说还是个假律师———正式立案，收集证据。后来我得知他从几个方面无数次调查我的背景，煞有介事地询问我是否诚实可靠，到了这一步，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判定，翻案无望了。
我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溜之大吉。但我并没有忘记领取最后一份工资。我与格劳里亚也告了别，尽管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我只是对她说我家里死了人，必须回纽约待两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豹牌汽车还了回去，买了一辆鲜艳的橘红色的帅鱼牌车。对于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来说，开这样的汽车实在有些扎眼，但我喜欢它、需要它，就买了下来。我对自己解释说，被通缉的是驾驶者而不是汽车，这没准是一次明智的投资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举动，因为过去我总是租汽车，用完后就把它们丢弃在机场，奥里莱———当时我对他一无所知———就利用我的这种做法推断出我的行动模式。
我假冒医生将近一年，又扮演了九个月的律师。在这二十来个月中，尽管我过的不是一种正直坦荡的生活，但我没有再开一张空头支票，也没有做出任何足以引起当局注意的事情。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里格比或总检察长本人不去追究我为何放着好好的助理检察官不当，突然不辞而别，我就不会成为紧急通缉的对象。其实我本来应该很安全的，只有奥里莱在那里固执地穷追不舍，不过，他尽管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但掌握的线索却很渺茫。
我试图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在资金方面仍然很宽裕。我本来是想逃避那位“哈佛同事”的盘问，结果却成了逍遥悠闲的度假。我在西部各州漫无目的地闲逛，到过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里桑那、怀俄明、内华达、爱达荷和蒙大拿，哪里的景色吸引我，我就在哪里逗留。由于美妙的景色中通常包括一些妩媚多情的姑娘，我就总是兴趣盎然。
尽管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实际上，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原先，我巧妙地冒充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现在我又如法炮制，虚构出一个弗兰克·亚当斯，他是环球航空公司一位所谓的副驾驶员，制服、假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样样齐全。同时，我还制造了一大堆骗人的证件，使我作为弗兰克·威廉姆斯，既可以为泛美驾驶飞机，又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此后不久，我来到犹他州，这个州不仅地理风光优美如画，并拥有源远流长的摩门历史，而且它的大专院校之多也是远近有名。在此之前，我已经如探囊取物般偷了两个大学学位，我觉得至少应该让自己熟悉一下大学校园。就这样，我拜访了犹他州的几所大学，在操场上闲逛，尽情欣赏学院风光，特别是那些男女同校的大学。有一所大学里有那么美丽迷人的姑娘，我可抵挡不住诱惑，差点注册入学。
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
一天下午，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无所事事，翻看着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一所大学缺少暑期班的教师，我顿时产生了兴趣。这篇报道引用了教务长，一位名叫阿莫斯·格里姆斯的博士的话说，他十分担忧，不知能否找到合适的人代替学校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看来，我恐怕不得不到别的州去寻找愿意只教三个月的合格人选了。”格里姆斯教授这样说道。
我想像自己站在大学教室里，下面坐着十几个丰满成熟的美女，这幅景象太美妙了，我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就给格里姆斯博士打了个电话。
“格里姆斯博士吗，我是弗兰克·亚当斯”，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有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此地拜访，博士，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正在寻找社会学教师。”
“是啊，我们十分渴望找到合适的人选，”格里姆斯博士谨慎地回答。“您明白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职务，只为暑期班而设。我想您一定有过一些教学经验吧？”
“噢，有过的，”我信口开河地说。“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让我解释一下自己的身份吧，格里姆斯博士。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最近因身体不适休假6个月，是一种内耳的炎症，使我目前不能驾机飞行。在此期间，我想找点事情做做。我看到了那篇报道，突然想到重返课堂或许很令人愉快。”
“我在加入环球航空公司前，在纽约州大学担任过两年社会学教授。”
“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您很可能是我们一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说，现在变得热情起来。“您不妨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详细谈谈。”
“乐意从命，格里姆斯博士，”我回答道。“我在犹他州完全是人生地不熟，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成为贵校的一名教员，我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材料？”
“噢，实际上只要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格里姆斯博士说。“当然啦，如果您能从纽约州立大学弄到两封推荐信就更好了。”
“没问题，”我说。“当然，我需要回去索要成绩单和推荐信。”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
“我理解，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回答道。“我们明天上午见。”
当天下午，我就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简章和该校的有关小册子。我还赶紧给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务主任去了封信，我说是犹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纽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与格里姆斯教务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在教工俱乐部轻松地共进午餐时，都在讨论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经历”。格里姆斯博士像许多坐办公室的男人一样，对航空公司飞行员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让这些激动人心的憧憬得到证实。我心里装着许多趣闻逸事，足以满足他假想自己是飞行员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亚当斯博士，”我告辞时他说道。“我个人期待着您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索要的材料就寄来了，我驱车到盐湖城购买我目前制造假证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后完工的“成绩单”简直天衣无缝，上面标明我的平均成绩是3。7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航空对北美洲农业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纽约州立大学教务主任的回信是写在正式学校信纸上的。我剪下信纸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胶条和高档文件纸伪造了一种足以乱真的学院信纸。我把它修剪成标准的打印纸大小，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另一封是以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
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小心。它们只是说明我于1961至1962年间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讲师，教员评估委员会给我的评分十分令人满意，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用航空领域，成为一名飞行员。信写完后，我把它们拿给盐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请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对他说我正在向几所大学申请教师职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级文件纸上的推荐信。看来，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把这些材料递给格里姆斯博士时，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他把我介绍给威布尔·万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会学系的副主任，他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们递给了教工人事处存档。不到一小时，我就受雇在暑期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学期1600美元。他们分配我上午给一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三次，下午给二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两次。万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学用的两本教科书和学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他们那里有标准的需求申请单。”万德霍夫博士说。他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看到您又年轻又结实。我们的暑期社会学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挣这份薪水可不容易。”
这时，离暑期第一个学期开始还有三个星期。我借口说我要恢复状态，旁听了万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想看看大学的课究竟是怎么个教法。晚上，我就仔细钻研那两本教科书，觉得它们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万德霍夫说得对。我教的两个班人数都很多。一年级的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里有63名，而且两个班里都是女生占大多数。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当教师的感觉，并尽情享受着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我。按要求，我只需照本宣科，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只要比学生提前阅读一章的内容，然后挑选几个我想要强调的部分。但我几乎每次在两个班里都会离开课本，大谈特谈犯罪问题、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等。我游离课本内容大发议论———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通常会激起活跃的讨论和争辩。
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