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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笑话一个比一个好笑，也一个比一个典雅，关键在于置换的技巧，能把越正经的事跟“性”扯上关系，就越具爆笑性。
但最让人兴奋的可能是第三类“无辜的”猥亵笑话，这里所谓的“无辜”是指明明和性有关的事，却被“善意”地解释成和性无关。《丈母不该》一则说：“女婿见丈人拜揖，遂将屁股一捏，丈人大怒，婿云：‘我只道是丈母罢。’隔了一夜丈人将婿责曰：‘畜生，我昨晚整整思量了一夜，就是丈母你也不该。’”《戏嫂臂》一则说：“兄患病献神，嫂收祭物，叔将嫂臂暗捏一把，嫂怒云：‘看你肥肉吃得几块。’兄在床上听了，叫声：‘兄弟没正经，你嫂嫂要留来结识人头的，大家省得口出客罢。’”这类笑话之所以让人兴奋不已，主要是因为在无辜的曲解中，默许了性的侵犯。
猥亵笑话与心灵的暴露
《笑林广记》中的猥亵笑话中多半粗鄙不堪，难登大雅之堂的我们就不加以讨论。猥亵笑话的“流通”牵涉到两个因素，一是说者能说得出口，一是听者能听得进耳，因此，猥亵笑话有相当的阶级性。《笑林广记》里的猥亵笑话采撷自市井民间，它的粗鄙本在所难免，但不管是粗鄙或者典雅，它们的意涵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其差别只在于想像力，当听者用他的想像力将猥亵笑话加以填补，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景象或概念时，它们就万流归宗了。上流社会的猥亵笑话之所以典雅，有一个原因是上流社会人士的想像力较丰富。
说者说得出口，代表解除自己的内在障碍，而要让听者听得进去，则代表克服外在障碍。而在所有的外在障碍中，又以女性的“不能忍受露骨的性”为最。在这里，我们就面对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社会现象，当有女士在场时，男人一方面会自我节制，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出太过粗鄙的猥亵笑话；但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想说出一些比较典雅的猥亵笑话，结果往往因为分寸拿捏得不准，而被女士斥责为性骚扰，灰头土脸，自讨没趣。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猥亵笑话和“暴露症”（exhibitionism）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无法“做”一件事时，“看”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这是“窥伺症”与“暴露症”的心理动因，“窥伺”与“暴露”实是一体的两面。猥亵笑话和真正“窥伺症”与“暴露症”的差别，就好像脱口秀和脱衣秀之异，脱衣秀涉及的是肉体的“暴露”与“窥伺”，而猥亵笑话的脱口秀涉及的则是心灵的“暴露”与“窥伺”。一个男人讲猥亵笑话，自我“暴露”是小事，也不是快感的主要来源，他最大的快乐是“窥伺”女性听了这个笑话后，因理解而害羞脸红或者笑得花枝乱颤时的“心灵暴露”。
我们在前节里提到，第二类的猥亵笑话以暴露女性对性的兴趣乃至饥渴为主，这是“死”的心灵暴露，目睹女性因听这种笑话而掩口轻笑或放浪大笑，看到的则是“活”的心灵暴露。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好听的猥亵笑话后，都渴望将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女同事听，但却不见得会讲给自己老婆听。在一个和自己相熟但又无肌肤之亲的女性面前暴露自己“跳脱的灵魂”，并窥伺她“受到激荡的灵魂”，是猥亵笑话最大的魅力所在。
虚幻的方式，替代的满足
总而言之，一个笑话之所以好笑，牵涉到很多因素，笑话的技巧所带来的愉悦以知性的为多，而笑话的目的所带来的快感则主要是感性的。最好笑的笑话一定是技巧和目的都臻于上乘之境者，但笑话和梦一样，都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都是以虚幻的方式获得满足的途径。
当然，就笑话的多样性而言，《笑林广记》明显地缺乏嘲笑体制的政治笑话，但也没有嘲笑异民族的种族笑话，这也许是原书编者取样的问题，也许是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所使然，笔者对此不拟深论。除了这两者外，笔者发现，无论就笑话的技巧或目的而言，中国的笑话与西方的笑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像中国人的梦和西方人的梦具有同样的运作法则般，这大概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谋杀笑话的赘文，笑话绝不会因我的谋杀而死。最后忍不住想说一个笑话：有一个老翁七十又得一子，贺客盈门，曰：“老当益壮，不简单”，老翁赧然曰：“不敢当，实在是‘多此一举’！”
我这篇文章，该不会是“多此一举”吧！
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
情结在中国
作家、精神分析学家与哲学家
在梁实秋先生所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的序文里，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心理分析学派且以哈姆雷特为‘儿的婆斯错综’之一例，益为荒谬！”所谓“儿的婆斯错综”一语，即今通用之“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plex）一词。
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弗洛伊德曾说：“很巧的，文学界的三大杰作，索孚克里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都涉及同一问题——弑父。而且，三者的行为动机显然地都是起源于对一个女人的竞争。”弗氏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延报仇，对惩罚杀死他父亲并娶他母亲为妻的克劳底阿斯显得迟疑不决，乃是因为克劳底阿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哈姆雷特小时候想做，而现在在潜意识（unconsciousness）里仍然想做的；也就是说哈姆雷特有意欲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情结”。
也许这种观念让作家文人们甚觉荒谬。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一文里，同样以“伊底帕斯情结”来解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但他附加了一句：“对不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而言，这也许是可厌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我觉得很抱歉，但我不能改变这些事实。”虽然有不少文人作家觉得“伊底帕斯情结”荒谬、可厌，但还是有不少人在提到文学及电影等作品时，总忘不了又会提它一两句（或者贬损它一两句），它似乎具有魔术般的魅力。
事实上，很多谈“伊底帕斯情结”的文人可能都误解了它的意义，心中有的也许只是“弑父娶母”这个模糊的概念；但何以一个模糊的概念会具有如此大的魔力，让人谈论不休呢？专精语言分析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说得一针见血：“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不喜于（dis…inclined）接受他的解释，但如果一种解释是人们不喜于接受的，那么它也很可能是人们喜于（inclined）接受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实际显示的……这些观念有显著的吸引力。”
维特根斯坦用两句话就对精神分析作了一次漂亮的语言分析，“伊底帕斯情结”的“显著吸引力”也许就在于它的“荒谬”“可厌”。不过在下“荒谬”“可厌”的断语之前，我们最好先了解“伊底帕斯情结”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援用于文学批评上的意义。
本文尝试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为材料（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来讨论“伊底帕斯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适用性问题，兼及它在特殊文化与家庭结构的适用性问题，抛砖引玉，期使国人对“伊底帕斯情结”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薛氏父子故事传统架构的拆解
《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像多数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充满了天人两界的宿命色彩。薛仁贵是白虎星下凡，十五岁才开口说话，“白虎一开口”就克死父母。他散尽家财，成了落难的英雄，后来得千金小姐柳金花慧眼青睐，在破窑成亲。时值地穴金龙投胎的盖苏文在高丽作乱，紫微星君唐太宗寻访征辽的“应梦贤臣”，也就是薛仁贵。但因张士贵从中作梗，薛仁贵只能以火头军的身份屡立战功，最后白虎斗金龙，薛仁贵杀死盖苏文，而张士贵亦因欺君之罪伏诛。平辽王薛仁贵衣锦还乡，但阴魂不散的盖苏文化做独角怪物，使薛仁贵误杀了自己素未谋面的儿子薛丁山。
薛丁山则是天上金童下凡，他在被父射死后，为王敖老祖所救，在山中学艺七年，救援被困在锁阳城的紫微星君和白虎星。番女樊梨花是天上玉女下凡，其未婚夫杨藩则是披头五鬼星转世，因昔日在天庭有金童玉女动了凡心，玉女对披头五鬼星嫣然一笑，令金童不满的前尘往事，因此到了人间，樊梨花三擒三放薛丁山，而薛丁山则三娶三弃樊梨花。杨藩在白虎关逼围薛仁贵，前往救援的薛丁山不幸射死化为白虎的父亲。
金童玉女几经折磨，终于奉旨完婚，樊梨花大破白虎关，义子薛应龙斩杀杨藩，杨藩阴魂则投胎于樊梨花腹中，生下薛刚闯祸，害得薛氏满门三百余口被抄斩。
在天人两界的宿命架构里，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一个“因果循环，冤冤相报”的故事，但如果我们能调节一下焦距，淡化故事中的宿命色彩与战争情节，而只凸显其人际关系，则可看出另外两个主题：“父子关系”与“男女关系”。这两种关系，正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最着重的两个主题。
经过拆解后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有两条主线：一是薛英（仁贵之父）——薛仁贵——薛丁山——薛刚，此一纵线的“父子关系”，这三层父子关系有一共通的特点，就是“冲突与死亡”。一是薛丁山和他的三位妻子窦仙童、陈金定、樊梨花此一横线的“男女关系”，这三面的男女关系也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女强男弱”。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换个话题，先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做“伊底帕斯情结”。
“伊底帕斯情结”的原义
众所皆知，伊底帕斯是希腊悲剧作家索孚克里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Rex）一剧中的主角人物，他受命运的作弄，被生身父母底比斯城的王与后弃于荒野，而由邻国国王抚养长大。长大后的伊底帕斯离开养父之国，于途中因争吵而弑死素未谋面的生父莱乌士；并因解答了人面狮身像之谜，而成为底比斯王（取代父亲的地位），娶素不相识的生母约卡士达为妻，生下二男二女。后来底比斯城发生瘟疫，残酷的真相终于因神谕而揭露，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自己弄瞎了眼睛（去势的象征），离开其家乡之国。
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帕斯悲剧之所以令人感动，因为里面有“我们的心声”，我们就像被命运拨弄的伊底帕斯，“注定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女性则相反，本文以下只谈男性的“伊底帕斯情结”，不再注明）。这个童年期的向往虽然早已被吾人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但探究人性的文学家却又将它挖掘出来，无端勾起我们童年的模糊残梦，而令人唏嘘不已。
事实上，文学作品只是“伊底帕斯情结”的注脚。弗洛伊德主要是从临床病例发展出他这套理论的，在有名的“小汉斯”（little
Hans）病例里，五岁男童汉斯依恋他的母亲，在和母亲同床睡觉及一起洗澡时，觉得非常快乐；反之，汉斯认为父亲是他“强大的情敌”，叫他走开，希望他死掉。但另一方面，汉斯也畏惧他的父亲，深恐父亲的报复。有一天，汉斯和母亲搭乘马车出游，马车翻覆，汉斯非常惊惶，深恐那匹马会来咬他，而产生所谓的“惧马症”，“怕被马咬”即是“怕被父亲去势（阉割）”的置换。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男孩子在心性发展过程中的性蕾性欲期（phallic
stage），也就是约两岁半到六岁间，开始从外界寻找满足其幼稚性欲的对象，而最可能的对象就是最接近他、最关爱他、几乎有求必应的母亲。因此，这个时期的男童会极度依恋母亲，把母亲视为他的爱人。但他很快就发现，父亲也很接近母亲，是和他竞争母亲之爱的情敌，于是他讨厌父亲，童稚心灵里产生希望父亲消失的魔术想法。但慢慢抬头的现实原则使他体认到，远比他强壮的父亲会对他施以无情的处罚，而其中最可怕的是割除他的“祸根”——阳具。因为当他玩弄性器时，大人会加以制止，并恫吓：“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在去势焦虑（castration
anxiety）下，男童逐渐放弃对母亲越份的爱与对父亲不当的恨，而转入潜伏性欲期（latent
stage），开始认同于父亲，学习社会所认可的男性角色。那一场童稚之爱遂被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而难以再在意识层面浮现（也就是说，成年之后经由意识之反思，无法回忆起有过这么一回事）。
说“弑父娶母”也许是太夸张了，“恋母恨父”则是较宽容也较普遍的说法。
“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
弗洛伊德后来又对“伊底帕斯情结”作了若干修正与扩充，他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并不一定来自实际的家庭情境（actual family
situation）或有意识的向往，而是儿童在他所置身的任何人际关系结构——一种类似家庭组合的结构中，所必然有的“潜抑观念”。譬如在另一个知名的“狼人”（The
Wolf
Man）病例中，病人是一位惧狼的年轻男士，他的父母富有而体弱多病，病人从小就由护士与女仆照顾，他依恋的是这些女人而非母亲。这些女人在目睹他玩弄性器取乐时，也都警告过他：“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不过在病人的幻想中，要来将他“去势”的并非这些女人，而是凶恶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人的实际经验与“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Standard
Oedipal
Schema）不符时，当事者在自由联想的回溯时，常会加以重塑，以符合神话的架构，譬如在“狼人”这个病例里，母亲与女仆的融合，父亲取代女仆成为真正的“去势者”。这可能表示，人类的“种系发生遗产”（Phylogenetic
heritage）胜过个人的偶发经验。这里所说的“种系发生遗产”意指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里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乃是人类的普同经验，人类的远祖可能因与父亲争夺女人而弑父，在罪恶感的驱迫下，产生“神圣图腾”（象征“原始父亲”）、“乱伦禁忌”、“割包皮仪式”（温和化的“阉割”）等“文化设计”，这些“文化遗产”使得一个人在童年里即使没有经历“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也会有相类的情结。
绝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能成功地将“伊底帕斯情结”潜抑到潜意识中，但有些人则因生活情境的乖违，譬如过早、过度的性刺激或性创伤、双亲之一的不在或去世、父亲过度的惩罚、父母关系的异常等，而使“伊底帕斯情结”复杂化，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在日后即较易衍生出各种问题来。
深埋在记忆深处的“伊底帕斯情结”，不管是在个人往后的现实生活、梦境、文学作品乃至神话传说中，都很难再以原始面貌呈现，而有着各种程度的改装。譬如劳伦斯（D．H。Lawrence）之热爱一个“强壮的”“育有子女”的“他人之妻”；耶稣的只有母亲、“没有”生身父亲；乃至于哈姆雷特对弑父娶母的叔父“难以下手”等；都被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是“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即使是真正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王，其行径亦被委诸于“命运的作弄”，而非出于本意。
这些改装与变调，都只对“伊底帕斯情结”作“局部的显影”，因为我们的意识已不容许它一览无遗地呈现。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将有助于下面的讨论。
薛仁贵的恶父心结
从父子关系来看，平辽英雄薛仁贵事实上是个“逆子”与“恶父”。他到十五岁尚不会开门说话，在父母五十寿辰前夕，睡梦中见白虎揭帐，吓得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翌日开口向父母拜寿，结果不到几天，薛英夫妇就相继病死，所谓“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白虎开口，无有不死”。在“叫死”爹娘后，他不事生产，日日呼朋引伴跑马射箭，“把巨万家私，田园室宅，弊得干干净净”，竟至如叫化子般，住在丁山脚下的破窑里。这乃是标准的“逆子”行为。
薛仁贵亦是典型的“恶父”，他对儿子薛丁山无丝毫养育之恩，衣锦还乡，就莫名奇妙地将他射死。丁山的尸体被黑虎驮走，仁贵也只长叹一声：“可怜，命该如此。”在事后知道真相，妻子柳金花痛不欲生时，他陪着“落了几点眼泪”，安慰说：“夫人，不必啼哭，（是）孩儿没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