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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偌大世界，形形色色的事件在发生：9。11事件、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美伊对抗、巴以冲突、南亚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百分之五十六的英国人呼吁恢复死刑……又据报道，北京一所中学的师生为获赠的一只珍稀动物云南金丝猴取名“和平”，以此呼吁世界和平。
动荡不宁的世界，能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似乎可以，例如，我书房里这张书桌看上去就很安静。可是我要问，它真的安静吗？至少我可以问：如果我的心不安宁，我的书桌的安静又有什么用？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我的心不安宁，我的书桌真能安静吗？
这样的提问并非耸人听闻。就在我这张看似安静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小书：《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1〕，它的作者是被誉为“当代先知”的西班牙天主教神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1918～ ），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神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宗教对话之父”。
在这本小小的名著中，潘尼卡提出了他的“和平哲学”，包含若干要点〔2〕，而要点的要点，在我看来是这样一条：没有外在的和平难以生活，没有内在的和平不能生活。
二战以来，平均每天有两千人左右死于战争；九十年代以来，军事冲突蔓延到全球几十个地区；世纪之交，则恐怖主义盛行。数以千万计的难民和孤儿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我们当然不能小看人类这样的堕落。但是潘尼卡认为：
若有内在和平，仍有生存的机会；若无内在和平，就无以生存了。没有内在和平，人就崩溃。犯罪、毒品以及其他诸多个人与社会的灾祸都源于缺乏内在的和平。〔3〕
（二）
潘尼卡没有忘记强调内在和平与外在和平的不二性：当社会和生态环境遭受暴力和非正义之苦，我们也不可能享有内在的和平。不顾及外在的和平，只要内在的和平，这是妄想。〔4〕但是，在这篇小小的读书感想中，我想强调这样一个倾向：内在的和平更为根本。
东方智慧不难理解这一点。例如，老庄讲“人定胜天”，这个“定”，并非通常所谓的“一定”，而是指内心的安宁，即一种内在的和平。有人就此引申为现代的阐释：态度决定一切，而且，态度所决定的，绝不仅仅只是态度本身。
当我们与己与人与事的眼光改变，我们与己与人与事的关系就会因而改变，世界的性质亦随之改变。对此，中国古代的两则寓言“杯弓蛇影”和“齐人有失斧者”正是绝妙的隐喻。设想那位饮酒者，如果他没能及时改变他看杯中弓影的眼光，他与自己的关系就会崩溃。设想那位失斧者，如果他没能及时改变看邻人的眼光，他与邻人的关系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也有绝妙的例子，米卢带领中国足球队及时改变了看问题的眼光，中国足球队因此得以成功出线。
西方智慧也不难理解这一点。《圣经·路加福音》中有一段比喻〔5〕，说是西门等人在海边打鱼，因鱼荒打不到鱼，在岸边休息。耶稣来，讲道之后，请他们再到深水打鱼，结果打起来满满一网，网差点撑破，装满两条船，船差点沉没。西门等人俯伏称罪，耶稣则告诉他们：“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西门等人“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6〕。
理解这个比喻，关键在于理解“得人”。所谓“得人”，就是相爱。
西门等人本来的目的是“得鱼”，“得鱼”是为了解决温饱。耶稣来，施以教化，他们的目的由“得鱼”变为“得人”。不仅如此，为了跟随耶稣“得人”，他们鱼都不要了。
这并不是说，西门等人不再需要维系生命的食物，而是说，如果只为维系生命，人就与动物无异。但人不是动物，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动物只需要维系生命，而人则需要相爱。的确，人也需要维系生命的食物，但如果人与人相爱，维系生命的食物根本不成问题——《圣经》中有“五鱼二饼”的比喻，五条鱼，两张饼，分别喂饱了数千人，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西门等人既然“撇下所有的”走上相爱之路，“得鱼”之事根本不会成为问题。
今天的时代则是绝妙的反例。在今天的大众消费时代，人们争先恐后，有了小康还想暴富，有了“林肯”还想“奔驰”，有了银山还想金山。争先，是欲望的正面表达，恐后，是欲望的反面表达，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无论争先还是恐后，都出于生存的恐惧和焦虑，其结果，无论坐拥银山还是金山，内心永无安宁。按《圣经》的比喻，正是一心只想“得鱼”的结果。一心只想“得鱼”的人，究其本质，与动物无异，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无异——这正是当代的世相与众生相，人在这样的世界上必然惶惶不可终日。
（三）
从《圣经》回到《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我们不难意识到，所谓“得鱼”，完全可用来比喻“外在的和平”，而“得人”（或相爱），完全可用来比喻“内在的和平”（或内心的安宁），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只是，在今天的大众消费时代，两者之间又涌现新的现实关系，令人深思。
如果所有的人一心只想“得鱼”，人类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就会惨遭破坏。其结果，我们不仅无法享有内心的安宁、内在的和平，到最后连外在的和平也无法享有。
出于这样的逻辑和现实，说一句“向内的路就是向外的路”应该很自然，但能否轻易说“向外的路就是向内的路”？
这样，我们再次回到潘尼卡神父的论断：没有外在的和平难以生活，没有内在的和平不能生活。
（四）
什么叫“文化”？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相爱的愿望，没有对内在和平的憧憬，“文化”不过只是一张打鱼的网。
在我面前这张貌似安静的书桌上还有一本书：《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7〕，可以把它称为一本另类的文化史，记载了诸多既令人发笑又发抖的历史，那都是些一心只想“得鱼”的历史。例如，“普利策”大概是当今美国新闻界最受欢迎的名字，一年一度的“普得策优秀新闻奖”声望甚高，可是，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普利策经营其《纽约世界报》所采用的一些“炒作”手段，却让人不敢恭维。又如爱迪生，一生因一千多项发明而永垂千古，当年却身不由己卷入了电椅（用于死刑）的发明权之争。
由爱迪生我们想到诺贝尔，这位具有隐士气质的发明家热爱和平，一厢情愿地希望他所发明的破坏性炸药能用于消灭战争，同时他又是位悲观主义者，对人类和国家不抱幻想，并寄希望于文化，立下遗嘱设立诺贝尔奖。诺贝尔去世之后一个世纪，一位作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授奖会上语出惊人，说获奖之际惟一要感谢的是他经常光顾的妓女。由于忙于写作，他无暇追求更体面的情妇，常常只有在妓女怀中寻求慰藉。他说：“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这位作者是否一心只想到“得鱼”呢？他是否为自己“得鱼”而骄傲呢？果真如此，他对妓女的感谢是否意味着与妓女分享“得鱼”的喜悦？按他自己的说法，妓女“给我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但他又说，这种经历并未教会他什么，“这种女人不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似乎，妓女们对于这位作者来说不过是“鱼中之鱼”。他令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尴尬。有人说，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的标准是纯粹的文学标准。有人说：“我们只对作品进行判断。有很多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永远不会引以为友。”有人说：“诺贝尔奖是对文学的褒奖。与他事无关；这不是品行或道德的评奖。”
我尊重潘尼卡神父，这位现代先知，他代表着与无神的现代相反的价值取向。他说：天国在人与人之间（between），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人的降生都修改世界的现状。因而人必须重建被他的生存打破的平衡。”我们所拥有的义务是“构成人之生活的结构，是欠给诸神……祖先和人类的债”。他说：“我是过去和未来、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结点，并且处于一个宇宙性的、普遍的层次上，没有一个存在物被排斥在外。”〔8〕这些让我更确信自己多年以来对文化的看法，在“向内就是向外”的和平之路上，我因潘尼卡神父而感动，这在我并不是常有的事。
注释：
〔1〕〔3〕〔4〕〔6〕〔西〕雷蒙·潘尼卡著，思竹、王志成译，何光沪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参同上，第19～29页：1。和平是对存在节律之和谐的参与。2。没有外在的和平难以生活，没有内在的和平不能生活。其关系是非二元的（不二的）。3。和平既不是为自己争来的，也不是向别人强加的。和平是被接受的，也是被发现和创造的。和平是（圣灵的）礼物。4。胜利决不会通向和平。5。军事裁军以文化裁军为必要条件。6。没有一种文化、宗教或传统能够独立解决这个世界的种种难题。7。和平本质上从属于神话的秩序而非逻各斯的秩序。8。宗教是通向和平之路。9。只有宽恕、复和和不断的对话才通向和平，粉碎业报律。
〔5〕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圣经·福音书》对有关事件的讲述是比喻而非寓言。
〔7〕理查德·扎克斯著，李斯译：《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8〕（美）哈里·詹姆斯·卡格斯编，王志成，思竹译：《看不见的和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老桥漫说
老 桥 漫 说
——《百年老桥写真》读后
？ 单正平
本书照片上的西方桥梁，我都不曾站在上面顾盼自雄或徘徊低吟。我根本没有到过这些桥上，就像我没有到过唐朝和宋朝一样。它们离我的遥远是双重的，时间上已经一百年或更久远，距离上则近乎一万里——如果用华里而不是公里计算的话。
我们现在能看见最古老的中国桥，大概要算河北的赵州桥了。当然，我们还能记得卢沟桥，颐和园里的十七孔桥，扬州瘦西湖的二十四桥，以及江南水乡千姿百态的无数小桥……
但中国名桥其实都不长，没有这些西方桥那么大。名声极大的扬州瘦西湖的二十四桥，三折两弯，总长度也就十来米。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名满天下，其长不足十米。江南的桥，更是小巧玲珑的居多。陆游纪念唐婉的著名爱情诗云：“城头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魂照影来。”我到绍兴沈园参观，看那园前的河水，宽不过三米。令人伤心的桥和水，大概一般都不宽大。人面对大江大河和上面架设的大桥高桥，所生的感觉大抵也是大的，偏向于崇高宏伟苍凉悲壮一路。
我们中国有很多与桥有关的典故。成语有“邯郸学步”，邯郸人就建了个学步桥。我去邯郸一看，那桥也就平常得可以。桥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用来证明那个成语所说的故事确实发生过。所以这样的桥毁了可以重建，其文化意义并不因为桥的兴废而改变。但有些典故里的桥就没有留下来，后来人好像也没有兴趣建了。春秋时期晋国的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曾躲在桥下刺杀赵简子，没有得逞。豫让被司马迁表彰为中国最早的刺客之一。按现在的文明标准衡量，那个豫让就是个恐怖主义者。楚汉相争时的智者张良，在其未发迹时，曾在一桥上遇见神秘老人，老人让张良为他穿鞋，张良遵命效劳，老人即授他以兵法秘籍，他藉此得以辅佐刘邦打败项羽，拥有天下。汉中有张良庙，但张良遇仙的那个桥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了。后人好像也没有给再建一个。这说明人们并不太重视这个传说。张良还是靠自己能力而不是凭什么秘籍干事的。
中国有很多建筑因为与某首诗、某篇文章有关系而得以长期保存，不断翻修，岳阳楼、滕王阁、醉翁亭之类，都重修过若干次。这些建筑本身的价值是次要的，甚至没有多少价值。有价值的是那些诗文本身。而诗文可以不依赖建筑就能保存流传。所以，中国有很多古籍，却没有多少真正的古迹。中国是全世界古籍最多的国家，光是现代被外国人弄走的古书就有成千上万卷，可是现存唐代以前的地面建筑却非常之少。基本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所以书多；中国建筑用材大多是土木而非石头，所以难保存。桥也是如此。我揣测，在先秦时期，黄河中游以上的小河上，如果有桥，大多也可能是几根木头搭的。我儿时上崆峒山，山脚下要过泾河，河上的聚仙桥据传说是黄帝当年上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时经过的。这个著名的桥，其实就是在两块巨石上搭一些木头，用隼卯套结而成。后来我凭此经验推想，庄子游于濠梁之上的那个“梁”，大概就是小河沟上的几根木头，而且这种简易桥离水面一定很近，所以庄子才能看得清水里鱼的快乐姿态。桥面像房梁一样，应该是平的。“石梁”这种桥可能就是在石头墩子上架石板构成，我在皖南和绍兴看见很多这样的桥。白居易《琵琶行》里琵琶女所说的“前月浮梁买茶去”，人们说“浮梁”是地名，位置大体在今天的景德镇；我瞎想，很可能那个地方是因为有一个大浮桥而得名的呢。桥与梁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前者高而拱，后者低而平。
我不知道图片中这些桥有什么重要的历史含义，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它们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确实成了建筑艺术的杰作，因此也就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我在电视上看到，浙江湖州有个文物工作者，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去维修保护湖州那些古老的石桥。他的意见很简单也很中肯：这些桥就是历史本身。没有老桥，没有古树，一个地方你就是再说有文化，人家也不佩服。就像邯郸一样，虽然号称历史文化名城，有学步桥、回车巷、黄粱梦等等古迹，但这些古迹都是根据传说建立起来的假古董，根本无法跟丽江、平遥这样的货真价实的古城相提并论。我记得从电视上看过，牛津或剑桥大学附近有座桥，据说是牛顿当年经常走过的。最新的“文化桥”，大概就是美国那个“麦迪逊县的桥”，因为一个煽情的老套爱情电影以这个桥为名而在上世纪末年名扬全球。我们从电视上看到过，这个桥和美国的历史一样，过于平庸，甚看头也没有。但就因为那个电影一时风靡，中国人就给了他一个富有诗意的译名——廊桥。现在这个廊桥也被一把大火烧掉了。
桥是一种特殊的路，是让人过河用的。在早先没有桥的时代，河流给人们造成很大的麻烦。泾河是黄河中游一条主要支流，河水并不是很大。在抗日战争以前，长达二百多里的泾河上，竟然就没有桥。在冬季枯水期，人们砍树架桥，夏天雨季来临前，这临时桥就拆除，人们过河要涉水，秋季汛期水涨，两岸干脆就断绝了来往。现代尚且如此，古代更可以想见河水的阻隔是多么大。《诗经》里那首很有名的《兼葭》，其实就是写没有桥的苦恼：那个美人儿“在水一方”，我“溯游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宛在水中央”。怎么都绕不到她跟前，真是急死人啊。过不了河，咱们可以唱歌，吆喝，你看那刘三姐，就常在漓江上唱情歌的。
爱情可以慢慢来。牛郎织女在天河两边，一年在鹊桥上会面一次，几千年了也不着急。这爱情的寿命看样子肯定能超过金字塔了。可有的事情太急，没有桥也得过河，弄不好就出事。汉代有这样的诗：“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假如我们把这诗翻译成现在的口语，大致是这样：
老板啊，你千万不能过河呀！
老板啊，你居然就敢过河啦？！
老板掉在河里淹死了！
真是拿老板你没有办法啊！！
问题的关键是，“老板”他渡河去干甚？他是坐船走西口去相亲抢婚呢，还是要游过壶口瀑布去割河西的麦子？是去争夺王位呢，还是追杀仇人？不管怎样，肯定是急事。结果把命给搭进去了。要是有桥，他当然也就死不了了，自然这首诗也就不存在了。假设他没啥急事，他就是不信这个邪，就是要显示自己的游泳水平或操纵独木舟的技术，那我们从他的渡河而死，也可以得到一点人生的教训——你何必如此固执呢。假如他渡河是为了去救人，他是个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