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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 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 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 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 统治之实。中国国家早已轶出一般国家类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当详论 于后。这里要点出的，是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 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 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亦如 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此观于士 农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禄以代耕”之古语，均足为其证明。古时孟子对于“治人”、 “治于人”之所以分，绝不说人生来有贵贱阶级，而引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 社会分工原理。可见此种职业化之倾向，观念上早有其根，所以发展起来甚易。日本关 荣吉论文化有其时代性，复有其国民性，政事之由阶级而变到职业，关系于文化之时代 性；然如中国此风气之早开，却是文化之国民性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这就为：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试与英国人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而百分之四 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 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 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今虽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 ，推度尚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 会力求均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以上半个世纪的情形（1）（此参取英人所著《苏联的民主 》第319—334页所述，书为邹韬奋译，生活书店出版。），内阁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 、军官、法官、主教、银行铁路总理等，约百分之七十五还是某些世家出身。他们几乎 常出自十一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两大学。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 很重的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一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
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此全得力于其形势分散而上下流 通。说它阶级不存在，却不是其间就没有剥削，没有统治。无剥削即无文化，其理已说 于前。人类平等无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安得而无剥削无统治？所不同处，就在一则集中 而不免固定，一则分散而相当流动。为了表明社会构造上这种两相反之趋向，我们用“ 职业分途”一词来代表后者，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
于此，有两层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说未构成阶级，自是中国社会之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 社会之一般性。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 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 展去。
二、虽未能作一面发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岂可否认？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 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我于不否认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盖所以 使人认识中国。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话：“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则中国为德谟克拉东。”在近 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 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他且待详于后，即此缺乏阶级讵非一证？若指摘中国，以 为不足；则如上所作中英社会之比较，正可以严重地指摘英国。所以只可说彼此表见不 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 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一 中国之不像国家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特征，曾以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列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征）。中国何以会这样特殊，这就为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却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现在就这问题一为申论。
中国之不像国家，第一可从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见之。此即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见之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实际从政经验，且卓著政绩如明代之吕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说：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见《呻吟语》）
这是心得，不是空话。虽出于一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不过消极精神，在他笔下表出的格外透彻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联常见于县衙门，说“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知县号为“亲民之官”，犹且以勿相往来诏告民众，就可想见一切了。
事实上，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河北省民间谚语，说“交了粮、自在王”，意思是：完过钱粮，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无其他管制）。至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不论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间自了（详后）。近代以前的西洋社会，多数人没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国人却可说是自由太多——孙中山先生有此语。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 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想忘，则是中国真情。
这种无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说它始于西汉总是信而有征的。当时相传曹参为相而饮酒不治事，汲黯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类有名故事可见。但我们不可就信他们只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于此时慢慢展开，其需要无为而治的形势（详第十章），就被明眼人发见了。
前引长谷川如是闲的话“近代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而不知中国人却早已把它当作不必要之恶”，正是指此而说的。
复次，中国之不像国家，又可于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之。国家功能，一面是对内，一面是对外。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照常例说，国际对抗性之强弱似与其国力大小不无相关。然在中国，国力未尝不大，而其国际对抗性却总是淡的，国际对抗性尽缺乏，而仍可无害于其国力之增大。此缺乏国际对抗性，有许多事实可见。——
第一就是疏于国防。例如沿海港口，为国际重要秘密，引水权绝无委诸外人者。内河航行，允准外人充当向导，尤为世界所未闻。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军航深入闽江，即系由中国海关颁给执照之美国人引水。事载慕尔氏之国际公法，各国学者引为奇谈。据说在中国海关注册为轮船引水者，外国人约占半数。然这不过是其一端；类此不讲国防之事例，大约要数出十件八件亦不难。
第二就是户籍地籍一切国势调查，中国自己通统说不清。这原是国际对抗的本钱家当，时时要算计检讨，时时要策划扩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见其无心于此。不知者或以为中国人头脑知识尚不及此，那便错了。史称“萧何入关，收秦图籍”，那正是此物。其实早在先秦战国，便已有之。不过在二千年后，倒不加讲究罢了。
第三就是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于为“无兵之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据雷海宗教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所指出之“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列以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盖立国不能无兵；兵在一国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当之地位。封建之世，兵与民分，兵为社会上级专业；中国春秋以前，合于此例。近代国家则兵民合一，全国征兵；战国七雄率趋于此，而秦首为其代表，用是以统一中国。但其后两千年间，不能一秉此例，而时见变态。所谓变态者：即好人不当兵；当兵的只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数，演成兵匪不分，军民相仇之恶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驯至全国之大，无兵可用。有事之时，只得借重异族外兵，虽以汉唐之盛，屡见不鲜，习为常事。此其二。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以中国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邻，而历史上竟每受异族凭陵，或且被统治，讵非咄咄怪事。无论其积弱之因何在，总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问题，少有确当安排，则谓之“无兵的文化”，谓其积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颇有学 者不同意雷说（1）（对于雷氏中国无兵之说，论者多不同意，《思想与时代》月刊有张其昀教授《二千年来我国之兵役与兵制》一文，即其一。），从历史引出许多证据，以明 其不然。其实至多不过证明常态变态相间互见，固不能把变态否认掉。中国历史原多往复之象，尽管未曾一变到底，而变态之发见不亦尽够严重了吗？即此已尽足显示其文化 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论究者在。在这里则至少见出国际对抗性之特弱，与其大有可观之国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绝不相称。
最后，则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国家也者，对待之各辞也。标名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犹对他人，始见有我也。……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无他国相对峙，则固当如是。（下略）（见《饮冰室文集》 《中国之前途与国民责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而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中国人不能组织国家也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彰彰甚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深入人心；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结算，所得犹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扩大也。欧洲讫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则久成一体，盖此之由。（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成其义（甚且有人径直写成“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 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此出顾乐《日知录》论正如风俗一段。原文前后皆论历代风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他所说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说我们要负责的“天下”，又岂相当于国家？在顾氏全文中，恰恰没有今世之国家观念存 在！恰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即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 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1）（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面所发檄文以讨胡为名，标榜种族主义；而曾、胡方面所发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 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也。）而太平天国之 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 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2）（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 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 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 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此 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像共产党为 了争求一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义，以天下为对象；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以行，绝不以一部分自画。而儒家态度则尤其分明。兹引叙于下：
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
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
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
（见《公羊传》注，哀公十四年）
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平之世，无复国家之见存，无复种族之见存。
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排斥国家主义也变更力。（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页）
后世读书人之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当然由此启发。然不止读书人，农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识又何尝不如此。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国家意识，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阶级意识（ 这是与国家意识相应不离的），像他们那样明且强的种族意识（这是先乎国家意识而仍以类相从者），在我们都没有。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 轻忽了。
中国人头脑何为而如是？若一概以为是先哲思想领导之结果，那便不对。此自反映着一 大事实：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于是我有中国西洋第二对照图。
从个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会关系，由下至上共约之为四级，如图。四级各具特征：
一、个人——出发点；
二、家庭——本于人生自然有的夫妇父子等关系；
三、团体——没有界别的组织；
四、天下——关系普及不分畛域。
在西洋人的意识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级；而在中国人则为家庭与天下两级。此其大较也。
有人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见林语堂著《中国文化之精神》。）这话大体是不错的。
中 国 西 洋
天 下 天 下
团 体 团 体
家 庭 家 庭
个 人 个 人
中国西洋对照图之二
图例：
（一）“天下”泛指社会或世界人类或国际等；
（二）“团体”指国家或宗教团体或种族团体或阶级团休等；
（三）“家庭”兼家族亲戚等而言；
（四）字体大小即其意识强弱位置轻重之表示。
二 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
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很亲切；国家要藉人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