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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复兴派诗人
伊拉克地区的阿拉伯诗歌，在古代有过极为辉煌的成就，但在土耳其统治下日趋衰败。直到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埃及与旅美派文学的影响下，伊拉克诗人将诗歌创作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使诗坛再次焕发异采。其中最具民族意识和遗产意识的，是声名远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两大诗人：宰哈维和鲁萨菲。
朱麦勒·希德基·宰哈维（1863—1936）是一位既关心阿拉伯民族命运，又关心阿拉伯文学革新的复兴派诗人，他提倡科学、擅于在诗中作哲学思考，故被称为“诗人哲学家”。
宰哈维出身于一个巴格达的宗教学者家庭，自小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曾因在一个地下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们沉睡到何时》的诗而被监禁，也曾拒绝成为国王的御用诗人；他曾因优美的诗作深受欢迎，也曾因有无神论倾向倍受攻击。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屈身垂首者的演讲》一文中，他说：“每当我看到人民进步缓慢，我就感到极大失望，每当他们受骗，我的心便如刀绞。每当他们屈服于暴君，我就被泪水窒息。”他在晚年写出了长达四百三十五个联句的著名长诗《地狱的革命》。这首诗构思新奇，蕴意深刻，以犀利的笔锋，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笔法，歌颂了反抗与革命。由于这首诗，他被许多宗教人士称为“叛教者”和“伪信者”。
宰哈维是一位多产诗人，共有七部诗集。其中五部是他生前出版的，有
《创伤集》、《宰哈维诗集》、《宰哈维四行诗集》、《精粹集》和《滴泉集》、《沉渣集》与《魔鬼的诱惑》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他还从波斯文翻译出奥玛尔·海亚姆的一百三十首四行诗。
宰哈维是第一个创作叙事诗的伊拉克诗人。这类诗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社会底层生活、挣扎的人们，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诗歌形式上，他勇于探索，主张打破韵脚的束缚，并带头创作出无韵诗。这一实践在阿拉伯现代诗歌革新上有启示意义。
宰哈维的诗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尽管他在形式上仍坚持传统格律，但内容、语言上却大大有别于传统诗。他的诗歌语言平易流畅，极少雕饰，表达自由、感情真实。这些风格使他的诗在文人圈子外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还擅长描绘令人激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日常所见却往往被忽略的普通人形象。
宰哈维的诗作也受到一些批评，如重思想而轻语言，过多地把哲学、科学问题塞入诗歌，常常使用废弃的词汇等等。哲理诗是宰哈维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领域。在《泪在说话》中，他大胆地否定信仰主义，但最终并未成为无神论者，而是摇摆于理性主义和宗教感情之间，有时又退回到宗教的避风港里。
与宰哈维齐名的伊拉克复兴派诗人是马鲁夫·鲁萨菲（1875—1945）。他生于巴格达一普通家庭。曾任伊拉克议员和教育部阿语督察，但其一生的最后十年靠养老金生活，窘迫艰辛地走完人生道路。
鲁萨菲能诗擅文，除了诗歌这一主要创作形式外，还写过大量的散文作品，包括专著、书信、批评和各种文章。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对社会、时代、传统和对政府、宪法、政党、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对大自然、生命、宇宙的描述与思考，主要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他抨击导致民族落后的传统习俗，对社会上的腐败与落后深感不安，强烈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他同情生活在苦难中的同胞，社会上的弱者，无依无靠的孤儿常常是鲁萨菲笔下的主人公。如《节日中的孤儿》、《病中的寡妇》、《孤儿的母亲》等几首长诗，就是描写贫苦人民的灾难与痛苦的。不仅如此，他还谴责造成这些不幸的腐败分子，反动分子和外国剥削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关心与忧虑。
在曾萨菲的诗中，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东方妇女》一诗描述了东方妇女的苦难，受到的束缚，抨击了在东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习俗。
鲁萨菲对自己的民族抱有使命感，他大胆地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在第一次大战后，他写了许多诗，抨击托管当局和他们扶植的政府，揭露托管政府的虚伪性。他把人民的不幸归因于民族的大人物和宗教领袖，在诗中呼唤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
鲁萨菲的诗作题材广泛，结构严谨，表现手法多样，他善于把思想变为形象，不管是揭露、控诉，还是警策、讽刺，都通过鲜明具体的形象来进行。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对宗教偏见、教派纷争的深刻厌恶，对弱者和社会底层人们的极大同情，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对视作“生命”的自由的憧憬，在某种程度上有与苏菲主义——神秘主义相近相通之处。他提倡一种与传统道德有别的新道德，并把科学、教育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和建设新道德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他在阿拉伯现代复兴派中的地位。
鲁萨菲与宰哈维在选材角度、艺术手法上颇为相近，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一样，经历的事件大体相似，又都受到现代文明和西方的影响，希望走上革新道路。他们二人成为伊拉克的文学复兴的两盏明灯。
黎巴嫩的复兴派诗人
黎巴嫩自古是文才倍出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初，在世界与阿拉伯世界变动的冲击下，黎巴嫩文坛又大放异彩。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跨国诗人哈利勒·穆特朗 （1872—1949）。他的祖国是黎巴嫩，但他的大半生是在埃及度过的，因此被称为“两国诗人”，有时还被称为“阿拉伯地区诗人”。
穆特朗与邵基、哈菲兹并称为“诗坛三杰”，但穆特朗与其他复兴派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他不仅重视保持阿拉伯诗歌的传统，注意加强今与古的联系，而且十分重视阿拉伯的变革与创新。就其诗歌的发展趋势和艺术倾向看，他属于介于复兴派的古典主义和笛旺派、旅美派的浪漫主义之间的一位诗人，甚至被称作开辟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道路的一位先行者。
穆特朗生于黎巴嫩名城巴勒贝克一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自小对语言、文学就产生浓厚兴趣，能读懂土耳其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他曾创办《埃及杂志》——阿拉伯最早的一份文学刊物，还担任过《金字塔报》的编辑。由于在诗中表达对土耳其异族统治深为不满，因此受到土耳其当局的监视与迫害。
穆特朗的诗在风格上与一般传统诗歌不同，因此被某些他称之为“顽固僵化的学究批评家”讥笑为“现代诗”。但他坚持“诗自身及其所在之美”为评判一首诗的标准，宣布他的诗是“未来之诗”，因为“它们是生命之诗，真理之诗，想象之诗”。
穆特朗不断扩大诗歌的社会容量与表达空间，让诗歌主题呈现多样化，并且在诗体上进行革新，把带有史诗性质的故事诗，即叙事诗，引入阿拉伯诗歌园地。《山女》、《两个孩子》、《雅典长老》、《中国长城》等都是写得较好的作品。他的叙事诗旨在激励沉睡者觉醒，软弱者奋起，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间接反映社会现状。穆特朗的诗不仅是“文学之诗”，还是“行动之诗”，它们是“诗人以其真实的感情作出的牺牲，为他的祖国进行的圣战，为他的民族的儿女们，特别是弱者和求告者们作的服务。”
除了以历史为借鉴外，他的叙事诗还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人民苦难、爱情悲剧的，例如长达一百八十八联的拉吉兹体的《人性的烈火和爱情的烈火》和《胎儿烈士》等。《肺腑之言》号召人民走上真正进步的道路，是作者民族主义的体现。他的悼诗充满着对民族英雄和为祖国作出过贡献的文学家、科学家的敬佩之情。
穆特朗最具个性的是抒情诗，如把星星想象成恋人的《倾诉》，发思古之幽情的《在金字塔前》等。其中最感人的是《哭泣的雄狮》（即《夜晚》），是在四十岁左右写下的，被认为是他最优美的抒情诗。穆特朗在他的抒情诗中大量倾注个人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在表现个人忧伤痛苦、孤独寥寂时，借助大自然广阔深邃的背景，体现一种博大的精神。
穆特朗的创作推动了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对阿拉伯旅美派文学家、对后来的阿波罗诗社的成员们都产生过相当影响。他在阿拉伯诗坛的地位在他四十多岁时就牢牢确立，被称作“诗界前导”。他的诗既保持了阿拉伯文学的不朽个性，又给它指出一条通向高雅和完美的道路。但穆特朗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革新派诗人，他只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他本人也谦虚地承认：“我的风格是陈旧的，只是加进了一些新术语、新思想而已”。但穆特朗为阿拉伯文学界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享誉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大诗人。
笛旺派的形成与浪漫主义诗歌
笛旺派的形成
当邵基、哈菲兹等复兴派诗人的名字响彻阿拉伯诗坛的时候，一批青年却发现并批评这些诗人的作品缺乏个性，不能充分表达心灵与感情。这些青年需要的是能宣泄他们积郁和痛苦，展示他们理想和愿望的诗歌。于是他们一方面把目光转向复兴派未曾重视的古代抒情诗人身上，另一方向又积极地向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特别是英国的拜伦、雪莱和济慈等诗人学习、借鉴。他们一边翻译、一边模仿，逐步走向成熟，从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在三十年代成为阿拉伯文坛的重要力量。他们除了诗歌创作，还从事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的创作，成绩卓著，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发掘心灵的深度方面，不同程度地超过了老一辈诗人。
1921年埃及的两位年轻诗人阿卡德和马齐尼联合出版了一本轰动文坛的诗文集，书名是《文学和批评专集》。“专集”一词的原文是“诗集”，音译为“笛旺”，所以这个集子简称为“笛旺集”，“笛旺派”由此而得名。与他们文学思想、艺术情趣、创作手法相近的诗人舒克里也被列入该派。
笛旺派提出了阿拉伯诗歌发展方向问题。他们认为革新的诗歌语言应朴素，韵律可有一定变化，应能表达人类普遍美感，全面反映物质世界与内心世界，正确把握大自然和生命的本质，深刻阐释人与世界、宇宙的联系，应具有启迪性。他们针对阿拉伯传统诗歌结构松散、主题不集中的缺点，提出一首诗在主题上要统一，感情要统一，组成诗的各部分之间要统一，体现一种内在联系，使诗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笛旺集》这部著作对埃及——阿拉伯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在阿拉伯诗人面前打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同时正式揭开了阿拉伯文坛新与旧斗争的序幕。
笛旺派几位诗人是带着呼啸之势进入文坛的，他们在最初阶段使用了过分尖锐、冷峻的语言，在文学批评方面过于偏激。但随着各自诗风的成熟，他们后来都有所认识，不同程度地修正了自己的某些偏颇。
笛旺派的出现，象征着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一流派与海外的旅美派、特别是笔会的作家遥相呼应，在阿拉伯文坛，形成一种“破旧立新”的潮流。笛旺派成员们提出的诗歌主张、文学见解，既代表了他们个人的认识、思考，又反映了整个诗歌发展过程提出的历史要求。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新时期来到了。
舒克里的抒情诗
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1886—1958）祖籍摩洛哥，生于埃及，是埃及和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的带头人。在笛旺派中，舒克里创作的起始时间最早，成就最杰出，其文学活动只专注于诗歌领域。
舒克里常以爱情、大自然、世界与人生、心灵的压抑、悲愁与失望等等作为诗歌的题材。他的诗不以表现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重大事件为主，而以抒发个人的、内心的感情为基调，而这种感情又是受大自然的激发并和大自然相交融的。他先后发表了《思想的珍珠》（1913）、《青春曲》（1915）、《春花》（1916）、《微风阵阵》（1916）、《枝叶》（1918）、《秋天的花朵》 （1919）等六部诗集。
舒克里的第一部诗集抒情味很浓。而第二部诗集一方面是新奇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一方面是触景生情的联想。在第三本诗集里，舒克里则努力把激情与深思结合起来。他在1916年发表的《春花》和《微风阵阵》两部诗集中的作品，是最乐观、最幸福的，从中可以感受到生活之美。其后朝作品中，较多表现反叛精神。1919年后，他基本不再作诗。从那时起直到逝世，他只写出53首诗。
舒克里后期的诗歌，色彩晦暗，音调低沉，表现愁肠百结的悲观主义情绪。与复兴派诗人相比，他的诗缺乏反映民族政治历史、人民生活斗争的重大社会题材，受消极浪漫主义影响较大。但他毕竟生活在斗争时代，难以完全避开这一斗争。他写出的一些悼念民族领袖、社会和宗教改革家的诗，都说明他并未远离人民，远离社会。
在笛旺派中，舒凯里艺术成就最高。其语言清纯，感情细腻，大量运用新颖的比喻和象征，善于造成回旋呼应的气氛。他把诗看作诗人一生最崇高的工作，看作生命的基础。他认为诗人是为人类而写，为人类的理性、心灵而写，是为每日、每个时代而写。他很重视诗人与读者感情的交流，让读者的感情与自己的感情彼此激荡。他认为“最美的诗是最真的诗”，过多的比喻有可能适得其反，证明诗人缺乏想象力。针对复兴派诗人的缺点，他指出不应单纯追求奇特，不应把词分为“高级”或“低级”，不应做独韵的奴隶。舒克里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随感式地提炼自己的思想的。他肯定诗与生活的关系，强调诗歌创作的严肃性，指出诗歌反映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诗歌创作中的真诚和艺术性。这对阿拉伯诗学理论的发展，不仅有一定理论意义，更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但舒克里创作上长期的停顿状态，使他难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下去，从而形成一个体系。
阿卡德和马齐尼的文学理论和实践
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1869—1964）是笛旺派的中坚与核心力量。他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进行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二友合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马齐尼对老一代诗人提出批评，指出他们重外表、重矫饰、诗中缺乏个性和时代精神，同时谈到诗歌需要新的意义和新的题材。他认为传统诗歌夸张虚构，或为应酬文字，或为政治宣传。他指出，新型诗歌应抒发内心真情实感，自然质朴，写出世界的真与美，反映人类的痛苦与希望。
阿卡德积极参加文学论争，成为与塔哈·侯赛因比肩的另一名文坛主将。阿卡德的诗学理论强调个性，呼唤“艺术才能”。他指出，诗歌必须有深刻的思想，有一定的哲学高度。阿卡德重视文学的社会职能，作家的使命感，强调诗人应看到时代的特点，认清他们所生活时代的过渡性质，而坚决反对消遣文学。
阿卡德提出“美即自由”，同时强调艺术要受到约束。美的艺术能带来双重的享受：自由和有序，即不受约束的思想和受约束的形式的双重审美享受。他还反对欧洲某些企图割裂作品与作家联系的理论主张，认为好的文学家总会在其作品中体现其独具的个性，真诚是作家是否地道的标准。
马齐尼是第一位公开抨击传统派诗歌的人，是这一时期唯一想为诗歌确立一种完整理论的人。他在《诗歌：它的目标和手段》一书中，论述了诗歌的特点，词彩的作用，画面、感情与诗韵、诗人的地位等问题，显示出阿拉伯新诗学已进入整体构筑阶段，尽管还不完备。
阿卡德与马齐尼十分注重实践，他们的作品都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文学理论，其合著的《笛旺集》在文坛引起轰动。他们各自都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
阿卡德发表过的作品达一百三十二部，有著名的心理分析小说《萨拉》，外国名人研究专著如《孙逸仙——中国之父》（1952）等等。诗歌是他作品中的精华。阿卡德共有十部诗集和两本诗歌合集。阿卡德不但喜欢在诗集前面加序，而且喜欢在一首诗的正文前加小序。个别诗集里还附有评论文章，使其成为诗歌、史实和理论并茂的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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