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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菊霞点头称是：
“工商界有不少朋友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问题，老实说，思想不通。”
徐义德补了一句：
“就是嘴上通了，心里也不能。”
“个别工人说的算，这情况多不多？”
江菊霞望着窗外树上的阳光默想了一下，说：
“有一些，当然不是普遍这样。”
“那么，对目前上海劳资关系怎么看法呢？”赵治国在北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在火车上又看了一些材料，自己早有了一定的看法，但想先听听上海方面的意见。
“这个么，”江菊霞感到和赵副主委谈话有点吃力，他老是抓住一个又一个重要问题问你，要是来以前没有一些准备，劳资专家这块牌子要在他面前砸碎了。她手里拿着一条水红的纱手帕，搓来搓去，等了一会才谨慎地说：“依我看来，相当严重。因为各有关单位处理这类问题不如过去关心，工会和行政协商精神贯彻不够，一个一个问题不解决，积累起来就成堆了，显得劳资关系不够协调。”
赵治国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同意，又像是在思索，叫人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说：
“慕韩兄，你的看法怎么样？”
“目前劳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一般工商界所说的那么紧张。”马慕韩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基本上是正常的，一般的说：工业好于商业；大行业好于中、小行业；经济情况好的好于经济情况差的；有加工订货的好于无加工订货的；有公私关系的好于无公私关系的；已经民主改革的好于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劳资双方有正确认识的好于双方缺乏认识的。商业中的劳资问题多一些，那是因为资本不足，销路呆滞，货源困难，引起歇业解雇一些劳资问题。这次政府调整商业，顺便把这些问题逐渐解决了。”
徐义德认为马慕韩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乐观一点了。就沪江厂来看，他并不认为现在的劳资关系是正常的。但是赵治国一直没有说话，不知道他的看法怎么样。初次结识赵治国，不要莽撞，且慢开口，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赵治国当时没有说话，咬着烟斗用力吸了两口，吐出一阵白烟，缓慢地说：
“我同意慕韩兄的看法。政府政策是不变的，共同纲领上规定的劳资两利是肯定的。今天反映这些情况，对我们以后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帮助很大。‘五反’以后的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型的劳资关系，拿旧眼光来看，就会格格不入。私营经济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这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我们应该遵守。不然，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就理亏了，被动了。当然，工人阶级领导，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劳资双方学习和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办法要大家想，才能想出来。我们应该有信心进入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大家执行共同纲领。中央首长常常提起慕韩兄，说慕韩兄有能力，工商界的事你们要多负些责任。”
“上海很多事体都是慕韩兄负责的。”冯永祥后悔事先没有了解一些劳资问题。史步云没有给他打招呼，只照顾江菊霞，还是亲戚好。他说：“这回分会改选，慕韩兄更忙了。”“提到分会，我想起两句话来了。”赵治国说，“我听人家讲，工商联是滑扶梯，同业公会是黄牛，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江菊霞不同意这种说法，她在棉纺织业同业公会是认真负责办事的，凡事只要经过她的手，总有着落的。怎么说是黄牛？她撇一撇嘴，没有啧声。马慕韩说：
“外边这个说法，多少也有些原因。”
“那我们民建会可要负起责任来，”赵治国只是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在全国工商联里不过是个委员，老是对工商联有意见，一有机会便要刺工商联两下。他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民建要好好向有关方面反映。我们民建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一方面指导工商业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另一方面，工商界有困难有意见，也应该反映给有关单位。我们民建不能做滑扶梯，也不能做黄牛，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说话。上海分会是民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上海的工作有史步老和慕韩兄领导。分会要负起团结教育工商界的责任，在统战部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使民建会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国家建设好了，中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也感到光荣。”赵治国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挺着胸脯，右手拿着烟斗在空中不断一动一动的来加重语气，头越抬越高，最后两只眼睛望着乳黄色的屋顶说话了。
“赵副主委，你这一番话对我启发简直是太大了，特别是说‘五反’以后的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型的劳资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在这间客厅里，说句老实话，原来一听到工人阶级领导这句话，心里多少总有点不服气，给赵副主委今天一说，原来还是共同纲领上规定的，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有这种想法的，恐怕不止我一个，最好请赵副主委给我们工商界做一次报告。”
赵治国听到徐义德最后一句话，慢慢低下头来，注视着徐义德，可是没讲话。他在等待马慕韩开门。冯永祥说道：
“当然要做报告，由分会出面。”冯永祥担任了副秘书长以后，工商界的事他都要拉到民建分会来办，正投合赵治国的意图。
“赵副主委，你看安排在哪一天好呢？”马慕韩说。
“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阶级关系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海情况又很复杂，有些问题要带到北京去研究。我怎么好随便做报告？”
“你这次来总要和工商界见见面，见面不说话怎么行？本来分会改选要等你来报告的，后来听其老说，你有事走不开，这回到了上海，我看，至少要做一次报告。”
赵治国见马慕韩邀请的确恳切，他不好再谦辞，说：
“慕韩兄一定要我做，那我只好遵命了。我希望分会先开几个座谈会，给我搜集一些情况，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整理一下，我再讲。不过，我只对民建会员报告，范围小一点好。”
“工商界盼望你很久了，你难得来上海，做报告无论如何要扩大一点才好。”冯永祥拍着胸脯说，“这事你不必管了，座谈会和大会都由我负责好了！”
赵治国笑眯眯地说：
“到了上海，只好接受你们的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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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夏亚宾那间x光室，现在完全改了样。所有x光器材，不论大小，都搬到仓库里封存起来了。窗口写字台上再也看不到每一种x光器材的样本，墙上挂的一张x光图样已经发黄，靠下面一角给风吹破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样子斜挂下来，几乎要掉了。屋顶墙角上结满了蜘蛛网，有一个手指大小的蜘蛛在忙碌着结网，紧张地工作着。墙角落和窗口积满了灰尘，只有那张写字台和皮转椅子还算干净，夏亚宾正坐在那里。他的斜对面坐的是夏世富。
夏亚宾表面还算安详，可是他的内心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在失望中，他在马丽琳家里遇到了徐守仁，面前露出了一丝希望的阳光，以为凭徐守仁一句话，他这个小小的职员哪个地方也好安插了。徐义德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手里办的企业那么多，多用个把职员不算一回事！仅仅是那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徐守仁，贵人多忙，徐总经理的儿子，当然整天不会空闲，后悔当面没有约好时间去拜会他。错过了这个稀有的机会，再专门找他就非常困难了。他是相信命运的，他到福佑药房来，靠了朱延年这位亲戚。不幸遇到童进，碰到“五反”，福佑出了事，是他走的倒霉运。偶然遇到徐守仁，大概要转运了，可是自己没有抓住，第二次很难见到。他打过电话到沪江纱厂，那边说小开从来不到厂里来的；打电话到徐公馆，说是到西湖游览去了；过一阵子再打，总说没有回来；到后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反而追问他是谁，在啥地方工作？住在啥地方？他吓得不敢回答。以后，打电话去，一听见他的声音，干脆把电话挂了，连一句话也不问了。他安慰自己。也许坏运还没有走完，也许交好运以前要遇到一些挫折。他经过许多挫折，这个好运始终没有来，而且店里的环境一天不如一天了。薪水老是发不出来，每个月顶多发半薪。现在更糟糕了，连半薪的影子也没有了。他每天照例来上班，下班，一个人枯坐在x光室，等候发薪水的消息。每天都是空着两只手回去。更糟糕的是徐守仁始终没有消息，他曾经在徐公馆附近等过一天，以为总可以在附近碰上徐守仁，可是连影子也看不见。他不知道徐守仁到啥地方去了。真是急死人。可是有啥办法呢？他坐在椅子上，不断地长吁短叹，夏世富关心地问他：
“亚宾，你为啥又叹气呢？”
“我们这个日子熬到哪一天呢？每天上班下班，屁事也没有。前些日子有人来讨债，要好言好语才能把债主打发走。虽说不好受，但日子还好打发。现在人家看穿了福佑的西洋镜，了解没油水了，用力也榨不出一滴油来，干脆不上门了。我们没事做，每天把《解放日报》都翻烂了。每条新闻都看了，每篇文章都看了，每个广告都看了，连寻人启事也看了，还有啥好看呢？”
“再看《新闻日报》。”夏世富给他开玩笑。
“这还用你说，《新闻日报》和《解放日报》的消息差不多，整天看报也不像话呀！”
“找点书看。”
“福佑药房也不是图书馆呀！老是看报看书这日子也受不了。老实说，书我也看不下去。每天一清早，家里人就向我伸手要钱。我向谁伸手呢？朱经理关在监牢里，马丽琳又不认账，送点买小菜的钱来就算不错了。”
“不仅你一个人这样，我家里也没有人送柴米油盐酱醋茶来，也得要钱去买。老婆娘家是个穷鬼，一点贴补也没有，还不是向我伸手。”
“你和我不同，”夏亚宾羡慕夏世富，说，“你的朋友多，到处都是熟人，就是拉点饥荒，也比我方便。”
“拉饥荒可能比你方便，一回问题不大，二回就有点勉强，第三回，干脆免开尊口。我认识的人，都是些小职员。他们每月的收入，正好够开销，经过‘三反’‘五反’，外块没有了，连佣金也拿不上。一点工资，一个月维持过去，已经不错，哪里还有富裕？就是剩下一些钱，人家不会放到人民银行，防个生老病死？凭啥要借给你花？”夏世富生怕他开口借钱，暗中把门堵死。
“你说的倒也有理。”
“讲起来，倒是你比我好。”
“我哪一点能比上你？你是福佑药房的外勤部长，神通广大，在上海滩上，你没有办不到的事。”
“要是福佑没出事，你说的还有点影子。现在，我和你一样，蹲在店里叹苦经，啥能力也没有哪。”夏世富想到过去，不胜今昔之感了。他也叹了一口气说，“说起来，实在叫人伤心，没有出事，拉个千二百万，用不着朱经理出面，只要我说一声，不必亲自去拿，保险人家会送上门来。要办点货，不用我跑腿，一只电话，要啥有啥。现在是，跑上门去，还是要啥没啥。人家要进步嘛，检举朱经理，害得我们这些落后的人好苦。”
一提到童进，夏亚宾和复世富一样，满肚子怨气。夏亚宾冷笑了一声，说：
“人家不在乎，只要裤带一紧，可以顶个三天五天。他也是自讨苦吃。”
“大概人家肚子也进步，少吃一顿两顿不在乎。你看他整天跑出跑进，干的可欢哩，一点不愁。”
“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比呢？”夏亚宾怨恨中夹带着嫉妒，说，“区里表扬了他，现在又照顾了他。”
夏世富以为童进工资按月照发，吃了一惊，急忙问道：“照顾他？我们也是福佑的伙计啊。他要是按月照发工资，那我们可有话讲了，特别是你，技术人员，更应该讲话了。”夏世富心中有鬼。朱延年过去曾经给他说过：反正这些事做了，大家有份。万一政府知道，或者有人告发，我反正好不了，你也不会好的。如果我判十年徒刑，你呢？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要是混得好，不出事，或者出了一点事，好好应付过去，大家都好。朱延年一抓进监牢，他就想到自己。有人来查个材料，他不敢不说，也不敢多说。店里的事，对他有利的，他不敢出头露面，总是设法推给别人去争。争到了，自然有他一份。夏亚宾到马丽琳那边去讨工资，也是他指使的。
“现在还讲啥技术人员不技术人员，大家都跟着朱延年倒霉。区里照顾童进，是不是按月发工资，不大清楚。我听小叶讲，他在区里另外有了工作……”
“啥工作？”夏世富在店里特地装得安分守己，要他做啥，就做啥；不告诉他的事，从来不敢乱问。他第一次听到童进有了新的工作，感到惊奇。
“在区法院里，陪审那些犯法的资本家。”
“怪不得他那么笃定哩。”
“有多少工资？”
“工资一定不少，要比蹲在福佑这个倒霉地方好多了。”夏世富说，“人家得发了，现在是干部啦，抖起来了。”
“谁？”叶积善从外面走了进来，坐在夏世富旁边的椅子上。
夏世富脸红红的，他想掩饰过去，可是从叶积善的问话里，料想已经知道了。要是避开他，反而见外于叶积善了。他简单说了一下童进在区里有工作的事，把前面一段话遮盖过去。他说：
“不是亚宾告诉我，我还坐在鼓里哩。”
“是最近的事。”
“他一个月拿多少工资呢？”夏亚宾问。
“工资？这是义务职，出庭陪审，没有工资的。”“那他为啥要去呢？”夏世富大惑不解，说，“我们店里的事已经够操心的，还去忙那个，童进太辛苦了。”
“这也是工作，西药方面童进熟悉。那些不法资本家总想在法庭上蒙混，有了人民陪审员，又是内行，可以把案子弄得更清楚些。”
“原来是这个！”夏亚宾大失所望，躺到椅子背上，望着屋顶墙角上蜘蛛网上一只大蜘蛛在拉网。他想：蜘蛛都会拉网，给自己找出路；他这个号称x光专家却感到前途茫茫，倒霉运不晓得要交到何年何月。又快到下班的时刻了，窗外的阳光已经看不见了，x光室内的光线暗淡了。家里的日子怎么打发，回去又要看老婆愁苦的脸色了。他问叶积善，“每月发这么一点钱，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日子怎么过呀？哪一家药房不是到月底发工资，只有我们福佑倒霉。”
“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朱延年害了大家！”
“对啦，只怪朱延年不好！”夏世富赶紧表白了一句。
“怪谁都不去讲他啦！”夏亚宾认为不单纯是朱延年一个人的过失，如果童进他们不告发，也许朱延年在汉口路上还是神气活现哩。他说，“这个月又快完啦，积善，你看工资有没有指望？”
“不能说没有指望，过去每月至少不是都发一点？”“也不能说有指望，”夏亚宾说：“过去每月从来没有发过全工资。”
“有点工资，够维持生活就不错了。”
“是呀，是呀！”夏世富赞成叶积善的意见，说，“童进和积善已经尽了不少的力。”
“你们够维持，我可不够。”夏亚宾说。
“那为啥？”夏世富启发他说，“你倒说说看？”
“我的开销大。”
“你不能减少一点开销吗？”叶积善点醒他，“要量入为出啊！”
“我家里不像你们，省不下来呀！原来每个月的工资送到她手里，她总是嫌钱少，闹着不够花。现在更不必说，整天在我屁股后头伸手要钱花！”
“我们的x光专家，你不会给她谈谈，现在福佑出了事，老板进了提篮桥，拿点工资都是国家贴补，能够吃饱三餐茶饭就不错了，能省的就该省点。”
“我那个老婆啊，你不知道，一张嘴才会说哩，谁也讲不过她。凭良心说，每月拿这么一点钱，实在不够花。更糟的是，月初不知道月底能拿多少钱，就是想节约，也很难做个计划。”
“那好办，先紧点用，要是工资发多了，月底再用宽点，不就得了吗？”
“道理容易讲，”夏亚宾愁眉苦脸，仿佛有一肚子话要讲，却又讲不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办起来可不容易。……”
夏亚宾的话没讲完，夏世富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大叫了一声：
“童进来了。”
一眨眼的工夫，童进走进了x光室。夏亚宾和夏世富默默不言，坐在一旁。叶积善迎了上去问：
“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有消息吗？”
“区里很关心职工的生活，问了我们店里每一个人的情况，我详细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