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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羡慕你会说话，”汤阿英说，“别人想学也学不会哩。”
“你别跟她学，阿英，”张小玲向管秀芬看了一眼，把课桌上写好的那封检举信递给汤阿英，说，“你检举的材料很重要，快点送去吧。”
汤阿英拿着检举信飞快地到“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去了。张小玲坐到管秀芬那里去，看她整理会议的记录，准备待一会送到材料组叶月芳同志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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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徐义德见严志发走进厂长办公室，慌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弯着腰，笑嘻嘻地欢迎道：
“严同志，请里面坐。”
他的肥胖的左手向咖啡色的皮沙发上一指。他下巴那儿垂下来的肉却有些颤抖。他一见了严志发，心中就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严志发是纱厂工人，对纱厂内行，讲话一句是一句，一点儿不含糊，也不讲情面。他像是一块钢铁，徐义德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可以活动的空隙。看上去，严志发在“五反”检查队里担任的工作蛮重要，许多场合都看到他。昨天他和余静她们一道来，徐义德找不到机会给他拉拉知己。今天严志发一个人走进来，不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吗？徐义德小心翼翼地抓住这个机会，请严志发坐到沙发里。
徐义德没有叫工友，也没有叫梅佐贤，他亲自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送到严志发的面前：
“严同志，你们实在太辛苦了，喝点茶。”
严志发见徐义德这样低声下气的态度，忽然恭恭敬敬地送过一杯茶来，兀自吃了一惊。他身子往皮沙发上不自主地一靠，很严肃地直摇右手：
“我不渴，我不渴。”
徐义德轻松地笑了笑：
“烟茶不分家，喝点茶，没有关系。”
徐义德本想把那杯茶推送过去，见严志发惊慌的神情，怕把事情弄炸了，就没有动。
严志发不愿意靠近徐义德，仿佛怕徐义德身上啥脏东西会沾染到他的身上去。他向长沙发的上面移去，抬起眼睛盯着徐义德，防备他还有啥花样经。徐义德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动。他的眼光虽然对着长方形矮桌子上面的那把江西景德镇的宝蓝色的瓷茶壶，可是暗中时不时觑严志发一眼。
他们两个人相互注视着，谁也不言语。半晌，还是徐义德先开口：
“严同志，有啥指教吗？”
“有啥指教，”严志发警惕的眼光从徐义德的身上移过去。他解开深灰布人民装的右边口袋，从里面掏出三张折叠好的十六开大小的白纸来，把它打开，弄平，送到徐义德的面前，说：
“你不是对杨队长说：一定要交代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队长的关怀吗？”
徐义德心头一愣：他竟想不起在啥地方说过这样的话了，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说过这样的话。他轻轻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要交代我的不法行为，我要坦白。”
“那很好，你现在就坦白吧。”
徐义德感到愕然：他摸不清严志发是要他当面把坦白的材料写出来呢，还是写好了以后送去。他试探地说：
“我一定坦白……”徐义德有意不说完，而且把这句的尾音拉长，等候严志发接上来说。
严志发很简单地说：“那你写吧。”
“是现在写呢，还是等我写好了再送给严同志？”徐义德等了一会儿，说，“材料倒有一些，一时恐怕写不完。”
“写好了送来吧。”
“那再好也没有了。严同志办事真精明。”徐义德笑眯眯地望着严志发，说，“你看，哪能写法？”
“这个，”严志发顿时想起杨部长刚才对他说的话：你现在到徐义德那里去一趟，送几张纸给他，要他写坦白书。他目前不会老老实实坦白的，不必限他的日期，让他写好了再送来。这必然会引起他内心的斗争，他不了解我们掌握他多少材料。他当然希望能够蒙混过去。他不写点真实材料出来，又怕蒙混不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摸我们的底。你去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摸底。你可不能漏一句半句话出去。这种人，你眉毛一动，他就知道你肚里要说的话了，可刁哩。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多说，他就无计可施了。杨部长的估计，果然不错。严志发说：“哪能写法，你自己晓得。”
“对，对。哪能写法，我自己当然晓得。”徐义德暗中瞟了一眼。他并不灰心，又试探道，“不过，严同志能够指教指教，我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是不是，严同志。”
“你老老实实把五毒不法行为写出来就行哪。”
徐义德一听这口气好像有了一点苗头，他拿起那把江西景德镇的宝蓝色的瓷茶壶向严志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茶。他自己的身子倾向严志发那边去，小声地问：
“你看从啥地方写好呢？严同志，我们厂里没啥严重的五毒行为。我领导这个厂真是官僚主义浑淘淘，许多事体我也不晓得。偷工减料这方面，我想，可能是有的。别的方面，就很难说……”
徐义德说到这里，暗中注视严志发的表情。严志发霍的站了起来，对他不客气地说：
“你的五毒不法行为你自己晓得。我们也晓得。怎么坦白，你自己晓得。我不会告诉你的。”
严志发径自向门口走去。跨出厂长办公室的门，他向徐义德留下了一句话：
“你的坦白书啥辰光写好，就啥辰光送来。”
徐义德讨了个没趣。他也站了起来，过去把办公室的门紧紧关上，接着把刚才倒给严志发的茶一口喝得干干净净，好像把怨气吞下去似的。他躺到沙发上，慢慢平静下来。
他的头靠在沙发背上，正对着粉刷得雪白的天花板。他自言自语地说：
“坦白？我徐义德有啥好坦白的？将本求利，凭本事赚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吗？愿者上钩，怪不了徐义德。办厂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亏本。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钱赚多了就错了吗？就犯法了吗？不法行为？五毒？哼！”
徐义德忽然感到身旁有一个人，数说他的五毒行为，什么套汇呀，什么偷税漏税呀，什么偷工减料呀……徐义德怵目惊心，没法否认。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认为即使有错，也可以原谅：
“好，就算要坦白吧，我徐义德已经坦白过了。市的棉纺公会送了一份，市工商联送了一份，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商组也亲自送去一份，区增产节约委员会里，当然也送了一份去。用打字机打的，完全一样，多送一份两份没啥关系，反正有的是。已经送了这么多的坦白书还不够吗？一定还要坦白？也好，那把过去的坦白书再抄一份就是了。”
徐义德的眼光望着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口袋，想起那份坦白书的原稿没有带在身边，留在家里了。他准备明天带来抄好送给杨部长。不，不能越级，要送给严志发。但也不能把杨部长放在一边，决定沪江纱厂问题的到底是杨部长而不是严志发。他想了一个妙法，写严志发同志转呈杨部长。这样面面俱到，万无一失了。
“已经交过了坦白书，为啥还要写呢？过去写的不算吗？过去坦白不彻底？唉，这就很难了。啥叫做彻底呢？坦白一件，不彻底；坦白十件，不彻底；坦白一百件，还是一个不彻底。一件也不坦白，倒反而彻底了。最好一件也不坦白，不然的话，坦白没有一个完。”
“你的五毒不法行为你自己晓得，我们也晓得。”徐义德想起刚才严志发对他说的这句话。“你们也晓得，那很好，按照我的五毒不法行为定罪好了，何必要我坦白呢？朱延年说得对，政府既然知道我们资产阶级的五毒罪行，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全市职工检举了三十多万份材料，那宣判就行了，为啥还要资本家坦白呢？要资本家自己检举自己，提供材料好定罪。”
杨健在会客室里对徐义德讲的话有力地在他的耳朵里回响着：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坦白从宽；第二条路，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那才是天下的大笑话。共产党讲的，总是好听的，不坦白，你不晓得我的材料，你要从严也无从严起。坦白了，有了材料，有了证据，倒反而会从宽？三岁娃娃也不会相信。坦白了好定罪，没收财产。房子没有了，住在啥地方去？另外租一幢花园洋房或者公寓房子？没钱。弄堂房子？又脏又闹，哪能住得下？黑色大型林肯牌汽车没有了，出门坐啥车子？祥生汽车，太寒伧。人家一看到那刺眼的粉绿颜色，就晓得是营业车子。偶尔坐一下，人家不晓得倒也无所谓。长了，人家必然会看到，一定要说：“徐义德也落架了，坐在一辆祥生汽车里。还有，三个老婆谁赡养呢？守仁的开销呢？有些可以预先藏起来，这倒是一个办法。”
他想到这里，眼光正好望见办公室右边那块墙壁。墙壁是新粉刷的，还没有完全干燥，隐隐看得出是补上去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石灰气味。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走到墙壁那儿去，弯着腰，一边用手指轻轻敲着墙壁，回音是坚实的，取出里面私藏的二千两金子以后，都填满了砖头。他叹息地说：
“足足二千两金子，完了！放在墙壁里都不可靠，放在别的地方可靠吗？现在看来，一切的地方都不可靠。最可靠是不坦白，政府没法定罪，没法没收财产。抗拒从严吗？顶多送进提篮桥。”徐义德的右手立刻放到人民装的口袋里，那把绿色的透明的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先施牙膏还在，撇一撇嘴说道，“进提篮桥吗？早准备好了。”
他的眼光对着早一会严志发坐过的长沙发上，喃喃地说：
“想我坦白吗？我徐义德不上那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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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戚宝珍今天睡了午觉，起来感到精神很好，看到屋子里有些乱糟糟的，便兴致勃勃地动手整理了。她首先把杨健的衬衣短裤和珍珍的小衣小裤拿到卫生间里，在浴缸里放了水，给泡上；转过身来，又把桌子上的什物摆齐，铺好床，扫了地，就到卫生间去洗衣服。她弯着腰洗，因为很久没有做事，劳动给她带来了愉快，不洗完，手简直停不下来。等她把衣服晒上，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她额头上飞舞着金星，整个房间在她面前旋转，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摆着，仿佛大地在动荡，哪能也站不稳。她扶着床，一步步好容易走到床边，仰身往床上一倒，紧闭着眼睛，房间里静静地，只听见胸口怦怦地激烈跳动，十分闷塞。她勉勉强强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枕头，稍为好一点，可是呼吸还是不顺畅。
过了约莫有半个时辰，她慢慢恢复了正常，睁开眼睛，看到整洁的房间和卫生间晒的衣服，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今天总算打扫了房间又洗了衣服，这是她好久想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也是这样的事叫她气恼：为啥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就感到那样吃不消呢？要是在过去，别说这点事，就是再多一些活也不打紧。现在哪能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相信自己的体力坏到这个程度，伸手到枕边拿过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对着自己的面孔照过来又照过去，好像在追寻失去了青春的体力。
如烟一般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她和杨健都在上海一座私立大学里读书。杨健读的是中文系，戚宝珍是教育系，虽然他比她高一班，选修课却常碰在一班里。中国通史这一课，他们俩人不仅在一班，而且同一张桌子。杨健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好，几乎他所读课程的成绩都名列五名以前。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很活跃，学生方面有啥组织，他不是委员，就是代表。他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他比任何人看的清楚，分析的头头是道，和他接近的人得到鼓舞，同他谈过话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同学们有疑难不决的问题都去找他，他总满足你的要求，设法给你解决。经过他用各种办法介绍，许多同学暗中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学校里，在公开的场合，他非常沉默；在校外宿舍里，在个人接触中，他是个富有风趣的人，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是一点也不罗嗦。
认识他的人常常到他的宿舍里来，不认识他的人想法和他接近。戚宝珍发现他常到图书馆去，她也常到图书馆和他一道看书。他每次到图书馆都挟了许多书，放在他面前，低头在看书，在写笔记，没有注意她有意坐在他的附近。她故意和他谈论中国文学啥的。吃饭后，他们两个人常常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散步。
一九四三年夏天，杨健读完了大学，组织上决定他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校去学习。两人相约：她毕了业，便到苏北来，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临别前夜，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在河边草地上走来走去，几次走到校园门口，她又把他拉回来，舍不得离开校园，舍不得离开草地，舍不得离开小河，舍不得离开夏夜的宁静。
一九四四年八月，她来到了苏北，和杨健结了婚。婚后，她分配在县政府教育科当干事。这个工作正投合她的兴趣。
第二年十月，她生下珍珍。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内并没有取得和平，解放战争的烽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了。杨健和戚宝珍随着部队转移到山东。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工作。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解放，组织上调动大批干部支援上海，杨健一到了上海，分配在长宁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不久，戚宝珍带着珍珍也到了上海，在长宁区人民政府文教科担任副科长职务。同时还在沪江纱厂夜校里兼一点课。开头一年多，她工作非常努力，从清早忙到深夜也不感到疲倦。在解放区积累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她研究怎样在区里运用，有时还挤出时间给区里小学教员做报告。自从发现自己有心脏扩大症，精力就不如从前了，开始并不服输，一次又一次躺下，不得不叫她徒唤奈何了……
过去这些事在她脑海里涌起，非常新鲜，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自己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点点家务事，身子竟支持不住。从那面小小的圆镜子里看，自己的容颜并未消瘦，眼角上也没有长起扇形的皱纹，从表面上看，还是年青有为不减当年，她生气地把镜子往床头一放，怨恨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个鬼身子！”
叶月芳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劈口问她：
“你骂啥人？”
她没有注意有人来，突然听到人声，兀自吃了一惊。她侧过头去看，见是叶月芳，想起床招呼，立刻给叶月芳按住了。叶月芳坐在床边，对她说：
“你躺着好了……”
沪江厂的“五反”工作热烈展开，杨健一连几天抽不出时间回家。他嘴上不提，叶月芳心里知道的。今天叶月芳到区里来有事，杨健对她说：办完事，有空，到他家去一趟看看。
她见了叶月芳，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个人老是蹲在房间里，总希望见到一些朋友，等到朋友来了，又觉得不如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她以为区文教科叫叶月芳来的，不等她讲下去，抢先说道：
“唉，今天睡了午觉，起来精神好些，收拾了一下房间，就又倒下了。”她的眼光望着叶月芳，那意思说：别看我躺在床上好好的，我的身子可是不行呀！
叶月芳没有留意她的眼光，不假思索地说：
“医生不是要你好好休养，一个人蹲在家里哪能工作，我劝你还是到疗养院疗养一个时期才好……”
她每次见到人，总怕别人误会她蹲在家里好吃懒做，暗中说明自己的病，但听叶月芳的口气，完全了解她最近的健康情况。她就不详细说下去，改了口：
“厂里正在‘五反’，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哪能闲得住？”
“这个心情，我是了解的。”叶月芳的两个腮帮子上浮着两个小小的酒窝，同情地说，“我一闲下来，就觉得闷的慌，一天不做许多工作，就仿佛一天白过去一样，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你说的是呀，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老实讲，见到你们生龙活虎般工作，我心里就静不下来。好几个月没上班了，在家里也不能给杨健一点帮助。”
“杨部长晓得你在家里闷的慌，特地叫我来看看你。这两天厂里忙……”
“厂里‘五反’进行的哪能？”
“‘五反’吗？”叶月芳怕讲起厂里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会妨碍她休息，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为啥不肯告诉我？”
“你还是好好休息，别操这份心了。”
“你告诉我，我不操心就是了。”
叶月芳简单地告诉她最近“五反”的情况，她顿时兴奋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焦急地问：
“徐义德这么顽强？”
“资本家不会痛痛快快地坦白的。”
“让他这样纠缠下去吗？”
“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徐义德就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