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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他说：男士对自己的妻子很尊重，没有妒忌和猜疑。无论谁，如果对已婚的妇女出言不恭，就会被人看作有失体面。
杭州人对客人是较客气的，对外国人就更殷勤了。所以，马可o波罗不无感触地说：杭州人对经商的异乡人竭诚相待，随意邀请他们到家作客，表示友好，对他们在商业上的事务，给予善意的忠告和帮助。
只可惜好景不长，南宋王朝覆灭，杭城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杭州的繁荣立即逆转。元初杭州由首都降为行省治所，省区辖境尚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西东部、江苏南部以及安徽南部，杭州还不失为东南区域性都会。元末分出福建道别立福建行省；明初又分出江西东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别立江南行省；至此浙江行省缩小为杭、嘉、湖、宁、绍、台、金、衢、温、处、严十一府，面积不及原先元代浙江行省的三分之一。加以连续发生兵变、火灾，尤其是元末的农民战争、明代的倭寇侵扰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都给杭州带来巨大损害。明清禁海，海舶断绝，扼杀了外贸互市之利；运河日淤日浅，故道堵塞，内河运输不如宋代便利。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后来杭州城市衰落的原因。
相比之下，邻近地区有些城市却赶超上来了。如江南地区政治中心为南京所取代，它是明初的首都、永乐后的陪都、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所在，政治功能大于杭州。杭州经济地位被后起的扬州、上海所超越。扬州作为漕运、盐运中枢，盐商木客汇聚，明清时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大于杭州。上海辟为通商口岸，租界形成十里洋场，呈现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其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如苏州、汉口、西安、广州、成都、重庆、天津等，纷纷崛起，都足以与杭州相颉顽，相形之下杭州这个昔日都城的辉煌黯然失色了。
到了近代，特别是民国初年，都城杭州的命运更加恶化，世易时移的消息不断传来：1913年（民国二年），旗下营（满城）和清波、涌金、钱塘城门、城墙被拆，随后又拆除了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门。1917年，浙江都督杨善德买进一辆汽车，随即下令大规模修筑道路，共建成道路13条，路面宽6。40米，总长5707米，使杭州古城中心区域城头巷、佑圣观、板儿巷一带的传统格局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1920年，浙江省议会作出决议修筑杭州环湖马路，在西湖周围和中心地带修建了圣塘路、白公路、岳坟路、灵隐路。在这几次修路中，杭州城区和西湖风景区的古桥梁为适应开通汽车，都被改建或重建，失去了原有风貌。其中苏堤六桥、西泠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开元桥、丰乐桥、泗水芳桥、荐桥、卖鱼桥、盐桥、菜市桥、横河桥、梅东高桥、新宫桥、普安桥、宝善桥、有玉桥、庆春门桥、清泰门桥、章家桥、流金桥、江涨桥先后被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平桥。被改建的原木桥有延龄桥、定海村桥、过军桥、屏风桥、九溪桥等。数年后又填埋运司河、涌金池、三桥址河、浣纱河筑路，拆毁古桥24座。这样，杭州古桥几乎被毁尽，杭州失去了江南水城的旧时风貌。
第68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6）
1924年7月25日下午，雷峰塔突然崩塌。1933年民国政府对仅存的宝石塔砖砌塔身进行了重修，致使宝石塔也失去了原意，面目全非。这次重修改变了砖砌塔身的形制，不仅斗拱无所依托，像蝴蝶贴壁，偌大的倚柱立在细小的齐心斗上，柱头也没有承载任何东西，成了建筑界的一个笑话。
杭州古城门、城墙的拆毁和雷峰塔的倒塌，改变了一千多年来形成的杭州古都城的意境和气质。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1912年曾来杭州任教，他常去钱塘门外的景春楼吃茶，凭栏眺望西湖景致。闲暇时也与新朋旧友浪迹湖山，高谈阔论。杭州和西湖之美给那时的李叔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三十年代当李叔同再来杭州时，杭州的变化令他大大地失望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终于完成了一个都城由盛到衰的历史轮回。
别一种视角
如果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读一个都城的兴衰荣辱的话，杭州城的演变可以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杭州，见于文献记载是始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自此而后至六朝时期，长达八百年的悠悠岁月，它始终是一个无足称道的山中小县，其间县治还迁移不定。
这是为什么呢？
根源是古代杭州的自然地理面貌造成了这个局面。彼时的杭州与今天比较，真可谓沧海桑田。西湖尚未成型，只是杭州湾的一个小海湾，而西湖以东则涛声依旧；杭州城东南江干一带，还漫浸在大海中。秦汉时钱唐县的城邑在今天西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这里三面青山一面濒湖，湖外是海滩阻隔。落后的航运技术，使得当地的外部商贸往来，仅仅依靠几条崎岖山路。所以那时钱唐县的地位低，仅为山中小县，显然是不足为奇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境不同。钱塘江河道悄然演变，日积月累，江干一带因泥沙淤积而渐渐高出水面。人烟因水土而聚，仰江河舟楫之利，商贸渐渐兴盛起来，杭州开始成为钱唐县的经济中心区域。
最迟是在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钱唐县治迁址于此。由于江海关系已经比较稳定，地质变化的节奏更加舒缓，江干的地理优势得以持续维持，钱唐县治区域此后不可动摇地扮演了杭州城市中心的角色。
摆脱山中狭县的局促，借水路交通便利，杭州逐步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商贸网络中。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蕴涵的综合价值，日益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所有价值的体现，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水利。钱塘江、运河、城内诸河的疏浚与否决定着杭州城发展变迁的荣辱兴衰。正是历朝积累的治水功绩，成就了杭州城与日俱增的经济文化大发展。
秦汉至隋初，是杭州运河的草创阶段。但是历史的印痕因岁月磨损已经漫不可见，而文献的缺佚更增添今天我们了解的难度。城内运河能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勿庸置疑，是源自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只是隋朝太短暂了，杭州运河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在唐朝完成的。
杭州城开发的重大障碍就在于外部海水、湖水的入侵漫淹；地下水的盐碱度过高，不能饮用。自秦以来，杭州始终不懈地进行着与水的斗争。运河体系的基本完善为杭州城市的新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杭州因此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漕运体系和南方水运贸易网络中。杭州几任地方长官将西湖作为城区水库；寻找地下淡水水源，广开水井，有效地解决了制约城市发展的饮水问题。到唐朝，河堤、湖堤阻水系统初具规模，迅速改变了区域的生存环境，对地方经济的稳定崛起居功至伟。这时，杭州已经被称为东南〃大都〃，〃名郡〃，不过所谓〃大〃、〃名〃仅指在一般郡治中比较大，比较有名而已。杭州此时尚远在扬州、苏州乃至越州（绍兴）之后。
第69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7）
杭州在五代北宋时有了〃东南第一州〃的美誉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上述地区惨遭兵祸，而杭州则独享太平清净，二是这期间杭州对水系的整治。如五代钱氏浩大的治理海岸石塘的工程，号称捍海塘，称得上是名至实归。因为五代以前，实在未有这样的雄伟工程。运河以及城内诸河也得到有力疏浚。到两宋之交，杭州已经发展为东南中心，人口数全国第一，商税额全国第一。经济地理的优越条件，此刻愈发凸现得淋漓尽致。杭州位于杭嘉湖流域边缘，南接浙东，北邻浙西，凭借运河，出镇江以后北通淮泗；西面又与长江沿岸城市取得联系，远至成都、广州；南达温台海运乃至闽粤要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南方的经济重心则在东南，东南的经济重心在杭州。然而，杭州的地理位置就政治中心的需要来说，还是显得比较单薄，广袤的北方地区是杭州难以驾驭的。相比之下，建康（南京）城的地理位置则显得好很多。如果不是〃靖康之耻〃，北宋宗室惨遭浩劫，迁都之说大概永远不会提起。如果不是赵构称帝，以忍辱负重姿态甘愿半壁江山，杭州大概永远不会出现在新帝都的选择范围之列。历史的机缘巧合让杭州在南宋的草创阶段，粉墨登场，站在了它自己都城命运史的巅峰之上。
如前所述，杭州实在是有着无可厚非的经济优势。但是，两宋之交，战火频仍，都城时刻可能成为军事目标，因此军事上的战略意义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杭州，似乎在此之前未有让人感受过如此的军事价值。然而，强敌的劲旅主要是骑兵，他们在平原开阔地带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旦来到河网密布、沼泽丛集的南方，施展起来就显得力不从心，大打折扣了。因此，相比有天堑之称的长江庇佑的建康而言，位于杭嘉湖地区的杭州反倒在这时变得可爱起来。韩世忠围困金兀术于黄天荡达四十多天，依赖的正是这种地理优势。宋高宗显然也看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杭州与建康的选择，能够于无声处微妙地传达出赵构苟且偏安，不图大业的政治用意，这使得貌似强大的金朝暂缓军事活动，可以体面的进行整顿修养，以待来日；而赵构也可得以喘息，进行国内政治活动，巩固其帝王之位。
由此而言，杭州其实是得到天时地利人和，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优势，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名临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迁都临安后，大量至高规制的宫殿楼宇破土动工，拔地而起。它们集中在临安府城之中的皇城，俗谓大内，又称南内。与之对应的是北内，这是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做太上皇居住的宫殿，又名德寿宫。
除集中于城内的官方府邸之外，临安城还有大量散布于市井坊巷的街道、民居，这里演绎了不知多少南宋都城繁花似锦的如烟往事。而今天，杭州那车水马龙的中山中路高架桥下，压着的正是南宋的御街；那武林门繁荣街区，正是昔日的鼎沸坊巷；那〃财源滚滚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的码头，正是当年近接闽粤、远启南海诸邦的船坞。
现如今，站在吴山上，俯瞰山脚下万家灯火繁荣依旧的城市，千年只不过是一瞬，南宋都城的万千气象仿佛就在眼前，让人心旌动摇，唏嘘不已。
失落的城门
就山川形胜而论，杭州应该是个风水宝地，有关杭州的风水，根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明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郡守杨孟瑛说：〃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胳，钟灵毓秀于其中。〃难怪南宋皇帝定都杭州之后，乐不思蜀。
不过李思聪在《堪舆杂著》论杭州干龙时却说：〃杭州干龙自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从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高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天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椒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至海门。坐天弧天角星，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皋亭诸山，作下砂兜转。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两界公流未河，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断北龙，致使形势不很完全，风水造化难称佳胜。
第70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8）
公元910年，后梁尊钱镠为尚夫，特许他扩建玡城，修筑王宫，杭州城开始了它第三次大规模的修建。王宫建在何处，钱镠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杭州城里据说有个很了得的风水先生，神神叨叨地对钱镠预言，大王的宫殿若是仍建在原先的旧址上，国运不过百年，若把西湖填了，在那上面建子城、造宫殿，则你钱氏的江山可享千年。
钱镠回答说，〃百姓靠西湖生存，填湖岂不殃民？千年王朝自古还不曾有过，我钱镠有国百年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王宫仍建在凤凰山麓节度史府坻的原址，后来这里又成为南宋宫城的基础。西湖保住了。这一点，宋代堪舆名流傅伯通曾经谈及过。当时正值宋室即将南迁，傅伯通受命往今杭州看风水。经过一番察勘，他向宋高宗赵构上表一份，报告说：〃顾此三吴之会，实为百粤之冲。钱氏以之开数世之基，郭璞占之有兴王之运。天目双峰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门一点横当乎翼轸之间。〃
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嘘后，然后话峰一转，来了个〃但是〃，认为此地〃文曲多山，俗尚虚浮而诈；少微积水，土无实行而贪。虽云自昔称雄，实乃形局两弱。〃因而得出结论说：杭州〃只宜为一方之巨镇，不可作百祀之京畿。驻跸仅足偏安，建都难奄九有。〃这报告一上，宋高宗就升杭州为临安府，并称行在。但是南宋统治者也觉得信心不足，说来也巧，宋室后来竟然以偏安结局。这以后，杭州王气不再。
这难道是杭州作为一个都城的宿命吗？现如今，都城早已是千年前的记忆。这记忆远得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王朝唱晚，王城唱晚。王城依旧在，只是没了维护王者尊严的城门南宋以前，杭州有旱门十三，水门五个。自元、明、清以来，杭州城已固定为十个城门，但是几经沧桑，杭州昔日的城门现在均已湮没，只剩下古城门遗址的石碑。
望江门是杭城古代东南部的城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名叫新门。因为它的东面有茅山河草桥，又名草桥门。宋末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进占杭城，望江门也毁于战火。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年）重建城垣，拓展东城三里，在此建门改永昌，因在此登城楼可远望钱塘江潮，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改名望江。望江门早在元代起就是〃观赏钱塘八景〃之一的〃浙江秋涛〃所在，〃秋涛路〃也因此得名。
清泰门是杭城古代的东门，南宋初，在其南面另辟一门叫崇新门，门近荐桥，因此亦名荐桥门。南宋末元初时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攻占杭城，城门毁。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城垣，往东延伸三里筑门，名清泰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沪杭铁路设车站于清泰门内，铁路自城外而入，于是拆城门及城墙数十丈，这是杭城最早拆的城门。
艮山门是杭城古代的东北门，五代吴越时筑罗城（外城），为十城门之一的保德门，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移门址于菜市河以西，改名艮山门（艮为北，艮山，为城北之小山。北宋汴京有〃艮岳〃，南宋取名艮山，有思念故国之意）。艮山门内有顺应桥，俗称坝子桥，艮山门因而也名坝子门。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进占杭州城，艮山门被毁。元末至正十九年在保德门故址重建艮山门。艮山门一带，宋元以来就为驰名中外的〃杭纺〃主要产地，这里个体丝织户与机纺作坊遍布，机纾之声，比户相闻，因此杭州民谣有〃坝子门外丝篮儿〃之称。艮山门于民国初期（1913年）因筑路被拆除，故址上立有石碑。
庆春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为杭州古代东城门之一。原名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称菜市门。宋末元初，元兵进占杭州城，城门被毁。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往东拓展三里，新门临近太平桥，改称太平门。明初，朱元璋部将常遇春由此门入城，所以改名庆春门。
清波门在五代吴越时为涵水门，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增筑杭城，清波门是西城门之一，门楼濒西湖之东南，取〃清波〃之意名门，为历代沿用。清波门因有暗沟引湖水入城，俗称暗门。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挖地道破清波门城墙数丈，进占杭州。民国二年，杭州开始拆城，继拆〃旗营〃之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及城墙均被拆除。
第71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9）
钱塘门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为杭州西城门之一。而杭州有〃钱塘〃之名，始自秦朝。自宋以来，钱塘门外多佛寺、楼台。出昭庆寺（今青少年宫）、看经楼（望湖楼）直通灵隐、天竺。古时往灵隐天竺进香之人，必由钱塘门出入，故有〃钱塘门外香篮儿〃之民谣。民国二年，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