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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
印度河文明时期城市建设的规模，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哈
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现在都在西巴基斯坦境内，它们的面积、人
口和建筑布局都很相似，周长都有4。8公里以上，分别占地约85万平方米，
每个城市估计居民为4万左右。发掘表明，每城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城
位于城市西部，主要包括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以砖砌高墙和深壕相护卫，
街道旁有圆形的塔楼；下城则在城市的东部，主要是居民住宅区，街道比较
整齐，宽窄不同，将房屋隔离开来。主要大街宽达10米。房屋大多是用烧制
的红砖建筑的，房屋的大小、高低和室内外设施有很大差别，其中有相当阔
气的楼阁，也有穷人居住的简陋茅舍。下城亦设有城墙，城门位于西南角。
摩亨佐达罗古城的上城北部中央有一座砖砌的大浴池，可能是供祭师和贵族
净身沐浴的宗教仪式而特殊设置的。大浴池以西有数列谷仓，计十余间，总
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谷仓的下面是砖筑墙基，上面有数层木结构并设有通
风窗口。这类大谷仓是印度河文明的特有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结构严
谨精致，位于上城的中心，显示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哈拉帕城
的上城北部也有同样的谷仓6座，还有一些冶金炉，旁边是两排工匠的棚舍，
估计其中可容纳数百名雇工和奴隶。印度的罗塔尔古城址是一个港口，城墙
内发掘出住房、作坊和谷仓遗址。除住宅区外，下城还有专门的工商业区，
建有店铺和制陶、染布、首饰加工、金属加工、贝壳加工等手工业作坊，表
明当时的城市手工业经济和商品交换已比较发达。
哈拉帕文化时期，已有比较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工业，在铜器生产中，
红铜仍占很大的比例。虽然石制的刀斧及一些器皿仍在使用，但青铜或红铜
制造的斧、镰、锯、凿、刀、剑、矛头、箭链、鱼钩和一些日用家具已在各
地有普遍发现。这批以青铜和红铜制造的工具、武器采用锻、錾、焊和失蜡
法铸造等技术，已经日趋成熟。金器虽然出现很早，但直至哈拉帕文化时期
豪华精美的金银工艺品尚不多见，显然远逊于西亚两河流域。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农业生产已很发达，谷仓的众多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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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稻、胡麻、棉花、瓜果、
蔬菜、椰枣和豆类等，其中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加工在世界上是最
早的，是印度古代先民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出土水稻的遗址发现极少，远不
如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那样普遍。当时耕种主要用石锄。木犁已开始使用了，
个别遗址曾发现燧石犁头、青铜锄和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作为耕畜的
水牛和有驼峰的公牛多有发现。家畜主要有牛、羊、猪、狗、鸡、猫、驴、
骆驼等。各地居民也从事渔猎活动，经常猎获的动物是鹿、野牛、虎、熊和
野兔。
制陶业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陶
器。当时陶器多为轮制，胎呈红色或黑色，主要是素面陶，烧制颇为精良。
大量陶器施红衣黑彩，图案母题是圆圈纹、鱼鳞纹等几何纹样及图案化的植
物纹，也有一些以鸟、兽、虫、鱼为本的象生纹。陶器的种类有杯、碟、碗、
瓶、扁壶和带流壶等，最富文化特征的是高圈足的盘和通体带孔的圆筒深腹
器。哈拉帕文化的制陶工匠发明了一种彩釉陶制品，主要制作串珠、护身符、
印章和一些小型容器，十分美观精巧。
纺织业在哈拉帕文化时期的手工业经济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不仅各遗址
经常发现纺轮，而且摩亨佐达罗城遗址中曾发现棉织品遗物。从棉花生产状
况看，当时的纺织业和古代中国的丝、麻纺织业各有不同特点。
车船制造业也素称发达，一些陶器和印章上描画的船只模型，表明了当
时造船业和水上运输的兴盛。印度西海岸的罗塔尔遗址，显示了印度河文明
时期海港城市的风貌，这座古代海滨城市位于今阿赫麦达巴德附近，有上下
城之分，除谷仓和城市排水系统、居民区外，罗塔尔发掘出的一座长225米、
宽37米的大型船坞，以烧砖和沥青修筑，有可以开启的闸门，这是目前世界
上发现的最早的海港船坞，属于公元前2100—前1900年，不仅反映了当时
造船业的盛况，而且说明了当地与苏美尔的海上贸易已经十分活跃。这种现
象和近年海洋考古学界以苏美尔芦苇帆船航行两地之间的实验所揭示的古代
海运情况相符。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中有牛、骆驼、驴和木制车辆，一些遗
址曾发现陶车、陶船和铜车的模型。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商业经济相当活跃，不仅国内各城市之间贸易往来频
繁、联系密切，使得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水平基本接近，而且还有兴旺的
外贸活动，尤其是与中亚、伊朗及两河流域常有货物交换。当时的西亚两河
流域正处于苏美尔文明的后期，在苏美尔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海外经
商之地梅路哈，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即指印度河文明地区，在苏美尔的城市尼
普尔、乌尔等遗址中都曾发掘出印度河流域特有的方形或长方形压印的印
章，用皂石、象牙、红铜和陶土制成，与苏美尔文明的圆筒形印章判然有别。
在伊朗高原西部的泰培·希萨和两河流域伊拉克的一些遗址，如刻什、吾珥、
泰尔阿斯马等地，还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特有的肉红玉髓串珠等工艺品，这些
产品甚至远销埃及的阿拜多斯，说明印度河文明时期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对外经济活动也涉及到南印度半岛、东南亚和中国，
其青铜冶炼业所必须的锡因当地无出产，只能从中亚交换得到；青金石则从
阿富汗购得；镶嵌工艺所用的贝壳许多产自南印度；孔雀石和皂石来自伊朗；
玉石来自中亚、缅甸和中国。据研究，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商品销往印度河流
域的，主要是谷物、油类、酒类和亚麻制品等。
印度河文明时期，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也存在一些不同类型，经济生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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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程度有所差别。在恒河上游的贾木纳河西岸，公元前2650—前1180年
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居住着以赭色陶文化为特色的居民。这种文化尚
未发现聚落遗址，仅发掘出砖窑和炉灶等遗迹，但该文化的赭色陶器在贾木
纳河流域大量存在，有手制的碗、壶、高足盘、带纽的盖等，器壁很厚，施
红色陶衣，由于长期在水或湿土中浸埋，出土时触碰即沾上脱落的赭色。纹
饰为黑彩十字纹或刻划的弦纹夹三角纹、波线纹、方格纹。与陶器共出的石
器有石球、石弹丸、石杵、磨盘、磨棒等。这里的居民经济生产是以狩猎和
畜牧为主的，晚期出现窖藏的红铜器及少量青铜制品，有斧、矛、剑、锛、
镞、鱼叉、环、镯等，其经济形态落后于印度河文明。
南亚次大陆中部山区和森林地带的伯纳斯文化，也是渔猎经济色彩很浓
的农业文化。公元前2580—前1500年间生活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东南、阿拉
瓦利山脉以东山区的居民，聚落分布于伯纳斯河两岸，住所大多数为石基泥
墙或用土坯砌筑的房屋，平面为椭圆形，柱架结构用当地山林中盛产的木料，
屋顶作斜坡状，以竹子和席子搭盖，再覆以谷草或泥土。屋内的居住面用烧
土或掺杂砾石的粘土铺垫，室内设灶。这一带居民在山间谷地上种植水稻、
小麦和高粱，农业生产比较落后，饲养牛、羊、猪、驴和一些家禽。手工业
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陶器已开始使用轮制，以施白彩的黑陶、红陶为主，
也有一些陶器施奶油色陶衣，纹饰十分简单，少量灰陶施划纹或附加堆纹。
器形有碗、盘、带流碗、高足盘和罐等，种类不多。此外还发现捏塑的陶牛、
有纹饰的陶珠，在典型遗址阿哈尔，发现了较多红铜器，有武器和生产工具
斧、锛、短剑、双刃斧等，也有用红铜制作的碗、长流碗、镯、环，其中一
部分出自窖藏。铜矿石采自阿拉瓦利山区。当地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继续使
用石器，包括石叶石器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由于受到印度河文化
的影响，伯纳斯文化的居民已掌握了烧砖技术。除了与印度河流域的交往外，
他们还与伊朗及小亚细亚等地铜石并用时代的居民有较多联系，铜器和陶器
有些类似的风格。
约公元前1800年以后，印度河文明的经济发展逐渐出现停滞与衰退的局
面，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印度河淤塞使河床
升高、河流改道，经常发生大规模水患。有时连续的干旱不断破坏农业生产，
甚至使印度河以东的平原和丘陵迅速加快了沙漠化，形成了荒无人烟的塔尔
沙漠。这种沙漠化甚至影响了印度河中游两岸。这种生态失衡造成的影响和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迫使许多部族迁徙，也使阶级矛盾
不断激化，反抗统治者的起义不断发生，给北方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了可乘
之机。公元前1750年左右，重要城市摩享佐达罗陷入雅利安人之手。在这种
背景下，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文明中心地区的经济制度就彻底瓦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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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吠陀时代的经济
公元前14世纪初，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河流域。由于印欧语族的雅利
安人当时尚处于原始氏族制经济后期的部落军事联盟阶段，过着半农半牧的
生活，即无固定的城市，也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当他们的军事力量控制了
印度河文明的广大地区时，并没有立即建立自己的国家，仍然以部落酋长的
统治形式占据各地，并无意发展城市经济，从而使古代印度的历史发生了倒
退现象。这一曲折的经历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公元前8世纪，雅利安人才适
应了印度河文明的基础，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立国家政权。
在这一历史时期，印度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十分清楚，除了依据考古发
掘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外，主要依靠雅利安人在文字出现、国家产生之际神庙
的祭司们所记载的颂歌、经文和咒语汇编的文献《四部吠陀》加以探讨，因
而这一时代史称“吠陀时代”。
所谓“吠陀”，原意为知识、学问，宗教内容是主要成份，也包含着早
期雅利安人的历史回忆。《四部吠陀》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其流传年
代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以前；其余3部分别是《沙摩吠陀》、《耶柔吠陀》
和《阿闼婆吠陀》，均成书较晚，约在公元前9—前6世纪，称为后期吠陀。
由于四部吠陀早晚之间有很大差别，其反映的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许多不同。
《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中都提及铁的出现，可以看作吠陀时代晚期
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1）早期吠陀时代
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300—前900年）雅利安人的畜牧经济占有重
要的地位，其中游牧经济有相当大的比重。雅利安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饲养
家畜，一些古诗中对于获得乳牛的描写十分生动感人。马也极其贵重。其它
的家畜是绵羊、山羊、驴和狗。这一时期，狩猎也提供了很实际的经济利益，
猎物通常有狮子、野猪、野牛等凶猛动物和大量羚羊、鸟类。在逐渐适应印
度河文明的农业生产方式之后，农业经济有一定恢复。特别是当雅利安人进
入恒河流域之后，印度北部平原的农业生产开始占据首要地位，不过畜牧业
长期仍是雅利安人世代相传的基本生产方式，牛、马一直是他们拥有财富的
标志。由于恒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比日益恶化的印度河流域要好，雅利安人在
实践中掌握了水利灌溉知识与技术，开始以水利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的进步，
使吠陀时代的经济水平逐步有所提高。
虽然处于原始氏族制的雅利安人统治着古老的印度大地，但印度河文明
的早期奴隶制经济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村社中的雅利安人仍按氏族部落的体
制实施组织管理，由各种会议决定部落的重要事情。这时，包括妇女参加的
全体氏族成员会议称为“毗达多”，负责产品分配，主管军事行动和宗教祭
祀，由这种会议集体选举祭司。不过，“毗达多”这种氏族社会的遗存随着
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消亡，产生了称为“萨巴”的长老议事会，也出现了只限
男性成员参加的民众会议。部落军事首领由民众会议选出，并可因过失被废
黜。由于经常作战，称为“罗阇”的军事首领权势很大，其职位可由子孙相
袭。
在吠陀时代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父系家族最终取代了氏族，成为社会的
基本单元。象征财富的牲畜逐步归各家族所私有，土地也按户分给各家族使
用，从而加速了雅利安人贫富分化的演变。连年不断的战争也使罗阇、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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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家族中产生的新贵族聚敛了大量财富与牲畜，甚至垄断了许多田地、金
银和奴隶。雅利安人的奴隶制经济开始在印度河文明的废墟上得以滋生和建
立。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手工业的专门化在吠陀时代经济重建过程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出土文物表明，这一时期制革作坊的工匠有相当高的技艺，
将牛皮制成皮袋、弓弦和皮带等；木器作坊中的工匠，既做细木工的家具和
一些农具，同时也是车马匠；金属制造业也比较进步；在手工业中还有专门
酿酒的作坊，生产一种名为“索摩”的祭祀用酒和名为“窣罗”的普通酒，
都是用谷类制造的。
（2）后期吠陀时代
后期吠陀时代 （约公元前900—前500年）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农业
经济较前有明显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也称为灰色彩陶文化。
灰色彩陶文化的重要遗址有恒河上游的诃斯提那普尔、俱赏弥、阿特兰
吉凯拉、阿希切特拉等。当时的居民兼营农业和畜牧业，农业经济比早期吠
陀时代有了更大的进步，种植小麦、大麦和水稻、棉花。饲养的家畜主要有
牛、马、猪、驴和狗。大多数聚落中的房屋是木架泥墙的茅舍，平面是圆形
或长方形。一些家族聚落出现了烧砖砌筑的围墙，开始向城镇转化。这一阶
段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已普遍使用铁制，包括斧、锛、锄、鱼钩、刀、剑、矛、
带倒刺的叶形镞、简镞、铁钉等等。不少遗址发现了铁矿渣，表明当地已形
成了开采和冶炼的体系。这时雅利安人已分布于整个北印度，恒河流域得到
了较好的开发，并逐渐取代了印度河流域而成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吠
陀时代晚期，农业在经济领域已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生产活动，耕地使用重
犁，往往用许多牛来牵引，并已使用灌溉技术和施肥，使农业经济的发展越
来越快。手工业领域的分工越来越普遍了，铁匠铺较多，木匠及纺织、制陶、
金银珠宝加工等行业全面发展。各遗址都发掘出铁器、红铜制品、陶纺轮等
手工业工具，还有用金属、玻璃、骨料及陶土制作的串珠、项链、坠饰、耳
饰和手镯等装饰品，在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商人和放高利贷者，以金
银作为货币和财富的标准已在各地流行，而不是以牛、马作为财富的标准。
这些社会经济的特点，表明昔日游牧部落的雅利安人即将进入国家的文明时
代。
后期吠陀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与奴隶制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同步发展的。
雅利安人最初把被征服的异族达萨人降为奴隶，但到后期吠陀时代，整个达
萨族几乎全部被征服，雅利安人的内部的各个部族之间便经常发生战争，一
些被俘的雅利安人也成了另一些雅利安人的奴隶。此外，奴隶所生的子女和
以牛马、金银交换得到的奴隶也成为奴隶的重要来源，甚至文献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