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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面除了竹木器生产加工外，制陶业的成绩也比较突出，白陶和薄胎彩陶
是大溪文化富有创造性的产物。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境内和河南的南
部，晚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前2600年，是在大溪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这一时期营地内的房屋建筑已流行双间式或套间式，反映了家庭组成方
面的变化。这个时期石器制作业进步较大，生产工具有一定改进，磨光石器
数量大增，农具中的穿孔石铲、石镰、双肩石锄很常见，从而提高了生产效
率，由于收获稻谷是用连根拔起的方法，因而很少发现黄河流域盛行的穿孔
石刀、陶刀。纺织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到处都发现独具一格的彩陶纺轮，有
的扁薄小巧，有的个体硕大而无彩绘，可能与纺线的原料、粗细有关，说明
长江流域的纺织技术当时已相当进步。相比之下，陶器的制作没有明显的发
展，仍处于手制阶段，少数经慢轮修整。彩绘陶器的晕染技法很有特点。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
群岛，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3300年左右，以典型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
而命名。居民生活在河边低地聚落中，房屋普遍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
干栏式建筑，也有立柱式的地面建筑，柱底有坚硬的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
为基础，反映出水乡居室的建筑特点。稻作农业比较发达，有的地方稻谷、
稻壳、茎叶等堆积厚达0。5米左右，主要属于栽培稻中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
该文化发现的人工栽培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具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是骨耜，多数采用鹿和水牛的肩
胛骨制成，安装在长木柄上使用。还发现了一些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
和木杵等。家畜主要是猪和狗、水牛。有的陶盆上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象，
反映着饲养家畜和农业生产的互相依存关系。各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遗
骨，有各类动物40余种，其中以鹿科动物居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镞达千余
件，还有木矛、骨鱼镖、木桨等，说明水上交通和渔猎经济也是相当发达的，
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早期与河姆渡文化并存，关系密切，
晚期与河姆渡文化相融合并迅速扩大其范围，成为长江下游独树一帜的部
族，逐渐过渡演变为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是马家浜文化居民的生活基础，主
要工具有木铲、石铲、舌形有孔石斧、石锛等。收获用的石刀很少，也很粗
糙，这一带收获水稻与长江中游诸部落一样采取连根薅拔的方法。饲养的家
畜有猪、狗和水牛。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各遗址出土大量柳叶形骨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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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兽骨，马家浜遗址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猎获的野兽以鹿类和
野猪居多。在一些遗址发现较多野生的桃、杏梅、菱角等，是人们采集的果
实。制陶技术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各种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不高，陶质较软，
颜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为主。除了新石器时代各地常见的鼎、罐、钵、
盆之类外，腰沿釜、炉、箅、三足壶形器等为其它文化所未见。纺织业比较
进步，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野生葛织物残片，系
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分别有菱形、山形斜纹，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纺织
品实物。
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是长江下游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有较
多交往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的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
左右。北阴阳营文化以南京郊区的一个遗址定名，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南京、
镇江一带的丘陵地区。聚落遗址发现较少，房屋为长方形地面建筑。从大量
石器工具及一些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得知这一带氏族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稻作农
业为主，家畜有狗和猪。出土的骨镞、石球、陶弹丸等工具和一些野生动物
的骨骼说明渔猎是经常从事的经济生产活动。在手工业生产中，陶器制作处
于手制轮修阶段，胎壁较厚，器物种类比较简单，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一
些陶器上的牛鼻式■身、角状把手与器足颇有特色，有红衣或白衣彩陶。石
器的磨光技术和穿孔技术很高，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多孔石刀和各式锛、
凿都有一定特点。玉石和玛瑙类装饰品比长江流域同时期其它文化更为丰
富，显示出手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较高。薛家岗文化分布在大别山以东、巢
湖以西的长江北岸与淮河之间。以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命名，考古资料表明，
这支古老的氏族部落与北阴阳营文化是同一系统的姊妹部落，可能是从淮河
流域的青莲岗文化向南迁徙，定居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和南京、镇江丘
陵地带的。居住遗址是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出土
的陶器和石器与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有很多共同特点，其中横长梯形
穿孔大石刀独具特色，孔均奇数，为1—13孔，最长的石刀达51。6厘米。薛
家岗墓地中随葬的大量玉石装饰品与北阴阳营文化基本一致。大约在公元前
3000年，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相继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相融合，
汇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良渚文化。
距今5500年以前，辽河平原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的农业
部落。其中西辽河两岸至河北省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比较典型。聚落中的房
址为大小不同的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地面经过锤打，中央设瓢形灶坑，与黄
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居室十分相似。各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
也发现了牛、羊、猪等家畜的骨骼。从大量石镞和鹿、獐等兽骨遗存来看，
渔猎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辽河下游平原的新乐文化，是比红山文化更早
出现的氏族部落创造的，年代为公元前5300—前48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
期的最早阶段，经济生活中还保留着明显的中石器时代特点，其丰富的石叶
细石器，长身镞、三角镞、尖状器、刮削器等是中国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
典型器物。磨制石器也较多，但主要用于木器加工和建筑。农业生产工具主
要是打制的石铲、磨盘、磨棒等。制陶业比较原始，均系手制，多数为夹砂
褐陶，器类少，火候低。从全部考古资料分析，新乐文化的居民定居生活还
不稳定，农业虽已发生，但渔猎经济占有主要地位，其社会发展水平显然落
后于黄河流域。在黑龙江、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仍生活着以渔猎、采
集经济为主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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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
存，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普遍共存，渔猎经济的特征明显，但文化面貌尚不
十分清楚。至公元前3000年前，华南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才逐渐明晰
了。
③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
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
代。
龙山文化以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定名，各地发现的这
种文化遗存基本面貌相似，也分别有不同特点，黄河流域称为山东龙山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长江流域则另称良渚文化、湖北龙山文
化。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是中国大陆的大发展、大动荡、大交流、
大融合的时代。经过战争与和平的不断交替，产生了以黄河中游一带为主体
的华夏文明，从而使中华民族以整体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大地推
动了亚洲古代文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从而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
道路。
黄河中游的几个部落集团，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制农业经济的突
出代表。以潼关为中心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
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旱地农业和手工
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石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仰韶文化，出现了
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更发达了，各遗
址出土的猪、狗、牛、羊骨骼十分丰富，其中以猪骨最多。河南陕县庙底沟
遗址，经清理的26个龙山文化时期废弃灰坑中家畜的骨骼，远远超过这个遗
址中仰韶文化168个灰坑中出土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
农业生产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的农业生产比仰韶文化时期有较
大提高。当然，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
定的比重。各遗址普遍发现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
还有较多野生动物的残骸。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
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这里的农业经济也比以前有明显
的发展，农业工具中收割谷物的石刀、石镰和蚌刀等十分丰富，反映出农作
物的收获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大。家畜饲养业与潼关地区同样发达。鹿和厚
壳蚌是氏族成员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对象。这一地区犁耕技术的出现令人瞩
目。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出土了典型的三角形石犁，虽然结构、擦痕和磨蚀
情况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但比起耒耜类挖土方式来无疑是农耕技术了
不起的发明。这时的制陶业已基本上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黑
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还原焰烧制的阶段。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
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已开始出现冶铜技术。在
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氏族中居民生活质量也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陶器
不仅种类更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日常饮食有很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
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十分丰富。此外，各氏族营地、
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
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和加工技术
达到了一种新水平。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是以安阳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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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从生产工具来看，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挖土和收割工具大量
增加。这个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
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渔猎经济继续发挥较大作用。制陶业发展较
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出土了鬼脸足鼎、白
陶鬶等山东地区风格的产品。陶窑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进，使火力更集中
了，有的陶场还有供水的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每一个农业村
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遗址在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
理出62座房址，后冈遗址在600平方米内发现38座房址，都分行整齐地排
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各氏族营地普遍流行室内铺设白
灰面的形式，一些遗址还发现了土坯围墙。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
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集中
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这个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
度不如邻近的几个部落，农业工具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
和渔猎的工具则比较丰富，多种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
蚌壳、螺壳堆积，鱼骨也较多，说明这个部落的经济生产以渔猎为主。随着
生产的发展和中原地区、山东地区两大势力的扩展消长，这一带许多氏族部
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
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
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国大陆经
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催范的作用。石犁、人工烧造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
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黄河中游一带的氏族部落内部结构、劳动分
工、财产分配等方面都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龙山文化出现
了比仰韶文化晚期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龙山文化晚
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黄河流域各地都出现了较大的城堡、手工业作坊和
集市，出现了战争掠夺的奴隶，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个人财富，
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的利益和酋长的私人财富，在后冈、王城
岗、平粮台等地出现了有高大城墙、栅寨和深沟卫护的大型城堡，奴隶制就
在这里诞生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
阶段。泰山、沂蒙山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生产也表现
出同步发展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
达，采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龙山文化的粟
作农业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不仅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
员的经常性劳动，而且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
大量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挖土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
和骨铲；收获谷物用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
镰，制作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有用杵
和臼的舂捣方法。个别遗址发现了稻的遗存，说明在粟作农业的同时，水稻
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和畜
牧业空前繁荣，马、牛、羊、鸡、狗、猪等中国古代的“六畜”在龙山文化
时期均已具备，其中以猪、狗最多。从陶器上看，造酒、饮酒、盛酒、温酒
的器具迅速增多，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无疑也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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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黄河下游各地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食物
来源的补充手段。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快轮制陶技
术的发展，使制陶业逐渐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由妇女和老人们的事业，转
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部门，许多陶器成为交
换的商品；玉石器制作技术也有较大提高，人们根据不同的石料制作不同用
途的工具；骨、角、牙、蚌器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器物的种类也明显增加
了；大批陶、石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显著发展，许多陶器底部发现了布
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显然超过大汶口文化的水平。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经
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连续性，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
淮河流域的经济生产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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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西亚的经济发展
1。两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状况
亚洲西南部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四大中心区域之一。这一地区包括
现在的伊朗高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
斯坦等国和阿拉伯半岛，习惯上称做西亚地区。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山区，向东南方向蜿蜒曲
折流入波斯湾。居于西南的幼发拉底河较底格里斯河略长，水量亦较大。两
条流向一致的大河在中下游开始靠近，并肩而行，希腊文称“美索不达米亚”
即“两河之间”。其下游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