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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K。
叶廷芳黎奇译
致马克斯·勃罗德M。勃罗德（1884…1968），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在大学年代与他相识，结为终身知交。1939以后他定居以色列。除了上面两位情人，卡夫卡致他的信是最多的。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是午夜12点半，通常不是写信的时间，即使像今天这样炎热的夜晚也不例外。甚至连夜蛾都不飞到灯下来呢。
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幸福的8天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4天了，我是这样地孤单。任何人都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第一点的结果，只有你的书使我感到舒服，我现在终于正式地在读它了。我已很久不曾这样无法解释地深深陷在不快之中了。我读着这本书时，就紧紧抓住它不放，尽管它本身也根本没有帮助不幸者之意。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
1908年9月于布拉格
论众诗人——与雅诺斯谈话录中有关诗的言论
卡夫卡
谈文学与诗人的不同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谈表现派诗选《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黏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谈贝歇尔的诗
我不懂这些诗。诗里充斥了喧闹，挤满了词句，使人无法摆脱自己。诗句没有成为桥梁，而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人们不断撞到形式上，根本无法突进内容。语句在这里并没有凝聚成语言。那是叫喊，如此而已。
谈波德莱尔
创作是疾病，但是退掉热度，人还不能康复。相反！烈火能净化灵魂，照亮道路。
谈特拉克尔
他的想象力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忍受主要由于极度缺少想象而产生的战争。
再谈《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的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谈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理想国之外
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现状。
谈阿波里奈尔及其长诗《区域》
……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它任何一种诞生一样。你听说过，妇女是生孩子的能手吗？
（“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雅诺斯说。）
当然合不到一起，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你在阿波里奈尔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奈尔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
谈惠特曼
……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别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谈兰波
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波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他把元音变成颜色。通过这种声音与颜色的变换魔术，他接近了原始部族的神秘的宗教实践活动。他们怀着恐惧与不安，跪拜在各种各样木制或石制偶像前。然而由于进步，材料减价了。我们使自己成了偶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恐惧的阴影更强烈地钳制我们，折磨我们。
卡夫卡谈话录
谈话录
1920年卡夫卡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这里摘采的约相当于这部《谈话录》四分之一篇幅。
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
1。“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1889—1946），小说家、剧作家，1928年前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日报》当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犹太管风琴》出版于1922年。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3。“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4。“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5。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6。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
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7。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刑营》的样书。
卡夫卡不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
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1884…1964），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8。“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9。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52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
10。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为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67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