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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11。“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5个字母。萨姆沙中S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相同。字母A萨姆沙德文为Samsa，卡夫卡德文为Kafka。……”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12。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不押韵的蹩脚货
13。“您在画画？”
卡夫卡歉意地微微一笑：“不，随便乱涂而已。”
“我可以看看吗？您知道，我对图画很感兴趣。”
“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
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
“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
“您过去学过画画？”
“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圣经》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上帝选召摩西带领同胞逃离埃及，跨过红海，来到西奈，摆脱奴隶生活。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我笑了笑说：“过了红海，首先见到的是沙漠。”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
“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一个条件？”我疑惑地问。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定义。
“这可真是个怪论！”我脱口喊道。
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当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解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是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是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
“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
“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他撮起嘴巴，“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
我说：“谢谢您这番话。我宁可挨冻。”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而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
14。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道：“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四年第21期。
“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
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
卡夫卡很惊讶：“全都是些新书！”
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
他把书全看了一遍后问我：“我些书你全都要读？”
我点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那么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候比这更糟。”
15。卡夫卡几次要求我，让他看几篇我的“不押韵的蹩脚货”——这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的称呼。于是，我在日记里找出合适的段落，凑成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深不可测的瞬间》，交给了卡夫卡。
几个月以后，当他准备去塔特兰斯克·玛特莱里疗养院疗养时，他才把手搞还给我。
他就此机会对我说：“您的作品非常清新。您谈得更多的是事情在您身上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和事物本身。这是抒情诗。您在抚摸世界，而不是去把握世界。”
“那我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
卡夫卡抓住我的手：“我没有这样说。这些小故事对您肯定具有某种价值。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个人的文献材料。不过艺术……”
“不过这还不是艺术，”我苦涩地补充道。
“这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印象和感情的表达不过是对世界的小心翼翼的摸索，犹如还没有睡醒的眼睛。但是这很快就会过去，摸索地伸出去的手也许会缩回来，仿佛它触到了火。您也许会大喊起来，结结巴巴地乱说一通，或者咬紧牙关，睁大眼睛。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言论罢了。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
弗朗西斯修道院
16。这是我有一次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从工伤保险公司去老城环形道的路上，在泰因霍夫斜对面的雅各布教堂停下谈话时得到的认识。
“您知道这个教堂吗？”卡夫卡问我。
“知道。不过很肤浅。我只知道这个教堂属于旁边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这么多。”
“教堂里有一条铁链，上面挂着一只手，您肯定看见过吧？”
“是的，看见过好几次呢。”
“是不是一起去看看这只手？”
“好的。”
我们走进教堂，教堂有左中右三堂，是布拉格最长的教堂之一。左侧一进门的地方，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条长长的铁链，链子上挂着一根熏黑的、残留着干枯的肌肉和筋的骨头，按它的形状，这根骨头可能是一个人的下臂的遗骨。听说是1400年或30年战争后不久从一个盗贼身上砍下来挂在这个教堂里作为“永久纪念”的。
据古老的编年史和不断更新的口头传说，这件可怕的事情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雅各布教堂两侧有许多小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有一尊圣玛丽亚的木雕塑像，塑像上挂满了一串串金币和银币。一个退役的雇佣兵看到这笔财富眼馋手痒难熬，就藏到一间忏悔室里，等到教堂关了门，他从藏身的地方出来，走到祭坛前面，登上教堂司事点祭坛蜡烛常用的凳子，伸出手，想摘下塑像上的金银首饰，但他的手变僵硬了。这个第一次潜入教堂的窃贼以为塑像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他使出全身力气，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一点没有用。第二天早上，教堂司事发现他筋疲力竭地站在凳子上，就叫来了修道士。祭坛前很快聚集了一群祈祷的人，祭坛上的圣母像还一直紧紧抓住脸色苍白、惊恐万分的窃贼；市长和布拉格老城的几个元老也在人群里。教堂司事和修道士想方设法想把窃贼的手从塑像上拽下来，他们也没能成功。于是市长叫来刽子手，他只一刀就把窍贼的下臂砍断了。这时，“塑像也松了手”，下臂掉到了地上。人们包扎好窃贼的伤口，几天以后，他因企图盗窃教堂财物罪被判多年监禁，刑满后，他加入方济各会当杂役。人们把砍下的手绑到教堂里老城市议员绍勒·封·绍伦巴赫墓碑旁的铁链上。在旁边的柱子上挂了一块反映这次事件的简朴的图画，并有一段由拉丁文、德文、捷克文组成的说明性文字。
卡夫卡博士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儿干桔的手臂，扫了一眼描述这次奇迹的小木板，向出口走去。我跟着他。
到了外面，我说：“这是可怕的。圣母奇迹当然只是强直性痉挛。”
“但这种痉挛是怎样引起的呢？”卡夫卡问我。
我说：“也许是由于某种突然产生的内心顾虑。盗贼渴望得到圣母装饰，被这种欲望掩盖的宗教感情突然被他的盗窃行为震醒了。他的宗教感情比他设想的要强烈得多，因而他的手僵硬了。”
“对！”卡夫卡点了点头，他的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对于神圣的东西的渴望，伴随而来的对亵渎圣物的羞怯以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这一切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人违背这些东西，它们就在他身上顽强反抗。它们是道德上的调节力量。因此，一个人要在世界上进行某项犯罪行为，他总是先要压跨自己自上的这些力量。要犯罪，总是要先在心灵上肢解自己。那个要偷塑像上装饰品的盗贼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手僵硬了。它是被自己的正义感麻痹的。对他来说，刽子手的那一刀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可怕。相反，惊恐和痛苦给他带来的是解脱。灵魂的肢解为刽子手对他肉体上的伤害所取代。这样，这个连木偶也不能偷一个的可怜的退役雇佣兵就从良心的痉挛中解放了出来。他可以继续做人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续继前走。走到泰因霍夫和老环形道之间的狭窄小胡同中间时，卡夫卡突然站住问我：“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雅各布教堂里发生的小偷的故事今天是不是还可能发生？”我坦率地回答，探询地看着弗兰茨·卡夫卡。他只皱了皱眉。走了两三步后他说：“我想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天，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我们陷在骄傲自大的泥淖中。战争就是证明，战争使大批大批的人失去人性，麻痹了人的道德力量，从而麻痹了人自身，使他多年不能清醒。我想，今天，盗窃教堂的人是不会发作强直性痉挛的。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会砍去盗贼的半只胳膊，而是截去年了完全不合时宜的道德想象力，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人们会用分析的方法消除他表现为歇斯底里的痉挛症的过时的道德感情冲动。”
我冷笑了一声说：“教堂盗贼会变成隐蔽的俄狄浦斯恐惧症或恐母症的牺牲品。他会想方设法盗窃圣母像。”
“当然！”卡夫卡点点头，“没有罪孽，没有对上帝的思念。一切都是世俗的，实用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彼岸，因此我们生活在良心普遍僵冻的状态中。表面上，一切超验的冲突都消失了，然而大家都像雅各布教堂里的木雕像那样保卫自己。我们一动不动，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甚至都不是站着。大多数人是被恐惧这种污泥胶着在廉价原则的东摇西晃的椅子上，这就是全部生活实际。就说我吧，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企图以此掩盖我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然后您来了。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雅各布教堂，观看砍下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我走进我父母的商店，吃点东西，然后给几个到期不还的欠债人写客气的催债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世界井然有序。我们只是像教堂里的木雕塑像那样僵硬呆板，只不过没有祭坛罢了。”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再见。”
一盘骗人的语言凉拌菜
17。卡夫卡晃了几次抬起的手，以表示他的疑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们说的是'国际主义’这个词，指的却是'人性’，即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表示的主要是个地理概念。概念像去了核仁的空胡桃壳那样被推过来推过去。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谁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拔根的事我们大家都参加了。”
“可是总得有一个人是推动力吧？”我固执地说，“这个人是谁？您想的是谁？”
“我谁也不想！既不想推动着，也不想被推动着。我只看发生的事件。人是完全次要的。而且——哪个批评家能正确地评价表演者的表演成果？因为他和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没有观察距离，因此一切都没有把握，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物镜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18。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一本捷克文法国宗教诗歌选该书是约瑟夫·弗洛里昂主编的不定期丛刊“Nova et Vetera”的一本。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篇捷克译文和第一幅卡夫卡木刻像也在该丛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