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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024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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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造一根指挥棒前,贺若维治首先和他的顾客讨论现有指挥棒的缺失(一般的通病是使用时手会疲乏或发生痉挛),以及顾客理想中的指挥棒的样式和感觉。然后,他就量度顾客肘部到中指指尖的长度,以决定棒杆的长度。这将因人而异:朱利斯·鲁德的指挥棒只有29厘 米长,非常轻巧;而多明哥的却是43厘米长,半盎司重。贺若维治说:市面上的一盎司重的指挥棒弹性不够,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太尖细的指挥棒又会使动作含糊,并且容易伤到左手。    
    莱文用的指挥棒是白色的,主要是为了让在舞台上的歌者易于看见在暗中的他。他认为指挥棒是指挥家的乐器,其重要性犹如簧片之于木管吹奏者、弦和弓之于小提琴家,太重、太长或是太短都会令他分神并且不能自如地运用肢体语言,进而影响到他的演出。
    指挥棒的手柄也是重要的一环,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大了。贺若维治会考虑到演出的作品:是冗长的歌剧还是精短的室内乐,是瓦格纳还是莫扎特;指挥家的指挥技巧和特色,他手掌的大小、厚度,甚至他是否容易流汗等等,都和手柄的大小、形状有关。    
    一般来讲,一根指挥棒的重心是在手柄与主杆的连接处,但是名指挥家伯恩斯坦却要求他用的那根的重心必须要在离手柄10厘米的地方。由于每位指挥家都有他们特殊的要求和习惯,他们大都不愿用市面上一般的指挥棒,也不轻易换指挥棒或将自己的指挥棒借给他人。因此一旦他们用习惯的指挥棒断了或是弯曲了,问题就大了。贺若维治常收到来自斯卡拉歌剧院或是柏林爱乐的求救电报,此时他便必须立即寄上新的指挥棒或是亲自出马去修理。这真是他多年前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下第一次为德国名指挥家伯姆做指挥棒时未曾料到的。    
    多年来,不知听过多少次交响音乐会,朋友中也有好几位是乐团指挥,但我对他们手上那根小棍子却是视而不见,更没有想到去研究一下它的重量和长度,今天才知道指挥棒和指挥家之间有着这么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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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79 
Title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Author :简。雷诺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
    “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
    “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
    “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基剧场演出,我的父母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基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卡迪拉克。所以我一开始做乔 尼·卡森的经纪人,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卡迪拉克到处逛,母亲总是要弯下身子。这样,父亲对镇上每一个人大嚷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她了。
    “嘿,”父亲说,“我儿子为我买了这辆车!”
  终身的保修证书
    我父亲钟爱证书。任何一件他买的产品,他都要为保修证书做一个卡片,以及一张封面——“作为我们的文件”,当然,用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只是万一。
    曾经有一次,我旅行回家,发现抽水马桶的座垫坏了。合页已经锈烂,我想把它扔掉。
    可父亲说:“等等,别扔!我有一张20年保修期的证书!”
    几分钟以内,他已经把那东西找了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片,看起来像老式的黑白照片。
    我说:“这不行,爸爸!我可不想举着这副锈光的马桶座垫穿过镇上的大街!”
    “那么,我来。我有保修证书!”
    我只好开车送他到杂货店,还有那副难看的破座垫。卖出它的人已经在十年以前退休了。他的儿子走了出来。
    爸爸说:“我的马桶座垫坏了。我想要个新的。”
    小伙子看了看,说:“它锈光了,我不能给你个新的。”
    爸爸给他看那张证书:“是吗?那看看这个,还有92天!”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新座垫。
    新座垫的保修证书保证它可以用到2008年。我们到家以后,爸爸又填了张卡片,用很大的字写上我的名字。这说明它将由我来继承。
    最后一个故事将告诉你,我的父母究竟是哪种人。
    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需要一笔钱来买一辆福特的二手车。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开始工作——搬沙土,刷油漆,为邻居打篱笆——我拼命地干,干得很带劲儿。最后,我终于搞到了买一辆车的钱。作为礼物,我父母送给我一个崭新的纳格哈德牌汽车椅套。
    不过,只要我关车门的时候稍微重一点,车窗玻璃就摇个不停。但我没钱换它。我开着车到处跑,包括去学校。
    我的学校有一座很庞大的建筑物,你能从许多间教室直接看到停车场。有一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坐在课堂上,心疼地看着我的车——和我那崭新的椅套——被透过破车窗的雨水浸湿。
    这时,我看到妈妈和爸爸开着车,撞倒了停车牌,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停到我的车旁。他们从车里拖出一块很大的塑料布,走到雨中,为我的车盖上。
    为此,爸爸提前离开了办公室,专门回家拉上妈妈,还有这块塑料布,再开车来救我心爱的汽车和崭新的椅套。我看着他们做这些,就在课堂上,我哭了。
    我的父母陪伴我度过我生命中的每一次高潮和低潮,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我只有记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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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80 
Title :驼鹿与防毒面具
Author :雨轩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环球文萃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有一个推销员,他以能够卖出任何东西而出名。他已经给牙医卖过一支牙刷,给面包师卖过一个面包,给瞎子卖过一台电视机。但他的朋友对他说:“只有卖给驼鹿一个防毒面具,你才算是一个优秀的推销员。”
  于是,这位推销员不远千里来到了北方,那里是一片只有驼鹿居住的森林。“您好!”他对遇到的第一只驼鹿说,“您一定需要一个防毒面具。”“这里的空气这样清新,我要它干什么!”驼鹿说。“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防毒面具。”“真遗憾,可我并不需要。”“您稍候,”推销员说,“您已经需要一个了。”说着他便开始在驼鹿居住的林地中央建造一座工厂。“你真是发疯了!”他的朋友说。“不然。我只是想卖给驼鹿一个防毒面具。”当工厂建成后,许多有毒的废气从大烟囱中滚滚而出,不久驼鹿便来到推销员处对他说:“现在我需要一个防毒面具了。”“这正是我想的。”推销员说着便卖给了驼鹿一个。“真是个好东西啊!”推销员兴奋地说。“别的驼鹿现在也需要防毒面具,你还有吗?”“你真走运,我还有成千上万个。”“可是你的工厂里生产什么呢?”驼鹿好奇地问。“防毒面具。”推销员兴奋而又简洁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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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81 
Title :一个志愿战俘的爱情故事
Author :斯语
Issue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上海电视
Date :1997。6
Nation :
Translator :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雄壮的歌声中,张泽石怀着青年人的一腔报国热情奔赴朝鲜战场。可他没想到,等待他的并不是杀敌立功,也不是英勇牺牲,而是两年三个月零十天地狱般的战俘生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近三十年的坎坷命运……
  近十年倾心相恋成泡影
    1946年,张泽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可是,很快他便发现,“科技救国”在动荡的时局中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于是,他投入了滚滚的革命洪流,用自己的笔、自己的文艺才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着力量。就在那火热的斗争生活里,他遇到了M,一位美丽清纯、坚强能干的女性。他与她一起演出歌颂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一起排演《夫妻识字》,在他的带动下,她也入了党。后来,他们干脆毅然离开校园,投身革命文艺事业。他们的心,在斗争中靠近,他们的感情,在白色恐怖中加深,直至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就在美好生活向他们招手之际,朝鲜战争打响了。张泽石响应祖国召唤,成了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而M则考上了西北大学地质系,又一次成为一名大学生。临别在即,M用她少女的情怀去鼓舞即将远征的勇士,去镌刻他们爱情的丰碑,只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出征竟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1951年5月27日到1953年9月6日,经过战俘营那没有硝烟的战场的洗礼,张泽石更加成熟了,他利用当翻译的便利,为难友们争取到不少权利,并直接参与和领导了中国战俘的反抗斗争,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用鲜血与生命捍卫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终于有一天,他回到思念已久的祖国,那是1954年1月3日。
    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和不屈抗争,并没有使他忘记M,相反,思念之情在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变得更加浓烈。而远在西安的M,心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失踪”的恋人。她终于等到了他回国的消息,于是,正月初十就风尘仆仆地赶到辽宁昌图张泽石的驻地,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张泽石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申请,可是按部队有关规定未获批准,张泽石与M唯有再一次地等待。一对阔别两年多的恋人,仅仅相聚了三天,又天南地北地分开了!
    元宵节过后,风云突变。张泽石和他的“难友们”突然接到通知,他们将根据“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方针,接受严格的审查。从此,张泽石陷入无休止的交代之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交代材料,缺点错误一遍又一遍地被夸大,性质一次又一次地升级,而对敌斗争的成绩却一步又一步地被缩小……
    1954年6月的一天,张泽石因“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而当翻译”等罪名被开除了党籍。幸而他参与领导过战俘营的对敌斗争,总算被从宽处理,承认了他被俘前的军籍。他与许多“归来人员”一起被遣送回四川。
    然而,巴山蜀水已再难容纳他这个落难的儿子,张泽石只有随父到北京等待安排工作。赴京之前,他只身前往西安探望即将毕业的恋人。两情绵绵,M向校党委递交了结婚申请,却又一次未获批准。因为党员结婚要调查对方的政治情况,而张的档案不知在四川还是北京,无从查找。
    西安车站的小旅店里,张泽石终于鼓起勇气,向M坦白了自己已被开除党籍的事实。纯洁的M除了相信组织会弄清恋人的问题外,更向他保证:“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动摇我对你的爱和信任,我决不离开你,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自然不会知道,这代价最终会大到自己竟然无以承受的程度。
    M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国家机关当机要秘书。这个保密岗位,无疑又为他们的爱情设置了一道障碍。此时,M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坚贞与勇敢。她毅然与张泽石住到一起,希望怀孕可以使组织同意他们的婚事。为此,她做好了随时调离保密岗位的精神准备。
    正是这样一份生死相随的真情,支持着张泽石度过了难熬的四处求职四处碰壁的困难时期。
    1955年春天,张泽石的工作终于落实了,他被分配到北京市九中当教师。M第二次向党支部递交了结婚申请书,不料她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要与张泽石结婚,她不仅不能从事机要工作,甚至不能留在党内。在党与恋人之间,M做出了痛苦的抉择。在给张泽石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为什么所有的人,连你我的亲人都回答我只能要党不能要你,还都说这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而大家为什么都不想想失去了你,我的前途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这封用血泪写成的书信,揭示的似乎是个注定了的结局:除了疲惫与凄凉,张泽石从此将一无所有了!可张泽石没有想到,M所承受的压力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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