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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春山让我把文章的影响告诉给何建生本人。何建生在电话中说：“要当一个得力的记者，就必须要有得力的文章！上面重视了，我当然高兴。他们不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说实话，我不喜欢听何建生说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一听就是那种“马列主义者”的口气。广播电台有五名记者，只知道何建生是最后进去的一个，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其他几个记者我都认识的，他们的文字水平可能都在何建生之上。有一年，因为编辑部主任采写了一篇小学教师长期调戏女生的稿子，教育局找广播局的麻烦，一直闹到县委书记那里，称不该公开报道这样的事情，编辑部主任本来是广电局副局长人选，马上就要任命了，却为这事写了检查，不仅没有提拔成，连原先的职务也免除了。杀了一只鸡，所有的猴子都胆怯了。何建生年轻气盛，而且做得高明，他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在电视台播出，也没交给报纸发表，而是寄给了政府首脑机关的《送阅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建生转移了风险，让我和唐春山两个责任人承担了。因为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就不大了。反过来看，何建生也把风险背后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因为如果县上领导对他的调查报告予以肯定，成绩当然就是他何建生的。我想，这便是何建生聪明的地方了。
2007…5…21 15：59：56 苹果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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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生火起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知道有个何建生了，他从一个没名气的小记者变成了个有名气的小记者。领导们不是赞赏他的文采，而是欣赏他的活力锐气和新闻嗅觉，欣赏他敢于冲着县长的面直奔而来的勇气。那些天，何建生频繁地跑到政府办公室来，在唐春山那里进进出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至于他们聊什么我不知道，但那天何建生来到我办公的秘书室小坐片刻，很诚恳地对我说：“丁秘书，我弟弟在你们这里上班了，尽管是个做饭的，也请你多多关照啊！”
我笑了笑说：“我能关照什么？他做的饭好吃，我就多吃些。”
何建生说：“呵呵，多吃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之后，何建生又跟其他秘书打了相似的招呼。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判断出来的，第一，何建生跟他弟弟感情很深，很关心弟弟，也很看重弟弟的这份工作。第二，何建生是个很会来事的人，他知道弟弟要来政府食堂做饭了，方方面面打个招呼很重要。食堂是后勤股管的事，与秘书室无关。大家都是政府公务员，也许他们并不在乎一个做饭的，甚至有的永远不可能跟一个做饭的打交道，可何建生却把工作做得纹丝不乱、滴水不漏。当晚还摆了四桌，请秘书室和后勤股的所有干部喝了一顿酒。
于是我也就纳闷了：何建民不就是政府机关食堂一个普通的厨师吗，干吗要搞得比国家干部上任时还隆重？
可以感觉出来，何建生这小子是个人物。
4
在行政机关工作，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某人不认识的时候，即使从对面走来，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一旦认识了，不是常常碰到，便是经常听到关于他的各种消息。我和何建生就是这样。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何建生在广电局居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似乎不仅仅是不受欢迎，而是人人讨厌他。我不明白，一个模样帅气的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好坏也算个小记者，怎么会人人讨厌呢？人们讨厌他什么？据说是讨厌他不说人话，讨厌他自私。何建生平时说话大口大气的，一副官腔，一副“马列主义者”的样子。比如他早晨看见局里的路灯没关，他会说：“国家电力供应紧张啊，浪费不起啊！”你伸手关了不就得了，怎么一说就上升到国家电力紧张的高度了？同事跟他拉家常，说小孩不想做作业，何建生说：“你们没有好好培养孩子的人生目标啊！孩子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就是孩子贪玩嘛，干吗扯到人生目标上了？人家就说了，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是我们这里的人，他小时候一直贪玩呢。此外，同事们还说他自私、贪小。据说他跟同事下乡采访，农民给他们玉米棒子，每人十个，大小不一，可何建生就要挑大的拿。类似的事情出现多了，大家就不喜欢了。同事们也不理解，相貌堂堂的何建生怎么会是鸡肠小肚的人呢？因此，平时在外面，谁说到何建生其人，同事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摇头。感觉吃不消他。
何建生是结婚两年就离异的。妻子是小学教师，风传她跟小学校长有染，何建生也听到一些风声，两口子也为此发生过不少争执。有一次，妻子出外开会，何建生以为是借口跟校长幽会。何建生在头天晚上，就把妻子备好的红裤头涂上了四川辣椒粉，他想“辣辣妻子的激情”。谁知那天出门，妻子并没穿那条裤头，倒是在第三天穿着它搞观摩教学去了。那天台下坐着许多老师和学生，学校领导和教研室的领导也坐在教室里，观摩他妻子的教学情况。妻子在台上讲着讲着就感觉不对劲了，只觉得下面火辣辣地痒痒，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好不容易坚持到下课，也来不及听老师们的评议了，蹿出教室就一阵疯跑回家，进行紧急处理。她终于从红色的粉末上找到了原因，是辣椒粉。于是就来到广播局，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凡尘，愤怒声讨何建生的所作所为。凡尘就把何建生叫来核实，何建生也没有抵赖，两口子就在局长办公室大吵起来。凡尘批评何建生说：“建生啊，你知道吗，你这把辣椒粉一撒，就伤了天下所有女人的心啊！”
不出一个月，妻子就与何建生离婚了。
何建生离婚后，就把目光盯在出车祸殁了丈夫的主播姜萌萌身上。俩人从相貌上还是相配的，可姜萌萌看不起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何建生一厢情愿地追求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进展，也不追了。接着他发现了新的动向，姜萌萌时常到局长凡尘办公室去坐坐，有时俩人还谈笑风生的。何建生发现两次就觉得暧昧了。县里的局长们找情人的不足为奇，姜萌萌是美女寡妇，凡尘是一局之长，俩人正好一对。平时，局里或局外有人请客，请了凡尘的话，何建生就要提醒他们：“光请凡局长怎么行？把姜萌萌也请上呀。”或者有人请姜萌萌吃饭，何建生便会说：“不能只请姜萌萌，凡局长也要请上呀。”至于别人问为什么，何建生不会明说，只说平时大家都是在一起的，是好同事，好朋友。他不把话说明，留下半句让别人猜测去。所以，那次何建生请我和唐春山吃饭，把凡尘叫上，自然就把姜萌萌也叫上了。他甚至在创造条件，让他们公开露面。
对于何建生的这些歪歪心思，局长凡尘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假装糊涂罢了。我在认识何建生以前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后来凡尘跟他同学唐春山说了，唐春山告诉我的。唐春山说何建生这人不地道，他的种种做法都让人费解。这下我才知道，一表人才的何建生在局里的影响并不好，从领导到同志别人对他的看法都很多的。我知道了这些事之后，对他的印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种人，你还真说不上他究竟有多少错误，犯了哪条哪款，问题是常常弄得大家不舒服。就像怀疑自己吃进了什么脏东西，你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却总让你觉得胃有秽物，心中忐忑。
在一个单位，如果大家都不喜欢这个人，那么，这个人的形象差不多就完了。可何建生没完。你不喜欢他，他照样存在，照样每天有说有笑，照样很健康地活着，你不能把他怎么样，谁也没有权利把他赶走。整人是“文革”遗风，当然是不允许的。充其量是大家多见面少说话，要么几个好友背后议论几句，共同谴责他的种种不是。何建生又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你不理他，他要理你。你不喜欢他，你难受，你吃不消，他一点都不知道，或者是他知道了也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这就麻烦了，这就更气人了。也许你正为他的某种行为而恼怒，他却嬉皮笑脸向你走来跟你搭讪，那模样亲如兄弟，把你气得喷血，气得你连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也错了。
一个欣欣向荣的单位有这么一个活宝怎么办？当然是让他走了最好。可你不能赶人家走。更重要的是，县城就这么大，不能公开说他不好。如果外面单位都知道他人不好，将来就没谁要他，那他就一辈子烂在广电局了。整个广电局的人都为他着急。甚至有人对局领导提出请求，让局里把他安排到基层广播站去。局党组书记是个从来不说闲话的人，就连他都在私下对凡尘说：县里提拔这么多人，怎么不提拔何建生啊？这话倒是提醒了凡局长。凡局长说，按说何建生还是有领导才能的，虽说是记者，可他的官腔打得比谁都好。以后向组织人事部门推荐后备干部，肯定就是他了。党组书记就笑，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不久，他们俩人就以非正规的方式，在组织部门把何建生吹捧了一番，由头就是何建生的调查文章《中小学：危房之外的危房调查》。凡尘也来了一次拔高，说看了文章标题就知道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的胆识，看了文章的内容就知道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
而正在这个时候，何建生做了件标新立异的事情：他在检测凡尘和姜萌萌的私人关系的亲密程度。
广电局分两块，一块是独立的五层办公大楼，另一块是家属楼，二者是用围墙隔开了的。办公大楼的后面，有一间独立的平房，大约六十多平方米，平时堆放杂物。姜萌萌调来时，一时解决不了住房，局里就把堆放杂物的平房腾出来一半，让她暂时住在里面。家属楼调剂出来后，姜萌萌有了新的住房，可这个堆放杂物的地方依然由她使用着，化妆师也是每天在这里给她化妆，有时工作忙了，她经常就住在这里。这个平房的门跟办公大楼的后门相对，只有一丈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要到她的住处，唯一的通道就是广电局的后门。要判断谁在晚间到过姜萌萌的住处，只要知道谁从这里路过就行了。何建生别出心裁，有天晚上，他在办公大楼的后门上，撒了一片生石灰。这就是说，谁要到姜萌萌那里去，必然留下清晰可见的足迹，而且不可磨灭，铁证如山。如果是凡尘去了，那就更明显，因为他一直喜欢穿着旅游鞋，全局只有他一人穿这个，他说舒服。
第二天早晨姜萌萌起床后，一开门就发现了生石灰。一想不对劲，便到门房去问保安，保安说昨晚大约十点多钟，只有何建生一人来加班，提着一袋什么东西，没多久就出去了。姜萌萌当天就找到了凡尘局长，请他解释何建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凡尘一听，便知道何建生是冲着他来的。可他和何建生是上下级关系，他们之间没结梁子，更无怨恨，他何建生凭什么要这样做？也许他只是好奇，想打听别人隐私，看凡尘与姜萌萌是否在晚上有来往。凡尘明白，何建生做这事儿，说重点就是卑鄙无耻，说轻点就是极端无聊，但绝不能把事情闹大，事情闹大了，影响就恶劣了。凡尘先稳住姜萌萌，一个劲地劝姜萌萌消气，在没搞清何建生的意图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就当那石灰是杀毒防病用的吧。话是这么说，凡尘心里却在想：好一个何建生，非要把你提拔起来不可！
何建生此时就像一袋垃圾，只有提起来，才能扔出去。
凡尘跟党组书记通了气，马上召开局务会，决定任命何建生为电台编辑部副主任，因为老主任在编辑部管着事，实际上没何建生的市场，也没什么级别，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凡尘在跟何建生谈话时，有意放出风声，说局里和上边都有重用他的意思，趁着现在时机不错，让他本人也跑跑。那些日子，何建生频繁出入县委县政府大院，见了谁都是一脸微笑。里里外外一配合，进展就顺利多了。提拔何建生的事也就被县委组织部提上了议事日程。考察干部前夕，凡尘怕在组织部进行个别谈话时何建生会遭到攻击，便专门召开了会议，说马上要考察何建生了，大家一定要说他好话啊！我们这里出了领导，也是局里的荣耀。所以，无论大家对他有多大的意见，关键时刻都要不计前嫌。有这样一番话，大家也心领神会了。所以，组织部来考察时，人人都说何建生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潜在的领导才能。
何建生终于离开了广电局，任县团委副书记去了。凡尘像自己被提拔了一样高兴，祝贺他说，你年龄才三十出头，又是党员，正是上升的大好时候，好好干一番事业，前途无量呀。何建生感激不已地对凡尘说：“多亏了你的栽培。如果没有你的支持，也就没有我的提拔。我是从心里头感谢你的。”
凡尘蒙了，听不出来这是真话假话，还是风凉话。大家都讨厌的人走了，总归是件高兴的事。过了几天，凡尘跟党组书记商量，想为何建生举行一个隆重的欢送会。谁知此言一出，竟有多人表示反对，只好取消。凡尘的确为何建生感到悲哀，广电局是个大单位，是局台合一的，年年都有调走的人，谁走都是恋恋不舍的。人生苦短，大家能够在一起共事多年，是造化，是缘分，同事们少不了要欢聚一堂，吃吃喝喝，着意要把那份友情保留和延续下去。万万没有想到，人高马大的何建生却混成这个人缘，已经接近于众叛亲离了，他走人们竟像送瘟神一样让大家释怀。凡尘过意不去，让办公室买了一些礼品给何建生送去，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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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在得知何建生提拔的前因后果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从一参加工作就在县政府当秘书，也做了好几年了，提拔任用的事经常看到。政府系列的任命文件都要在我手上路过，见得多了。有人靠能干提拔，有人靠关系提拔，有人靠金钱提拔，也有人靠姿色提拔，什么类型的都有。唯一因为讨人嫌而被提拔的，只有何建生这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何建生的讨人嫌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成就了他的仕途生涯。我在跟唐春山主任交换这些看法时，唐春山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个团委副书记吗？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真正踏上仕途了。他那个德行，能干多久还很难说。毕竟是个浅薄平庸之辈！”
我说：“你就那么肯定？”
唐春山说：“是的。”
唐春山的观点跟凡尘局长的观点是一致的。之所以用推荐提拔的方式把何建生赶出广电局，是因为他们看到何建生最终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人。除了个子大，嗓子粗，模样帅，其他方面不具有一个领导应当具备的独挡一面的能力，就连起码的人际关系他都处理不好，遑论其他？在一个副科级的副职上混混日子倒也可以，即使给他一个实权他也不会用，给他一个重担他也担当不起，属于那种益处不多，害处不大的人，所以才向组织推荐他。
可事实证明，他们的观点完全错了。何建生偏偏属于那种官运特别好的人。他上任不出两个月，原来的团委书记就调到市团委去了。何建生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团委书记职务。在县级部门的领导中，一般说来，从副科级到正科级是一个比较大的跨越。许多人很有能耐，却干一辈子都不能转正，总是阴差阳错没有获得正职的机会。等你有机会了，可年龄又大了，混到头了，给你一个正科级的调研员，就把你打发了，这也就意味着仕途的彻底终结。何建生就有这种常人没有的运气，两个月就转正了，成了县里堂堂正正的科级干部。别看这科级干部算不上什么官，可在县里却算是人物了。
县团委都是年轻大学生，一个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何建生的学历是最低的，只有中专水平。他如何统率一个县团委的工作？他是否具有这种能力？这是凡尘和唐春山都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甚至担心他会把县团委搞得乌烟瘴气，一盘散沙。如果他真是把团委搞成了烂摊子，把他推荐出去的凡尘心里就难受了。他会有愧对组织的感觉。
可这种担心依然是多余的。何建生在县团委当书记后，县团委并没有倒退，没有地震，也没有发生其他任何鸡犬不宁的事情，一切都像往常那样运转着。毕竟我们都在县委政府大院里进进出出，团委的干部我也认识几个的。有时问问他们，何建生当书记了，怎么样？人家就说，还好呀。其他也就没别的话了，即使有意见也不会说出来，也许对他就没什么意见。我揣摩过，一个讨人嫌的人，当领导跟当干事是不一样的。当干事时，你有毛病别人看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