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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1956年4月的一天，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讯兵正在对地下通讯电缆做例行检查维修。这里是供东德军事和民政当局使用的一个重要电话线缆接头，可同时供432条线路通话。
“嘿，伙计，这是什么？”一个年轻的士兵吃惊地望着手中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这条多出来的“杂散”线路是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这条线路一直通向一条陡直的甬道，下到甬道里面，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严禁入内——奉总司令命令”。通讯兵在大门面前迷惑不解，他们隐隐觉察到这扇门背后将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又惶恐于门上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
经过一阵慌乱和电话里的争吵，士兵们终于得到逐级传递下来的指示，批准他们打开大门。士兵们全副戒备，强行破门而入。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一间独立的钢板制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精密的电子窃听仪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屋内空无一人，电炉上已经煮沸的咖啡滋滋地响着，暗示主人刚刚离去。在小屋后面，是一条宽敞齐整的隧道，向远处延伸……
这就是震动世界一时的柏林隧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花了7个多月，从西柏林境内秘密挖掘了这条长达500码的地下通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窃听线搭在东柏林的地下电话线揽接头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由这条线缆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每天都有大量的磁带和情报分析由此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
柏林隧道让苏联震怒，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谴责，而西方舆论则称赞它是“现代间谍史上的奇迹”。双方都使用了“大胆……异想天开……甚为巧妙……而且十分艰巨”之类的词藻来形容这条神秘的通道。
无论如何，通道挖掘要在苏军和东德士兵脚下秘密进行，土方要在不引人注意条件下运走，工地入口处要小之又小，地面要不留痕迹，施工不能有噪音，方向要对准，电子仪器工作时热量不能传到地面……这实在是一项巨大而艰难工程。
其实，被称为“黄金”计划的柏林隧道事件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一个很小的片段，它折射出中情局行动的一贯特点：周密策划，敢想敢做，一旦确定目标，不择手段。中情局向来坚持，成功的基础在于判断、分析以及对有限目的持之不懈的追求。这一点从它诞生之日起从未改变。
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于1947年9月18日，二战时的战略情报局是它的前身。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的“铁幕”就悄悄拉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为及时掌握敌方情况和世界动态，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做出了重大调整。
1947年7月2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建立中央情报局的《1947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随着冷战格局进一步确定和激化，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1948年6月，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NSC…10/2文件，明确规定中情局可以在国外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作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活动的补充”。秘密行动的方式各样，包括策反宣传、心理战、破坏、反破坏、颠覆、暗杀、准军事行动、策动和援助叛乱等等，几乎囊括了除发动大规模正式战争以外的所有方式。1949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规定，中情局所要求款项可以不依据相关政府法令，中情局局长特批的重要外国人员可直接入境并永久居住。这些超越法律的特权大大增加了中情局的权力。
中情局的局徽造型独特、警醒，在蓝色镶金边的圆形底盘中心，是一面银色的盾牌。盾牌中心是一个有16个红色尖角的罗盘图形，盾牌上面是一颗美国秃鹰的头。外圈写着“美利坚合众国中央情报局”的字样。银盾象征中央情报局是保护美国安全的一道强有力的屏障。罗盘图形的16个尖角象征中情局的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各种情报资料从四处向中心汇集。秃鹰头则象征机警、灵敏和冷酷——这正是中情局的风格。
中央情报局是当今美国政府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直接或间接利用其情报的有500多个政府部门。凭借分布世界各地的1/3的职员，它及时向行政当局提供最新情报，使美国能够在各种事务上先发制人，占尽优势。同时，它还奉总统的直接命令从事一些隐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政府是不宜露面的，这为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大便利，历届总统对使用这一点都乐此不疲。
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和广泛的情报网络使中央情报局神通广大，它也因此是美国政府中透明度最差的一个机构。它的人员和预算从不对外公开，只有总统和国务卿等极少数人了解它的行动情况。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它在行动中采取的一些非法手段、行径一般也不会被追究。这些特殊待遇在其他政府机构看来颇为眼红和恼火，国会、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和它有过摩擦，其中斗得最狠的无疑是联邦调查局。作为分管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两大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向来看对方不顺眼，在各种场合明争暗斗，互相扯后腿。埃德加·胡佛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一度禁止手下与中央情报局接触，害得那些人只能偷偷地跟中情局的人见面。另外，中央情报局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作风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猜疑，世界上很多阴谋诡计都被怀疑跟它有关。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2）…（图）
在中央情报局近60年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其中不乏石破天惊之举。1948年，策划资助基督教民主党击败共产党，执政意大利；1949年盗窃苏联米格—15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图和飞行记录；1953年“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伊朗左翼摩萨台政府；1954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窃取并公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东欧各国的骚乱；参与组织和煽动在印尼、越南、老挝等国的秘密军事行动；在非洲策划组织50多次政变；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精准提供情报；策划“杰尼弗行动”，打捞苏联核潜艇；以准确的情报保证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全胜；在冷战期间与克格勃频频斗法；策划暗杀多位外国领导人等。
正是因为做出了这些震惊世界的事情，中央情报局的触角在全球范围内才得以无所顾忌地伸展，这个情报组织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表面上，它似乎没有秘密可言。不过，中央情报局要为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是狂妄）付出代价。
因此，中情局也有不少失手的时候，行动计划失败，违法行径曝光，在国内国外被骂得狗血喷头，历任局长没少为此而被弄得焦头烂额——1960年，派去苏联上空侦察拍摄的U…2型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苏联人活捉；耗费巨大心力的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行动”在开始三天后即全军覆没；参与因秘密追查五角大楼绝密文件泄露事件而严重侵犯人权的埃尔斯伯格事件；被怀疑参与爆出尼克松竞选丑闻的“水门事件”……
其中，最惨的还当属“伊朗门事件”，中情局先是情报判断失误，接着谈判未遂，只好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人质获释，同时它背着国会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内幕也被曝光，相关重要官员全部被迫辞职，甚至有人因为难辞其咎而自杀，局长凯西脑瘤发作，不久后即黯然谢世。这一事件对中情局的声望杀伤力极大。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美国最大的敌人苏联解体，但是为了全球霸权的稳定，中情局并未放松对世界各国情报态势的监视与控制。
“9·11”事件发生以后，中情局遭遇到近年来最大的怀疑与挫折，举国上下均指责它工作上有重大失误，警惕性不高，既不能及时阻止恐怖袭击发生，也错过了歼灭拉登及“基地”组织的大好机会。
再追根溯源到“伊朗门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对付入侵阿富汗的苏联，中央情报局曾经煞费苦心地培养了大批美国人现在称之为“恐怖分子”的“自由战士”，以对抗“邪恶帝国”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打压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可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再次做了作茧自缚的蠢事。
近日，前任中央情报局第三号人物A。B。巴泽…克隆戈德声称：“让本·拉登‘逍遥法外’不失为上策，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登的存在将使世界更加和平一些。如果有一天拉登被捕，其他的恐怖分子和拉登的忠实追随者将策动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克隆戈德甚至还表示，拉登“并不像一个恐怖主义领袖，而更像是一个冒险资本家。”这一极具争议的声明表示，在追捕了本·拉登3年多而仍然未果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显得有些身心俱疲了。由歇斯底里的通缉追捕到放任自流，中央情报局体现出的疲态和对恐怖分子旁敲侧击的举动无论如何不能使纳税人和政府满意，各种指责纷至沓来。
中央情报局对于自己被当做替罪羊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丢失本·拉登》的书这样写道——至少有2次，通过侦察机和全球定位系统，克林顿政府已经获悉了拉登所在的确切位置，却没有将他抓获，尽管克林顿政府很清楚拉登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巨大威胁，但是那时正忙于摆脱莱温斯基丑闻与准备竞选连任的克林顿总统却没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这不能说不是克林顿政府的一个巨大失误。此书由前《华尔街日报》社论作者里查德·米尼特主笔撰写，由REGNERY出版公司出版，现在颇为畅销。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稍微给中央情报局减轻了一些罪责，然而，重实际的美国人不会停止对中央情报局的指责。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指责和攻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美国是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主要理由发动对伊战争的，但迄今为止，美国当局并没有在伊拉克发现任何“违禁武器”，于是各方又都将“让美国如此丢人现眼”的责任推卸到中情局战前情报工作不力上来。
2004年7月，原中情局局长乔治·特纳特引咎辞职，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暂时代理局长职务，他表示，中情局将采取措施，加大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
布什总统在1个月后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波特·戈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则表示感谢布什总统的信任，非常高兴又能回到以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随后，布什又指示命令戈斯拟定计划，增招数千名特工和情报分析人员，使中情局规模扩大1。5倍。这将是中情局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50％的“扩军”幅度意味着中情局至少要再招募数千人，这让不少情报界人士瞠目结舌。虽然在遭遇“9·11”事件之后，美国就已经开始加强情报机构的力量，但自中情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以来，如此大的动作绝无仅有。
那么，中央情报局究竟是美国自由梦想的威胁，还是国家安全的卫士？情报工作不可或缺的秘密性与公众的民主权利之间该做何种选择？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1）…（图）
在两百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当地人传播着一个永远的神话——
一位骑着白马的年轻将军，高举利剑，驰骋沙场。他英俊、勇敢、精力充沛，宽阔的额头里蕴涵着令人敬佩的智慧，深邃的眼眸中充满着坚定和执著、热情与信任。就是这个人，率领一群同样勇敢的战士，冲锋陷阵，一手缔造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今天的新罗马帝国，美利坚合众国。
他是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率领美国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创建了美国宪法……他的政治才华与军事才能我们耳熟能详，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美国情报事业的开山鼻祖，美国“间谍之父”。
然而，华盛顿第一次接触情报工作，恰恰是为日后的敌人效命。
1753年，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在北美的领地和人口，在俄亥俄地区斗得天翻地覆，甚至整个北美大陆上也弥漫着一股火药味。这种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令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感到不安，他决定给法国人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他们放弃这块土地。一方面，这是英方发出的最后通牒，为避免战争做最后一次努力；另一方面，也借机窥探法国人的虚实，包括法国驻军的实力、他们的扩张计划与方向等等。作出这个计划后，总督却开始为信使的合适人选发愁——这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忠诚、勇敢和机智，显然，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好找。
在多个被举荐和考虑的人选中，总督看中了一个21岁的少校副官，他身材高大、健壮，外貌俊朗，沉默寡言，他的上级和同僚对其能力和性格都无一例外地大加赞赏。他来自弗吉尼亚，名叫乔治·华盛顿。
“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总督听亲信这样评价华盛顿。
此时的华盛顿和当时多数弗吉尼亚青年一样，对宗主国英国充满了信任和忠诚，怀着为国献身的神圣使命感，相信英王乔治二世是“世界上最好的国王”。
他乔装打扮，穿越一片人迹罕至的危险地带，进入俄亥俄领地。他成功地递交了通牒，同时，善于观察细微事物的华盛顿少校发现，这个地区的法国人嗜酒成性，有不少殖民地官员成天泡在小酒馆里喝得烂醉。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获取情报的来源。于是，他开始频繁出入于各个大小酒馆。
酒是最好的媒介，凭着不凡的酒量与优雅的谈吐，华盛顿很快就与一些法国人混得很熟。喝晕了的法国人对这个热情豪爽的“亲法”青年全无戒心，酒桌上充满了各种毫无顾忌的言论，只需几句看似漫不经心的问话和点拨，大量情报就到手了，然后华盛顿从中筛选出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华盛顿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出了与他的年纪极不相称的老成，还有极高的情报搜集天赋。这一段亲身的“间谍”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以后组织情报搜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755年，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爆发，华盛顿随英国殖民军队参加杜肯堡战役。由于对情报的疏忽，英军孤军深入，在孟农加希拉河遭法军伏击。掌握了对手实力和地形情况的法军神勇无比，英军几乎被全歼，总司令布雷多克重伤身亡。这次战役的惨败使华盛顿大为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在军事活动中，高质量的情报工作具有多么巨大而惊人的能量。
华盛顿的学习能力和独创性是人所公认的，这位几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年轻人正是凭着艰苦的自学不断丰富自己的头脑。当他看到间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的这种学习和创造能力便不可遏制地发挥了出来。
华盛顿虽然愿意忠于英王，但是他更爱北美殖民地的那片热土以及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在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势下，很快，华盛顿就走向了宗主国的对立面，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深知情报工作重要性的他很快着手创建一套美国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执行侦察和突击任务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这支部队是美国最早的军事情报部队，今天美国陆军的突击队、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都将这支部队视为他们的前身。
万事开头难，华盛顿最初的尝试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失败。
1776年，在英军的猛烈攻击下，大陆军被迫退出长岛地区，为了解英军军事力量和部署情况，年轻的耶鲁毕业生、“诺尔顿”突击队员、上尉内森·黑尔奉命去英国占领区内打探情况。所以黑尔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间谍。
黑尔强壮、勇敢、满腔爱国热忱，但是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间谍培训。他一潜入敌后，就被英军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假扮成大陆军间谍的英军少校罗伯特·罗杰斯盯住了，黑尔不但相信眼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