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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在下城街上，走下缆车，迎面碰上他。两年不见，他老得如此不堪。他过去邋遢是邋遢，精神还在，“白嫖”之后尤其趾高气扬，如今却蔫了，一下子老了十多岁，脸上的皮肤挂在颈下，牙齿掉了几颗，抿嘴时颊间深陷。我跨上前去，和他握手，凭过去的交情，我想邀他进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喝一杯意大利咖啡。不料他闪开我的手，连说：有事有事。溜之乎也。人毕竟有起码的自尊在，他是不愿意我看到他的熊样，一如他不愿意女儿看到他穿囚衣的窝囊相。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今年1月，地点在二号工会专供招募临散工用的大厅里，他百无聊赖地半躺在长椅上，看来是在等活干。这回他竟没回避我，反而主动打招呼。看来是闷得过分，急于找人聊天。然而，像我这样“谈得来的”，最是难找。为生计忙碌的社会，不是谁都有这般闲情的。我和他，一站一坐，聊得很热络，话题是：我所在宴会部的主任，也就是他过去二十年间的顶头上司，为什么毫无预警地开枪自杀？他提供了若干内幕资料。
两个月以后，他过世了，没有遗嘱，没有遗产，几乎没有朋友和亲人。女儿从大学毕了业，有了工作，也结了婚，主持他的丧事，算是尽了最后的义务。默默无闻的人，满身毛病的人，靠本能生活、也最大限度地享受了本能的人，在中年溘然长逝。后来我听二号工会的人说，他心血管上的毛病，医生早已检查出，要他定期照心电图，戒烟，降低胆固醇，必要时作心脏搭桥手术，他却当耳边风，放浪的作派依旧。一次发生在半夜的心肌梗塞，因无人在旁及时发现送医，便把还在盛年的汉子收拾了。
对于他的死，我没有伤感，没有惋惜，只有轻微的感喟和沉重的思考，关于人生和生命。不错，生命仅仅是过程，像华尔特这般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和他谈奋斗目标、终极意义，自是对牛弹琴。然而，他从来没有过“理想”吗？又不见得。
几年前，华尔特还和我在一起干活，有一次，同事们在工余，以“人生的追求”为话题，聊得很热烈。华尔特跃跃欲试，要加入“论坛”，话头却老被打断，因为同事们多是鄙薄华尔特的，说他是“混混”，说他除了揩油，在电视机前为了他所效忠的旧金山“淘金者”足球队呐喊之外，没有思想，没有未来，没资格插嘴。谈下去，话题愈来愈严肃，一反过去嘻嘻哈哈的轻松气氛。吊儿浪当的华尔特，眼睛湿润了，更加起劲地揉，眼圈益发黑了。我力排众议，高声说：“让华尔特说说嘛！”大家静了下来。
华尔特站起，激动地说：“我读小学、中学那阵，都迷上足球，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当足球明星，在全国足联麾下的海豚队啦、牛仔队啦打边锋，每年的薪水不说多，一百五十万好了。黑人嘛，能有多少出路？最红火的，不是当歌星就是当球星。可惜个子不争气，六英尺不到，连校队也进不了。”大伙哈哈大笑，潜台词是：凭你这副废物相，还想在体育界“名人堂”留大名哩！
华尔特正色道：“慢着，我的梦，如今由女儿实现了。她在戴维斯加大念电脑专业，快毕业了，成绩上等，还当上加州大学生女排代表队的二传手，嗨，都是从二十多所大学选出来的好手呢，去年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联赛，得了第二名。不赖吧？每次比赛，我都去当啦啦队，看她在场上那个灵巧劲，多痛快！憋了大半辈子的鸟气，女儿都给我出了。她会有出息的。”
华尔特幸而言中，他的女儿，尽管也亏在身高上，没打进职业球队，但凭学士的学位，进了一家大型电脑企业，担任初级程序设计师，将来该比父亲有出息得多。华尔特的赡养费没白付，这是可以告慰死者于地下的。
我想起最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英文诗，题目是“感谢，为了我破折号中的一切”，可惜译不出铿锵的音韵来，大意是这样的：
我读到一个人
在友人葬礼中的致词
他提及她的墓碑上
所刻下的日子：从开始到末日
他首先说起她的生辰
然后，含泪说起她的辞世之日
不过，他说，最要紧不是两个日子
而是数字之间的破折号
破折号代表
她在人世的一切
而今，只有爱她的人
晓得这渺小横线的价值
破折号，和我们占有多少无关：
那些车子，那些房子，那些纸币
它仅仅和以下事体相连：
怎样活，怎样爱，怎样使用这一横线？
对破折号，真该好好思量，苦苦探究
哪些方面你要作改变
你永远不晓得来日还有多少
所以，能重新规划的须赶紧动手
我们该不该把步子放慢
好思索什么是真诚，什么是真实
我们总该去努力理解
别人怎样感受
火气慢点上来
多一点表达感激
爱一起生活的人
尽管你从来没爱过
倘若我们互相尊敬
倘若我们常带微笑
记住吧，我们拥有的破折号
随时可能写到尽头
梦李林
杨 苡
永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
——＇俄罗斯＇冈察洛夫《悬崖》
这半个世纪尊称他“三伯父”或“三爸”、“三外公”、“三爷爷”的晚辈们有好几个，甚至有一个早已过了六十岁的女性是他的“继女”，曾在给我的信上还亲切地称他为“爹爹”，虽然这些晚辈大概并未见过他本人，只是依靠他的帮助而长大成人。习惯叫他“李先生”或“大李先生”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尚存者了。而称他“三哥”的，在这世上也恐怕只有三四位老人，两位老人说起他们的三哥，不一定记得多少童年往事，但那位能记得许许多多的老人，已近百岁，写不出、也说不出，只能任几本厚书的记忆永沉心底！
我习惯叫他“李先生”，在六十年前，在信中，在心里，也一直在梦里。今生今世，他只能是“李先生”。六十五年前那几个嘻嘻哈哈地叫着“李先生”的少女全都早已逝去，我却仿佛还听见她们背后谈论着这位毫不俗气、没有一点架子的英语老师。他从来不是那么严峻得让人不敢接近，但又那样沉默寡言！活着的人忘不了他。如果他活着，该已经是一百岁了！
然而他走得太早，在一个人生命中最好的阶段，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年龄，没有留下一句话，只留下一声叹息，就这样走了！……
1938年，我永远记得那年年初阴历年三十的晚上，我收到他第一封信，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而我原本也是“奉命”写信求教的。我从未见过的敬爱的“先生”①在给我的信中鼓励我去见他哥哥，只是为了叫我安心在家多读书，不要总幻想学着“觉慧”那样离家出走。“先生”来过两次信都是催促我不要怕见生人。年三十那天，收到李先生来信，鼓起了我的勇气，但人家也只是回我的信而已。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几位原是同学的女友又在我家附近的绘画学校上课了，冯突然悄悄地对我说：“你哪天到我们家玩呀？李先生就在我们家。”
就这样认识了，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时，我非常紧张，在我的生活里，我第一次和一位既不是我哥、或堂哥，也不是我学校老师的大男人谈话。虽然他一点也不凶，可我见了生人总是讷讷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半！
就这样通起信来了，也偶尔约好偷偷“遛弯”聊天，因为我那个封建的家是不会允许我在外面认识什么人的，何况是男的。我们通信也是靠一位同学转寄，她的家是“中转站”。在不到五个月内我收到了他四十封信，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或No．2……），当然我想我的信早超过了四十封。因为我喜欢写信，而且还不断地写信给在上海写作的“先生”诉说我所有的白天的感触和黑夜的梦！
头一年（1937）日本鬼子的炸弹击中了李先生所在的、不在租界内的南开中学单身教师的宿舍，他捡出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跑出来了。一个姓冯的男生（大概与黄裳、黄宗江同级）邀请李先生暂住在冯家，等于做了冯家的家庭教师。同时他也在附近的耀华中学得到了一个高中英语教师的好职位。当时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静如常，我反正已在1937年在天津中西女中毕业，无法上大学，就在家乱看书，又学画，还和两位同学异想天开地去一个白俄舞蹈学校学了一阵踢踏舞。此外无非是看电影、遛弯，互相串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安逸的生活长不了，日本鬼子早晚进租界，我们总是要走的。但在这个初夏或是暮春天气的1938年，我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有一天，大光明电影院日场电影放映时，天色尚早，我和同学们远远在开场前就看见李先生一人悠闲地远坐在左边后排座位，目不斜视。那时电影院是不对号入座的，人们随便挑个合适自己的位子坐下。这场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歌舞片，平时我们都不大看的，是不是我在信中告诉了李先生：同学约我一起去看这场AliceFaye的电影，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走向他站起来的地方。
李先生默默地随着散场后涌出的人群走出，漠无表情走在我前面。他没有喊叫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但从电影院出来，他站在大台阶下面望着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近。我回头对同学们说：“你们先走吧！”她们嘻笑着走开了，李先生等我走近时咕噜一句：“看来歌舞片也可以偶尔看看的。”他笑起来，然后对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海河边，就是海河码头附近的岸上。平时我真的不可能走到那一带地方的。我看见远处有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驶去，一点点变小直至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在这里不必用我拙笨的笔来形容我当时的新鲜感受，只永远记得李先生轻轻地在我身边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地问：“李先生，那你呢？”他叹了一口气，笑笑说：“我迟早也要走开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站在海河边。不，后来还有两次、三次、四次……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只是在我的梦里不断萦绕，而且不断丰富。我一次次跟着李先生走到海河码头，那只大轮船不断鸣着汽笛催促着人们上船准备开走，李先生牵着我的手敏捷地跳上甲板，我大笑着领着他跑进我所居住的特等舱那个富丽堂皇的“大菜间”（餐厅，晚上是舞厅），然后到高层甲板上去看落日，耳边还响着我们熟悉的音乐……然后梦醒了，并没有李先生，这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梦！我记起在我离开天津后不久，他的确买了和我乘坐的同一艘轮船的票，也许是想体验一下在我的信上所述说的情景吧，好像是有意买了这一班船。但快到开船日期他又把船票退了，他写信告诉了我，但没说任何理由。我觉得我的幻想在戏弄着我，而我却执拗地维持这个幻想，引它人梦，直到1945年。而且在这之前还写过好几首关于海河的诗赠他，却永远不曾寄出，正如我这一生也从来没有第二次乘轮船驶出天津大沽口！
离开天津之前，李先生在我那本珍贵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话：
“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这本纪念册早在1970年便化为灰烬。然而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刻在我心上，等我到了中年，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关心过他的健康，虽然我不许他吸烟，他也因我而戒了。我更没想过他的成都老家的经济负担有多重，我走后，他的节衣缩食又碰上天津的水灾后受寒，赴上海一路受惊吓，到上海后不久，同住朋友被日本人抓去不知下落……过了好多年我才想到他迟早必会被这一切压垮，而我只能愧疚，痛心的自责了半个世纪！
在昆明住下还不到两个月，西南联大原有的临时大学师生才从长沙迁来不久，新生也陆续到校，而我仍然还住在青云街临街的门楼下面的小屋，到了9月28日，昆明市遭受了第一次的日寇野蛮轰炸！不过是三架轰炸机，但我们的高射炮不够多，而那几架驱逐机也还没来得及飞上去迎空拦截，这样就只能眼看着三架鬼子的轰炸机在大西门翠湖附近乱投炸弹。那剧烈的轰炸声伴随着炸弹落下时那刺耳的哨声吓坏了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当地百姓，而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学生却还处在不懂事、不懂恐惧的年龄，我们只会愤慨得大骂，叫喊着：“高射炮，驱逐机，快！快！快！”后来有一天真是亲眼看见一架鬼子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射中了。看到敌机尾巴冒烟，像一道黑箭似的向下坠落，我们就使劲欢呼，过几天还特别到展览敌机残骸的地点——一座庙宇的大殿，去参观个够，回来便写了一首很幼稚的诗，发表出去，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会写抗战诗的少女诗人。
我仍然每天写信，向李先生描述我们如何每天出城跑警报，甚至幻想他也能加入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一起诅咒那万恶的日本强盗！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在第一次轰炸后第一次的远方来信，信上开头几句话使我一辈子也能牢记。他写道：
“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老朋友对他的小友亲切的关怀，也不完全是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的安全表示担忧，却更像是一位大哥对远方小妹的惦念，我当时真是想大哭一场。我想起李先生曾给我看过他的四弟（我只通过信却没见过的“先生”）给他的信里两句话，他说：“不知静如去看你没有？我们在外面没有妹妹，我想我们不妨把她当作我们的一个小妹妹看待。”李先生给我看信时，还笑起来，他说：“四弟还以为你很小哩！”那时我自己的哥哥远隔重洋，在英国牛津攻读。自从1934年他中学毕业离开天津去“留洋”之后，我失去了从小对我偏爱、呵护着我的最亲爱的哥哥。那几年我总是时时感到说不出的孤独。在遇见李先生之后这才又开心起来。然而还不到两年，我的幼稚无知却使我用自己莽撞的手不经意地掸掉了那样珍贵的情谊！
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的由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的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了一连串的遗憾的苦果，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能体会的……
在一次猛烈的轰炸后，我忽然觉得我迟早要被炸死的，我正在准备担当我第一次做可怜的小母亲的角色，那时我才算是二十一岁，也许我会在痛苦的分娩中死去呢？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似乎死神就在我身边，等待着到那天将我的生命夺去。于是我给李先生写了很长很长的信，吐尽了我心中所有的委屈、抑郁，和恐惧。仿佛一个临终前的虔诚信徒对他的神父的忏悔。从此杳无音信，甚至连一张敷衍的贺年片也没寄过，而他情愿滞留在上海，再不提到内地的事了。我想我是惹怒了他，使他对我感到失望，感到头痛。过了两年我又开始写长信继续等待，但即使是他的四弟也没办法说服他的冷漠，后来没法向上海沦陷区转信了，怕给他带去麻烦，只有在给我的信中不断为他的哥哥做各种解释，有一次甚至说他有点像《父与子》里面的帕威尔。
我在重庆住了五年，养育了第一个孩子，三年后又生了第二个，我还要读书，以求得一个大学毕业文凭，好找工作。百忙之中却始终没有丢掉写诗和写长信的习惯。在读书时常坐在重庆中渡口茶馆里写诗写信，当我独自一人靠在茶馆的竹躺椅上做白日梦时，我会幻想李先生突然微笑着一步跨进茶馆的门坎，温和地说：“我来了！你在写什么？”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我也常去音乐会，当我听得如痴如醉时，我会觉得李先生沉默地坐在我身旁。他是懂礼貌的人，台上演奏时绝不吭声，然而散场后，我惊奇地发现他已走了。而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唱得像他喜欢的Clgli，还是我喜欢的Camso。
漫长的等待糅杂着数不清的幻想，然后有一天，是1945年小寒过后，那时李先生的四弟已经飞往上海快一个月了，我在重庆柏溪中大分校的教师宿舍里正抱着我的小婴儿，突然收到了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她说：“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命运对我心灵的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