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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本人在这其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他把事情留给了他的社团部副部长（对他非常恭顺，并且很机敏）博塔伊去与罗索尼和罗科争论。博塔伊最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图，于是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所有的意大利人“效仿”墨索里尼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告诉人们说：“要认识并深刻地理解墨索里尼，要自觉地服从领袖，就意味着要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去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领袖的狂热追随者才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进程。”博塔伊可能认为这部《劳动法》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目标的一种肯定，并且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在经济秩序中至高无尚的地位”；但是罗索尼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这部法律在削弱工人的力量的同时，对于老板们是有利的。即使领袖有再大的神秘魅力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在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也认为，这部《劳动法》在改变意大利工人的工作状况方面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的真正作用仅仅是提高了墨索里尼的个人权威。
这些事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罗索尼的下台。1928年11月，罗索尼在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担任的职位被废止了（来自工业、农业、贸易、交通、银行、专业人员和艺术家、海员和飞行员行业协会的7个领袖取代了他的位置）。有谣言说，法西斯政权之所以对劳工体系结构进行调整，是因为罗索尼竟敢大胆地谈到墨索里尼的下台。当然，墨索里尼当时也已经在收集他这位老朋友的腐败行为的证据了，包括他以他父亲或者叔叔的名义进行的土地交易，以及他乱搞男女关系的情况，就连有谣言说他那笨拙的妻子曾在罗马当过妓女也都记录在案。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妨碍罗索尼最终又一次担任部长职务——从1935年1月到1939年10月，他又担任了农业和林业部部长。由一个前工会领导人担任农林部部长，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还在留心观察纳粹德国最新的劳工情况，并且自认为还是一个“左翼法西斯”。但是，在经历了7年的离职生涯重新担任部长之后，他也开始费尽心机地强调自己“首先是拥护墨索里尼的”。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期间，工团主义都只是作为想像中未来革命的一个目标而停留在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的口头上，主要还处在知识研究的层面，实际上并没有付诸什么社会实践。
在建设“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不仅是劳工运动，工业和金融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影响。在1926年以前，墨索里尼很少做出什么举动来挑战商业界的权威。有些比较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曾对意大利最富裕的阶层的行为方式产生过抱怨，墨索里尼还想就此展开调查。法里纳奇曾对一些银行的自私行为进行攻击，还就一些金融和财政问题发表了一些危险的评论，都受到了墨索里尼公开的责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维护德斯特凡尼和沃尔皮的传统经济政策，并且称自己“农民的良好感觉”让他对于政府的过多支出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谨慎。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3）
法西斯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官员们都设法借助外国资金来帮助使意大利的经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到1918年的时候，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早在1923年5月，墨索里尼就与摩根银行的新任资深股东Ｔ．Ｗ．拉蒙特见过面。即使是在发生马泰奥蒂事件那段艰难的时期，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沃尔皮也夸口说自己有着大大小小的能够获取国际资本的途径，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他又在1925年10月至11月之间访问了美国。一方面是去为意大利寻求更多的贷款，同时也是为意大利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等待德国的战争赔款等问题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在1924年至1929年间，意大利跃升成为排在德国之后的美国贷款的第二大受益国。由于能够获取外国资金，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币值也得以维持，这在墨索里尼看来可是维护意大利国际声望的一个法宝。
为了巩固与Ｊ．Ｐ．摩根等美国银行家的良好关系，1926年夏天，沃尔皮准备再次访问美国。但是8月8日，他却突然收到了墨索里尼的指示，还附有一封加以解释的信件：
“后面附上的短信是对几个月来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很大程度上是靠直觉。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直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出过错的。”
面对墨索里尼这种有些粗鲁的解释，即使是狡诈的沃尔皮恐怕也要脸色发白。当他接着读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墨索里尼最看重的问题并不是进一步赢得更多的贷款，而是如何能够稳定里拉的币值。当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里拉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墨索里尼的语气很严肃，他强调说：“政权的命运与里拉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有必要把捍卫里拉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绝对的决定性的战斗。”作为“极权主义者”，意大利人感觉他们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过得很“孤独”。他们决不能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本位的束缚”；相反，他们应当自立自强，并且要“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要大胆进取，开阔眼界。”看来，里拉的价值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意大利必须足够强大，从而能够在意志上赢得胜利。10天之后，墨索里尼在佩萨罗发表演讲时公开宣布了这场“战斗”，声称“在法西斯政权内，从领导人到最基层的追随者都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来捍卫我们国家的象征——里拉，以及我们的财富、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和鲜血。”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里拉好像已经成为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化的化身了。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1927年12月，墨索里尼正式确定了里拉的币值：1里拉兑换19美元、92．46英磅，然后再次将其与金本位挂钩。包括沃尔皮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里拉的币值定得太高了，但是墨索里尼仍然坚持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也许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气势和决定来进一步压制美国的银行家们。Ａ．Ｓ．本尼是意大利更为现代的工业家的代表，他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启发，通过降低意大利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快就调整适应了里拉的新币值。那些对法西斯的压制不太顺从的人也很快就因为随之而来的失业率的上升而沉默了。即使是根据法西斯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26年至1928年间，意大利的失业率已上升达到了先前的3倍。
那么法西斯政权代表的只是一种行事方式吗？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们所持的最为持久的看法是，墨索里尼正在进行一种“发展的独裁统治”，它承诺要让意大利“现代化”。然而，在1926年至1929年间，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还是比较混杂。1926年7月，有关意大利货币的问题集中交由意大利银行处理，同时，那不勒斯银行和西西里银行也被剥夺了印制纸币的权利，这些实际上都是法西斯政权强化货币控制的举措。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法西斯政权也在小店主代表们的压力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些代表中的许多人都是重要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一个许可证制度，从而保护了零售商们免遭超级市场和其他现代销售体系的毁灭性冲击。就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而言，它有现代化的一面，同时也还有其传统的一面。
全国劳动合作银行的情况更加典型。1927年5月，先前的合作社合并后成立了这个银行。后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在法西斯的统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曾跟随意大利国旗到过埃塞俄比亚，也曾涉足西班牙内战，还与轴心国一起参与了欧洲新秩序的确立。合作社先前被控制在米兰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保罗·泰鲁齐的手中，他当时还受到墨索里尼本人的庇护。1925年，合作社交到了阿图罗·奥西奥的手中。尽管他的天主教背景好像有些荒谬，但是他非常机敏，非常清楚在与法西斯高层的交往中，法里纳奇的庇护要比沃尔皮的敌视更为重要。从1926年9月起，奥西奥开始经常与墨索里尼见面，正是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庇护和支持下，他才能够让合作社重新振兴，把它们转变成了一个现代银行，并且它的寿命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长。奥西奥还巩固了自己和法里纳奇的关系，同时还接受了博塔伊、罗索尼、齐亚诺和塔翁·迪雷韦尔的庇护。但是，当被问起的时候，他还是很慎重地声称自己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努力让银行振兴起来。1942年1月，他突然被墨索里尼解职了。关于此事的原因有很多的谣言，其中一个谣言称他最终行事不慎，招致了佩塔奇家族的憎恨。虽然经历了成功也遭受了挫折，但奥西奥毕竟成为了法西斯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了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也同样清楚地了解其中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并且也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里拉的升值造成了意大利经济的通货紧缩。当经济刚刚出现一丝恢复的迹象的时候，1929年10月，全世界又遭受了华尔街崩盘的重创。在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巨浪袭击到意大利时，墨索里尼也采取了多种新的经济政策试图加以抵抗。1926年至1927年间，他对经济进行过一些忙乱的干预。但是之后，他对国家的经济事务表现出的兴趣并不大。事实上，据1928年7月接替沃尔皮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杰洛·莫斯科尼回忆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冷静而敏感的领导人，他总是喜欢听到坦承直率的建议，这让他的部长能够更容易地采取谨慎而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墨索里尼对于任何可能有损国家声望的事情仍然保持着警惕——国民经济部长朱塞佩·贝卢佐曾不谨慎地声称意大利仍然缺乏足够的原材料，墨索里尼公开命令他收回这一声明——但他在维持对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权威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他开始把一些问题留给专家们去处理了。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商业界自然会对墨索里尼的统治鼓掌称赞了。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各行业中仍然是最多的，墨索里尼是如何对待农业的呢？许多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政权在实现自己的许多目标的过程中，在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农村仍然到处是贫穷和疾病。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能源消耗量只排名第18位，这在各个强国中可能是最差的，而意大利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最为悲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的纪律性是最强的。”第二年的6月，他又带着典型的军事家的口气宣布：“我已经正式地发动了一场粮食战役，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总参谋部来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在那之后，他也经常敦促要把意大利“农村化”。正如他在耶稣升天节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化会导致精神和生理上的贫乏，只有农业才能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帝国。
事实上，意大利农村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地区差异适应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到了1921年6月的时候，卡拉布里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还在预言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很多年”，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与一个大众政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22年10月28日之后，最早的法西斯分子和后来加入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争端也在农村地区不断地酝酿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卡坦查诺，一位头脑清醒的官员注意到，那些在城市起家的法西斯都是旧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现在只是披上了一件黑衬衫而已。他的评论得到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类学家的支持。1928年，这位人类学家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了一项实地调研工作，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意大利政坛中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团主义、工团主义——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当地的精英们倒是常常谈到这些政治名词，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派别”能够赢得优势，因为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是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不管是谁问起，当地的农民总会非常小心地回答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外圣人”。在1929年的选举投票中，他们也一致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投票的场面还很庄严，镇里的乐队杂乱地演奏着《青春曲》和《皇家进行曲》，人们踩着乐曲的节奏到投票点去投票。但是，不管是领袖、国王还是教皇，实际上对那里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当地地主的势力的大小。他们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漠视或者玩世不恭，甚至相信像神一样的加里波第只会给他们带来霍乱或者征召他们入伍。不管法西斯政权在这些南部乡村里是否还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它的确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社会革命，或者甚至连想像的可能也没有。
南部的法西斯领导人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纯粹，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许多习惯和态度，与斯塔拉切的理论相比，他们对于博基尼的实际行事方式更为熟悉。例如，1924年9月，阿切尔博就给墨索里尼写信抱怨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罗马，总会有一些针对他的隐蔽的阴谋随之而来。他的一个在阿布鲁齐的远房堂兄弟也因为他而失去了党内的工作，他有些坦率地问墨索里尼，这些人至于这么过分吗？他还懊悔地说：“我的敌人以及在政府中的对手们取得了这么彻底的胜利，我没法儿再回阿布鲁齐了。”墨索里尼会干预这件事吗？如果他不干预，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我，阿布鲁齐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
墨索里尼还是适时地为阿切尔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也因此能够继续担任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经常向墨索里尼提出一些“建议”，并声称“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战士，时刻准备为您赴汤蹈火”（他的意思是要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当地的权力不被动摇，并且还要适当慷慨地为他提供支持）。同样，1924年，米凯莱·比安基也求墨索里尼帮助他辟除那些说他玩弄女人的恶毒谣言，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党内匿名的竞争对手故意散布的。不过他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用暗示来讹诈墨索里尼说，如果不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马泰奥蒂危机就会有最糟糕的结果。“请您记着，领袖，我过去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并且一直是绝对无私的，尤其是在您起家掌权的过程中那些最忧愁和最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墨索里尼能不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吗？比安基的请求又一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他也被作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虽然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在他日渐增厚的秘密档案中记了他一笔：比安基的党羽声称，他曾鼓励自己出身贵族的卡拉布里亚情妇在当地分发报酬不错的职位以收取贿赂。反过来，阿切尔博、比安基和其他来自南部的法西斯分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也用他们对待墨索里尼的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4）
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