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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 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1）
日本的胜利也许是值得大加赞扬的（特别是对德国心存嫉妒的时候）。但是在1941年圣诞节的时候，节日并没有能够给墨索里尼带来欢乐，相反，他的厌世情绪比以前更严重了。从德国传来消息说，瓦尔特·布劳希奇将军突然被解职了，这意味着苏联还没有被“从地图上抹掉”。东线的战事是否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傻瓜”？——尽管齐亚诺声称是一个德国外交官曾这么说过，但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个词时肯定也很高兴。这些日子很难看到墨索里尼脸上出现笑容，相反，在与齐亚诺见面时，他也时常显露出内心的怨恨和恼怒。之前，他还在猛烈地抨击要求把他的军队进一步政治化的建议（在他看来，这又是一个无聊并且根本没用的建议），现在，他又转而反对起圣诞节来了。他说，他很纳闷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废除这一节日。这个节日“只是纪念了一个犹太人的降生，而这个犹太人给全世界带来的理论只能让世界变得软弱无力。”他又抱怨说：“耶稣的影响正在意大利泛滥，而教皇的本事也只是让意大利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墨索里尼夸口说，为了根除这一邪恶的影响，他已经禁止意大利的报纸谈论耶稣的诞生。但是，这么做是徒劳的。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倾诉说，当领袖从“两半球之厅”的窗户望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外面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仍然记得圣诞节并且喜欢它”。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墨索里尼现在即使想做一个“格林奇”都遭到了失败。
也许一些法西斯党的忠诚分子会把他们的庆祝时间推迟到法西斯的主显节（1月6日，耶稣显灵日，或者称“圣诞节的最后一天”，在意大利是传统的互相交换圣诞节礼物的日子。在独裁统治下带有些法西斯的色彩）。当然，墨索里尼也给他的下属、法西斯党和全国上下保留了一份圣诞节的“惊喜”：12月26日，墨索里尼宣布解除塞雷纳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阿尔多·维杜索尼。齐亚诺对此事感到非常吃惊，他写道：
“接任总书记职务的是维杜索尼，他因为在西班牙作战英勇而获得过一枚金质奖章，只有26岁，拥有法律学位。但除了上面这些情况，我对这个人没有更多的了解。很明显，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大胆的试验，让我们祝愿这一次运气会真的与勇气同在。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一天之后，齐亚诺发现这个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是“全体迷惑”——从地位卑微的高尔夫俱乐部的小球童到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皮，后者当时已经是米苏拉塔伯爵，并且同时担任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意大利－克罗地亚经济委员会两个机构的主席。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在嘲笑墨索里尼的这一选择。即使是在政界里与这位新的政治明星比较熟悉的人也感到迷惑不解。齐亚诺尖刻地回忆说，当维杜索尼指责“党内像老妓女一样的气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总书记在“汗血”。他看起来是一个狂热分子，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许这么说还是好听的，但大多数人看他都是“从领袖脑袋里蹦出来的”，就像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密涅瓦一样”。
一周之后，维杜索尼来到外交部与齐亚诺讨论巴尔干的局势，齐亚诺对这个新一代法西斯化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一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东北部边境，游击队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活动也正在扩展。维杜索尼的观点非常直接：意大利应当清除所有的斯洛文尼亚人。身为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的齐亚诺则提醒说：“那儿可有100多万斯洛文尼亚人呢。”维杜索尼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像土著兵（意大利从厄里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征来的黑人殖民地士兵）对待他们的敌人那样，把他们消灭就是了。”看起来，这是一个把时代精神融入到轴心国事业中的年轻人（但是，他用黑人士兵来做榜样表明他没有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含义”）。
德费利切认为，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是他最后一次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法西斯党，但是选择维杜索尼看来更像是一种绝望之举。领袖可能也曾对全党说过，年轻人必须有出头之日（他还暗示说维杜索尼其实是28岁，而不是26岁），维杜索尼可以先做他的“徒弟”。墨索里尼还敦促新的总书记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政治事务”上，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和信仰的灌输，而不要放在“警察活动”上，他认为那应当是由“国家”来做的事。他还得出结论说，一场持久的战争也有它的好处，这样它就可以迫使所有的意大利人从精神上深入地挖掘，直到最后在国内和国外都赢得战争。但是，不管是维杜索尼还是墨索里尼，现在都无法掩盖正在崩塌的法西斯主义大厦到处都在发出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对于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这件事，老的法西斯精英们想得越多，他们就越觉得墨索里尼轻视了他们。所有这些人先前都认为自己是领袖的特殊的“散发物”，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至交密友，但是现在却沦落成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无能之辈。法里纳奇、齐亚诺和博塔伊心中都不服气：维杜索尼这个“白痴病患者”和“低能儿”现在居然突然要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或者上级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判断居然不幸言中了。有谣言说，这位新的总书记为了显示自己的年轻、男子气概和顺从的精神，每次一进威尼斯宫，都要从领袖的办公室门口一路小跑地跑到他的办公桌前。维杜索尼还会喊一些法西斯口号，但是，作为法西斯“神秘主义”的一个载体，这位新的总书记却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内心的思想，同时也证明要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职位的确是需要经过一些培训的。1943年2月，警察提交的一份报告把维杜索尼的任期总结为“一场灾难”，特别强调说因为他“缺乏组织能力，致使党的精英进一步流失。”这位评论者进一步抱怨说：“维杜索尼的工作仅限于到医院里去慰问伤员，以及参加足球赛或者拳击比赛。”在任职14个月之后，维杜索尼仍然没有能够与党内的主要人物搞好关系，也没有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那些关键人物仍然在质问，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领袖为什么要把这个无名小卒提升到这个有名无实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墨索里尼之所以更换总书记并选择维杜索尼，与其说是想把民族法西斯党变成他自己的党，还不如说是想有意疏远与他那些最紧密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1943年4月，当维杜索尼最终离职的时候，墨索里尼自己的衰亡也即将来临了。
1942年1月，当墨索里尼在讲话中把维杜索尼介绍给他的新同事的时候，他就声称：“在我们执政20年之后，两代人都在争夺政府。一代人正在日落西山，而另一代人正如旭日初升。”他又借用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补充说：每一代人都要与他的前辈竞争。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观点。墨索里尼39岁就当上了总理，1943年的时候他将年满60岁。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年龄都比他小，许多人甚至比他小10岁甚至更多，而齐亚诺只有40岁。这些人是否也是构成“新一代”的一部分？他们是否也注定要取代老一代？宣传家们还可以说“没有人像他那样能永葆青春，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就是为历史、为政治和为法西斯主义而生”，并且补充说人民需要“他”，就像是他们需要“面包和空气”一样。但是，一个永远年轻的领袖的可信性实际上正在崩溃。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老”这个词也越来越适合用来形容墨索里尼了。194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与墨索里尼见面之后，博塔伊对其作了一番非常典型的描述。墨索里尼明显正在衰老，“他脸色灰白，两颊深陷，嘴巴痛苦地下垂着”，好像是他的溃疡病又引发了疼痛一样。博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并不是累了，或者内心沮丧、郁闷，而是年事已高。”对那些“爱他的人，以及那些不顾一切仍然爱着他的人”来说，他这个样子会让他们感到沮丧的，特别是当他真的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正在毁灭他原来的形象。博塔伊即使在和他的下属谈话的时候，也悲伤地承认说，墨索里尼现在因为他的又秃又亮的脑袋而被嘲笑为“硬乳酪”，而他的脑袋“一度曾是代表他的吸引力的地方”。他又说，“那个曾经永远正确的人，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总是错误的。”“曾几何时，任何明显的成绩或者优点都要归功于他。但是现在，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责备他，即使根本不是他的错。这就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那么，在1942年至1943年间，墨索里尼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呢？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他是另外一个在军事指挥和身体状况两方面同时衰弱的战争领导人呢？自从1925年那次患病之后，墨索里尼就一直经受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痛苦。同时，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膳食都很谨慎（尽管医生说这是由于细菌感染，但他还是过分依靠牛奶和其他奶制品），避免吃肉、饮酒和抽烟，这些安排都是合理的。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把他塑造成一个永远年轻的有男子气概的人，在床上精力充沛，并且精通所有能想像得到的体育运动，但是，他的头发却在50岁的时候变白了，这与官方宣传的形象是不一致的。在战争的压力下，曾经喜欢游泳、慢跑和骑马的领袖逐渐变成了一个健康状况恶化、有时甚至精疲力竭的人。
第4部 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2）
1941年8月，墨索里尼家族中也有人在战争中死亡了：布鲁诺在托斯卡纳担任轰炸机试飞员时因为飞机失事而死。布鲁诺的遗孀忍痛收拾好丈夫头天晚上在一个比萨旅馆里睡觉时所用的被褥和枕套等遗物，然后带着这些遗物去见她悲痛欲绝的婆婆了。墨索里尼从未亲近过他的几个小儿子，但是据说在布鲁诺死后，他也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与维托里奥待在一起。弟弟阿纳尔多去世时，他曾写过一本《阿纳尔多的一生》，现在，他也为布鲁诺写了一本名为《我与布鲁诺谈话》的小书。与前一本书一样，这本书也很奇怪，法西斯的严厉与脆弱的家庭感情交织在一起。书中也有虚伪做作的内容，把布鲁诺也神化了，称他是一个勇于追求胜利的战士。同样，墨索里尼还在书中强调了有关父子关系和布鲁诺的坟墓的秘密，同时还以法西斯式的大吹大擂来向公众宣传他的书。与布鲁诺熟悉的人发现书中塑造的法西斯英雄与真正的布鲁诺一点都不像，根本反映不出他们认识的那个“害羞、胆小、专横、少言寡语和压抑”的布鲁诺。
虽然没有放弃在托洛尼亚别墅和卡米内特堡里的家庭生活，但由于日常生活中也有不顺心的地方，因此这种家庭生活也没有能够帮助缓解墨索里尼的压力。从婚外私通中获得的满足也得不到保证。他与克拉雷塔·佩塔奇的关系仍在继续——齐亚诺以及其他下属竟然公开说墨索里尼的闲话，吹毛求疵地谈论起他的“老年性欲”来。而阿尔皮纳蒂被放逐期满回来后说，克拉雷塔在里米尼也是非常爱管闲事，就像其他“墨索里尼的女人们”在罗马涅的其他地区的行为一样。虽然墨索里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缺乏活力，但克拉雷塔每次回到罗马时都要在她的卧室里住上一段时间。她的卧室里有很多镜子，还有一个整套的黑色大理石浴室——连德费利切都严肃地评论说，它看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东西，明显缺乏品味。”在办公室里熬过了艰难的一天之后，墨索里尼习惯于在深夜给他的情人打个电话，通常是抱怨繁重的工作和失眠，而两人之间并不值钱的情话也能让他放松一些。这些电话大多被录了下来，例如，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9日和1941年6月22日这两天的半夜里打的电话——在后一天的晚上，墨索里尼预言德国进攻苏联将是一场灾难。他说，德国将赢得许多战斗，但最终将输掉整个战争。克拉雷塔当时也经常生病。1940年，她好像有过一次宫外孕。还有谣言说她流过一次产。1941年12月，警察在窃听她的电话时听到她告诉墨索里尼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虽然最终并没有孩子出生，但听到这一消息，墨索里尼照旧说了些俗套的表示高兴的话。克拉雷塔对墨索里尼的健康问题也非常焦虑，向他的医生们施压说要确保他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也许可以推测两人都患有抑郁症，这可能是维持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因素。
同样，马尔切洛·佩塔奇也惹了不少麻烦。他与一个威尼斯的女伯爵就一处房产发生了公开的争吵，从而引起了广泛注意。1942年夏天，还有谣言说他非法倒卖黄金。里卡尔迪谈起此事都替领袖感到丢人，因为墨索里尼被迫承认纵容他的“家庭成员”侵吞公款。1943年2月，佩塔奇把她的年轻无知发挥到了新的最高水平：她为领袖制定了一个赢得战争的蓝图。这是一份异想天开的计划，包括组织和联合西班牙军队对摩洛哥的英美联军发动突然袭击，联合土耳其对苏联发动进攻，联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让日本去进攻印度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行动还要获得梵蒂冈的支持。佩塔奇还补充说，如果这些计划都不可行，他可以通过一个不知名的朋友买通斯大林，或者通过塞缪尔·霍尔买通英国。按照佩塔奇的估计，很明显需要做出一些安排，因为英美联军的力量要比意大利军队强10倍。
克拉雷塔的妹妹玛丽亚所从事的行业也是丑闻不断。她生于1923年，虽然嗓音有点尖细，但是到194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小歌星了。后来她又在一些色情电影里扮演了一些角色，还用了一个艺名：马里亚姆·迪·圣塞尔沃洛。1942年6月，她嫁给了一个伯爵。毫无疑问，佩塔奇一家的丑行进一步损害了墨索里尼的感召力——到了1942年年底的时候，连博塔伊都评论说：“法西斯政权正在受到‘蓬巴杜侯爵夫人’的影响，而这个‘蓬巴杜侯爵夫人’的本质却是恶劣的！”
看来，获得性的满足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外，到1942年的时候，克拉雷塔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了。她名叫埃莱娜·库尔蒂，才19岁，是一个打字员，也是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她所学的专业正好满足了墨索里尼的需要。墨索里尼习惯在下午泡在库尔蒂的公寓里聊天，享受一个年轻女孩对他的崇敬所带来的那种心理满足感（当然也要忍受克拉雷塔的嫉妒）。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对于这种安慰的渴求也是为了抵御自己在办公室时常有的那种厌世情绪——像他之前和以后的许多男性领导人在50多岁的时候一样，墨索里尼也在寻找一个温柔的港湾以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通过为埃莱娜和克拉雷塔充当“甜爸爸”的角色，他可以从办公桌上堆得厚厚的让人生厌的公文中解脱出来，并且忘记那些很难为他带来满足感的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试图让一个“真实的”墨索里尼复活，并且暂时卸下他的神秘的光环为他带来的重负。
这种经历无疑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健康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他。1941年的时候，对健康的担心就分散了他对战争的注意力。1942年5月，他患上了一次流感。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他越来越容易患上类似感冒之类的小病了。7月份，正在利比亚访问的他因为腹部疼痛复发而赶回国内。在之后的几个月，疼痛加剧了，他的家人和医生都怀疑他的疼痛究竟是由溃疡造成的，还是由于在位于热带的利比亚感染了其他的病。11月的时候，腹部的痉挛和阵痛剧烈得难以忍受了。一个医生注意到，领袖的标志性的突出的下颚不再那么明显了，他变得“面无血色，脸颊深陷，缩着脖子。”他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他不得不用别人给出的秘方来治疗了——来自弗利的老友贾科莫·保卢奇·迪·恰尔博利向他保证说，以“土豆汁”为基础的一个秘方肯定能让他返老还童，恢复活力。
对于他的医生来说，他是一个顺从的病人，认真地服用为他开出的药，膳食也很谨慎。即使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如果病情允许，他也喜欢读一些哲学作品。通常情况下，他旁边总是堆着一摞摞的报纸，而在医生们看来，他读这些报纸只是出于爱好和一种责任感。并且，他还喜欢手里拿上一枝铅笔，随时挑出看到的错误，然后大声而带着讽刺性地评论一番。甚至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他还虚荣地叫一个修甲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