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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人。同样，他有时也称赞一些优秀官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称他们对于任何统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间，他是在罗马威尼斯宫雄伟壮丽的“两半球之厅”里统治意大利，而现在，他却窝在位于加尔尼亚诺的邋遢的办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观者也都认为，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村律师或医生。他声明已经厌烦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也厌烦了自己）。他后来荒唐地企图起草新宪法，这也证实了他的职位形同虚设。墨索里尼装作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最多任职两个7年或是两个5年。假如他在1936年当意大利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之时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他还能对自己的名誉抱有什么幻想吗？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4）
他已经意识到，现在该是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他仍然偶尔接受一些采访，有一次还热情地谈论起新闻这一职业，回忆说“办一份报纸就像是做了一回母亲一样”。他有时也探讨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一直更喜欢猫而不是狗，可能是因为想到了希特勒，还想到自己“当狗的几年”。墨索里尼承认他犯过错误，但那都是逻辑推理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他本能的判断。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命运的一个玩偶。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但是却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他也坚持这么说。反过来，当他与一个意大利人谈话的时候，他却驱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义当作20世纪的理念，告诉他们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现在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遏制德国，并且他早就知道美国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也声称，在内心深处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惟一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并创造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认自己对1924年的社会党代表人物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事件负有责任。“能击倒一头牛的溃疡病”困扰着他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最惨的还是失去了弟弟阿纳尔多，“他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人，廉洁、聪明、安静、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辉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能让他尊敬的人很少。毕竟，利己主义是“至高无尚的法则”。人类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谈论着精神和灵魂，一边却在相互争夺、残杀和欺骗。
要不是有这场他应当负相当大责任的战争，欧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会经历恐怖和屠杀，而他也将以最为平凡的方式了却一生。4月15日，墨索里尼在与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谈话时用了一个可以想见的最不恰当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他要到米兰去，但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然后将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尔泰利纳去。他又不是很明确地补充说，他将最后一次“走向人民”。4月18日，在事先没有和纳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他最后一次去了米兰（如果算上他在死后尸体被送到米兰那一次，这可能是他倒数第二次到米兰），这让纳粹盟友非常气恼。在米兰，他也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于是便住在了当地官员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里还继续存在一样。当时，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经紧张，对周围的事物无动于衷，寝食难安，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即便这样，他仍然机械地说，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戏剧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全盘皆输了。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他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梦游者”。
自从1943年9月起他就多次谈到，如果战争对纳粹和法西斯不利，他的政权将英勇奋战到底。但是，1945年2月，他却在考虑，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民族在一战中得到的奖赏并为其带来了荣誉，现在又是意大利在斯拉夫（和德国人）的海（指亚得里亚海）岸的最后大本营，那么他是否应该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呢？但是，纳粹德国却认为的里雅斯特已经算是归还德国，因此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瓦尔泰利纳这个地方。它是和瑞士（墨索里尼年轻时曾到过瑞士两次）接壤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尽管那个地方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它距离米兰的距离非常近。正如墨索里尼向格拉齐亚尼所讲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必须死得英勇”——这话格拉齐亚尼肯定是爱听的。
实际上，在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仍然没有认真筹划过军事策略，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死得多么伟大。正如斯潘帕纳托评论的那样：“大家在谈论抵抗，但是我不清楚怎样抵抗，在哪儿抵抗。”墨索里尼也并没有制止这种混乱。相反，4月24日，他略显轻松地承认：“没有命令；我不能再下达命令了。”他又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每个人都有只能充当观众的时刻，朋友们一定要集中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而不要抱怨将要发生的事情。听到这里，斯潘帕纳托弯下身来吻了一下领袖的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了他，而且他们以前已经多次干过这种事。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不需要纳粹－法西斯联盟和战争了。或者，也许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民都有责任？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试图与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取得联系，尤其是准备和社会党代表进行谈判，而在一战前，他也曾是社会党的一员。他还想做最后一次交易，想在与对手的讨价还价中占到一些便宜，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4月25日下午3点，在米兰红衣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的宫殿里安排召开了一次会议。舒斯特是一个爱国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在天主教势力中认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他的童子军组织，他提倡要为其提供“健康的、基督教和意大利式的教育”。他争辩说，进军罗马让国家避免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并为1929年教会和国家之间签订《拉特兰条约》铺平了道路。他称赞法西斯主义的帝国战争“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向天主教信仰和罗马文明敞开大门的机会”。到1937年的时候，舒斯特还对宣扬法西斯神秘主义的山德罗·墨索里尼学校的成立进行称赞，而这所学校是以信奉天主教的伟大的阿纳尔多的名字来命名的。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公然推崇种族主义之时，舒斯特才开始怀疑法西斯主义是否并不比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的其他意识形态更加优越。墨索里尼按时到达了主教的宫殿，然而，抵抗力量的首领们却迟到了。红衣主教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闲谈。
关于墨索里尼与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最后交往，舒斯特给后人留下了生动详实的记述。他回忆说，在欢迎领袖时，自己对他为挽救意大利于灭亡之中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了使意大利不再继续遭受最后的劫难而愿意到国外的监狱里抵罪”的想法表示感谢。但实际上，他的这些话可能加深了墨索里尼的悲哀。舒斯特继续说道，教会永远不会忘记领袖为《拉特兰条约》付出的努力。他还认为墨索里尼受到自己的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如此恶劣的对待的确令人遗憾（红衣主教是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托·法里纳奇的旧敌，1931年曾就罗伯托·法里纳奇的不忠警告过阿纳尔多）。经过起初这番随意的评论之后，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这位来客有些沮丧，话很少。于是这位仁慈的传教士送给墨索里尼一小杯葡萄干露酒和一块甜点。谈话依旧很不和谐地进行着。舒斯特又问墨索里尼是否读过他的新作《圣贝尼迪克特》，墨索里尼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看过这本很有价值的作品。于是舒斯特十分关切地强调说，他所写的正是领袖的真实写照，坚持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领袖理解他所说的“您经受的考验正是在永远公正仁慈的上帝面前的赎罪”。墨索里尼又一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紧握住了红衣主教的双手，而在舒斯特看来，这是领袖在表达感激之情。
《圣本尼迪克特》这一话题使得谈话转移到蒙泰卡西诺的悲惨命运，以及圣人和伦巴第国王托蒂拉相遇的修道院上来。他们二人都清楚，著名的本尼迪克特纪念碑是于1944年时被入侵的英美联军毁掉的（提到联军的轰炸，舒斯特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由于对他人的罪恶达成共识，两个人因此而显得兴奋了一些。更明显的是，为了探求对墨索里尼的不朽灵魂进行拯救的方法，舒斯特甚至声称，一位牧师在蓬扎岛找到了某种能“复活”墨索里尼宗教感觉的方法。墨索里尼曾于1943年8月在那座岛上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对于红衣主教在谈话中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以及所流露出的探测内心想法的意图，墨索里尼仍是感觉不自在，谨慎地回答说，他对于放在自己面前的《救世主传记》的思索“达到了某个程度”。舒斯特没有就此追问得太深，但是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起了独裁者衰败的故事，也就是拿破仑在圣海伦娜遇见上帝的故事。
为了逃脱主教对其精神状态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即将成为战犯并被流放的令人恐怖的设想，墨索里尼声称，明天他要解散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将带着3000人退到瓦尔泰利纳背水一战，然后他会投降。舒斯特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精明地告诉他只有300人会跟他走，墨索里尼悲哀地承认这种估计可能是正确的。舒斯特意识到这对于墨索里尼不断减少的自信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于是便把讨论转回到宗教事务上来。他向他的客人询问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然后又说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掌管意大利教会命运的人却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宗教仪式细节。当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又一次引起了尴尬时，舒斯特发现更为安全的做法就是陈述他自己对于东正教的观点，即东正教永远都不应该和“真正的基督教会”天主教相混淆。
在谈话的开始，两位老人很有可能就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的罪恶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最终谈话却被抵抗派谈判者们的到来打断了。对于他们的到来，舒斯特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却听到墨索里尼说他只相信古代史，因为现代版本都被“激情”歪曲得很厉害。他还记得领袖抱怨“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像奴隶一样对待，最终还是背叛了我们。”当会谈结束墨索里尼准备离开时，红衣主教没有忘记把那本《救世主传记》再次递给领袖，以免他在匆忙混乱之际疏忽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不管墨索里尼对红衣主教打算捕获并拯救其灵魂的意图有何看法，他现在又改变了方向。他向几乎没有和他进行过谈判的反法西斯发言人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德国的罪行。有消息传来，德国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沃尔夫已于下午5时同意结束对盟军的抵抗。由于情况紧迫，讨论被迫终止，墨索里尼向抵抗派代表承诺说，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他们进一步的消息。然而，一回到住处，他却准备立即带着亲信随从逃往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他的做法可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与巴多利奥相比了。1943年9月8日，国王和巴多利奥把罗马和意大利人民丢弃给了入侵的纳粹分子和那些选择跟随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自己逃命去了。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5）
在科莫的36个小时之内，千疮百孔的萨罗共和国政权化为了乌有。在最后的危难时刻，墨索里尼和他的谋士无法决定是该前往瓦尔泰利纳还是该寻求瑞士的怜悯和援助。4月27日破晓前，他们继续向着科莫湖西岸前进，但是既没有朝着法西斯自吹自擂的防御工事进发，也没有向着边境前进。拉凯莱和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了科莫。墨索里尼给妻子写了一封很凄楚的信，恳求她“能原谅我对你做的那些没良心的错事。你知道，你始终都是我惟一真正爱着的女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在上帝和我们的布鲁诺面前向你发誓。”
抛开对拉凯莱不朽的爱情告白，在护送墨索里尼一起走的人之中有佩塔奇和她那个饭桶哥哥马尔切洛（他们化装成西班牙领事夫妇）。包括帕沃利尼在内的许多其他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也跟着他们离开了科莫。还有尼古拉·邦巴奇这个忠诚的伙伴始终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10年，那时邦巴奇是切塞纳（弗利铁路沿线附近罗马涅的一座市镇）的一名社会党记者，墨索里尼当时在那里工作。邦巴奇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1月，他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后来，他逐渐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妥协，赞成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同时也享受着国家的新闻津贴。1943年9月以后，他成了墨索里尼的随从之一，时常出现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由于坚持主张新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化形式，他成为了公众人物。在这个危难时刻，他几乎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而这位领袖曾始终坚持他不需要、也不能需要友谊。邦巴奇在墨索里尼身边待到最后一刻的事实暗示着，墨索里尼来自于社会冲突和罗马涅仇恨的根源并没有被彻底斩断。
然而，这支护送队伍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仅仅用1945之后的怀旧情绪是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除了法西斯的车队以外，还有撤退下来的纳粹士兵前来增援，这些士兵塞满了两辆装甲车，德国空军中尉沙尔迈尔带领着他们，希望从某条小路穿过到达德国的领土。为了更好地隐瞒身份，墨索里尼决定独自和这些曾经的盟友一起走。他穿上他们的大衣，戴着德国头盔隐藏起众所周知的面貌特征，躲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裹上一条毯子抵御着初春的寒意。在科莫湖和瑞士之间的乡村地区，游击队十分活跃。4月26日傍晚，大雨如注，第52加里波第旅堵住了位于栋戈南侧湖边的道路。在庞塞特，湖泊周围山峰险峻，游击队在路中间横放了一棵巨大的树干，还有岩石和碎石块，等待着看谁想从此经过。18个月以前，当墨索里尼首次在加尔尼亚诺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曾有些懊恼地说道：“湖泊是处于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妥协状态，我不喜欢妥协。”他的预见是对的，他命中注定要死在科莫湖畔。
第二天早晨6时30分，有消息在游击队中传开，一队敌军正朝这里行进。经过短暂的交火，一颗飞散的纳粹军队的子弹打死了一个正在道路上方加工大理石的无辜工人，德国要求谈判。沙尔迈尔起初打算强硬一些，但是游击队派来了增援部队。游击队还注意到，邦巴奇、戈弗雷多·科波拉、梅扎索马和鲁杰罗·罗马诺虽然都声称得到墨索地区牧师的庇护，但他们的庇护是无效的。刚过晌午，当沙尔迈尔接受了意大利人必须投降的条件后，游击队认出了那个狂热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副总理弗朗切斯科·巴拉科，于是怀疑其他法西斯分子也混藏在这支队伍里。
下午3时，游击队允许这队人开始缓慢地前进并从这里通过，但是每个人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正在这时，一个名叫朱塞佩·内格里的游击队员叫他们的头领乌尔巴诺·拉扎罗过来，极其自然地用当地方言（这对于法西斯民族的大同理想是一个莫大的嘲笑）说道：“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头儿！”他先把拉扎罗怀疑的注意力引到蜷在卡车后面黑暗中的一个身影，德军坚持说那个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喝醉了躺在那儿。但是当拉扎罗扯掉了那个人身上的毯子，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了。他用法西斯式的称呼喊道：“同志！”那人没有理睬他，他又喊到：“阁下！”那人还是没有吭声，于是他喊道：“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听到这最后一个称呼，那人才有了反应。拉扎罗摘掉了那个人的头盔，领袖果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看得出他已精疲力竭，但不是恐惧”，拉扎罗后来回忆道，“墨索里尼似乎彻底丧失了意志，在精神上他已经死了。”他一直拿着一把机关枪和一支手枪，却没有要用它们的意思。在解除武装后，他被正式逮捕了，并被带到栋戈的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