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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么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你的？ 张玉芬：我看老有个人跟踪，因为这种事情好像有一种灵感，特有的那种警觉。 陈晓楠：因为你已经干上这一行了，所以…… 张玉芬：（有一种）特有的警觉，我等公交车的时候，这个男的也过来了，在（我）下来的时候，他也下来，再上一辆，他又上来了。 这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神勇得如同侦探电影一样，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跟踪与反跟踪，内心既紧张又兴奋。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5）…（图）
张玉芬：哎呀，太开心了。也有紧张，那些人要打我一顿不是白挨？然后还要照顾我们的那帮姐妹。（我们这些人）五十岁的最多，四十多的，反正最大的有六十多的。（在车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靠着门。售票员说“你们坐下”，我们还跟人家吵，你管呢，一会儿我们就下车了。（我们）开心得很！其实还很刺激！回来以后，坐在那房间，我们抱着大笑。哎呀！没有那么开心的，虽然今天咱也紧张，把他们涮了一把。咱们不能老这么被动的，咱们要变被动为主动。 不畏刺骨寒冬、三伏酷暑，不惜长途跋涉、出钱出力，丈义豪情的张女士誓将“追查二奶的行动”进行到底，这么大的决心到底来自哪里？是仇恨？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满足感？ 张玉芬从内心痛恨“二奶”，只要抓住“二奶”，再大的苦她都能受。一旦抓住“二奶”，她觉着很开心。她认为，至少对受害妇女而言，她是有用的。休息几天，她再继续接另一个案子，每接一个案子，对她就像新的战斗开始了。在张玉芬的心里，这是事业，是神圣而毋庸置疑的。 寂寞无助的普通女人 张玉芬和姐妹初战告捷，她们使一个姐妹的丈夫断绝了与“二奶”的同居关系，一个姐妹与丈夫协议离婚，得到了家中大半财产。众姐妹成功打击包“二奶”的消息迅速传了开来，一些有同样遭遇的妇女纷纷找来向她们求助。2002年4月，她带领十几个姐妹申请成立了“火凤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但公司仅仅成立一年就倒闭了。 张玉芬说，公司不但一分钱没挣，她还倒贴了许多钱，这是始料未及的。 张玉芬：我当初注册这个的时候是想收一些钱，来给她们做一些经济补偿，（结果）一分也没有（赚），不但没有收上来，人家还白贴。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我觉着太亏对于她们了，我（就）给她们买了米、面、油，分了几份，一人发一份，从我弟那儿借了一些钱。 陈晓楠：那你这个公司怎么支撑呢？ 张玉芬：我公司……大家都是相互帮忙的。 陈晓楠：你们当时是怎么定的，比如说接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是按时间，是按强度，按什么？你怎么来保障你这个公司经济上的运转呢？ 张玉芬：我在这个（方面），几乎是没有定什么，就是大家愿意帮忙。我给她们一再做工作，你们都看到了，咱们都是一些受害妇女，你如果能接受我们这个现实，那你就留在这儿干，你要是接受不了，可以走。后来，发现收不上来钱，还有一些人，给她事办完了，她给那么一点点钱，给那一点钱，还不够我的交通费，本来说是1000，（后来）她（就）给200，你说能干啥？ 陈晓楠：现在，女子侦探所虽然已经倒闭，但姐妹们还在一起，并没有散。张女士说，她们还在接一些小案子，当然，也还是赚不到什么钱。可是，她们就是喜欢聚在一起，就这样，嘻嘻哈哈，互诉衷肠，心情不错，而且或多或少的，还有一些成就感。有时候，我觉得她们很像是在演一出戏，很执著地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起码这会给这些原本生活平淡，可能还家庭残缺的中年女子，空落落的生活中带来一些新的精神空间。 采访张玉芬的过程中，我们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想更多地了解一切这个“杀手”背后真实的生活，在我们多次要求下，张玉芬才勉强同意我们到她家拍摄。这个租来的十几平米的房间，既是张玉芬做饭、睡觉的地方，又是一个救助中心，如果有外地的受害人来，张玉芬就会让她们吃住在这里。小屋里除了一张双人床、一台电视机、一张沙发是张玉芬自己的，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是别人给的。在这个简陋的“家”里，张玉芬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少了许多“豪情”，多了些忧愁。但这时的张玉芬，在我们眼里反而显得更加真实。 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丈夫的追查，多次找到他和“二奶”的姘居“窝点”，取得了一些证据，但都没有被法院采信。她丈夫不停地搬，张女士不停地追，不断继续这样一个围追堵截的游戏。她说她要一直追下去，直到将他俩绳之以法。只是不知道，当她一个人的时候，还会不会为自己的遭遇以及现在的生活状况感到痛苦，作为女人她是否认为所有“二奶”都是那样面目可憎。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6）
张玉芬：（感觉）挺孤独的，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着我活得可窝囊了，白天是一个人，晚上又是另外一个人。我觉着太窝囊了，我在外头，大家都认为我非常优秀，非常刚强，但是我在家庭方面，我无能为力，我无法挽回我这个婚姻，也挺伤感的。有时候想起来，半夜半夜睡不着。 陈晓楠：有没有想过，你越是干这个，那么你越离不开这个话题，你越是不断地想到自己的那个经历，你能不能彻底离开这些东西，开始一个完全新的生活？ 张玉芬：我想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想把这个官司打完，赶快了结，我想回家，我也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陈晓楠：因为现在你因为办案子，所以接触到这么多的这种第三者的案子，“二奶”也接触很多，如果完全从女人的这个角度讲，都是女人，你怎么看待她们，她们是都像我们想象的，或者说外界想象的那样，特别面目可憎的吗？ 张玉芬：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这些“二奶”不见得（可恶），她也有善良的一面，她也想有个家，她也想找个依靠，但是她这个前提必须是合法的。（现在）你这个前提是在违法的基础上，你再找你的精神支柱，找依靠，能行吗？能长久吗？ 虽然张玉芬承认“二奶”也有爱的权利，但是话锋一转，她说自己现在对于感情完全是一种悲观态度，不打算再去找谁作为依靠，她说会把这件事情做到底，活到老做到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对“二奶”的痛恨，她最后一字一字咬牙切齿地说：把那个“二奶”赶尽杀绝！ 陈晓楠：在我和张女士的谈话当中，我发现她很少提及未来，说到将来的事儿，她的眼神会有点暗淡，她说她现在一直都没有和丈夫离婚，这是因为她坚持不肯。她还有一次不无得意地说，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法院找不到她。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离婚，因为她的意见是坚持要告丈夫重婚。而这件别人看起来不太现实的事情，反倒成了她生活下去最大的动力。我也曾经问她，你不觉得你丈夫也有离婚的权利吗？她的回答简单而坚定，她觉得这样的人，至少应该得到严惩。 或许这个本来复杂的命题，在这个女人面前显得太过简单了，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刻意让她变得黑白分明，有一次，她甚至狠狠地说了一句，我把后半辈子就搭在这儿，我这才明白，可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这个女人需要活在仇恨里，是仇恨，使她获得了某种新生。 当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女士突然有点孩子气地问我，看了这个节目，会不会有人对她感到不满。她说，“会不会有人来收拾我？”我这才发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其实完全没有专业的技术来保护自己，她不是什么“二奶”杀手，也不是什么福尔摩斯，甚至也不是什么女子侦探。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有着一个残缺的家庭，有着一份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信念。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7）
相关链接 重庆市婚姻危机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陈鸿图透露 目前，婚外恋有了一些新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包二奶”，个别三四十岁左右做生意的中年人，将目光投向大学女生，组建多个极其不稳定的老夫少妻“家庭”，给大学女生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婚姻生活正面临“八大挑战”。其中，“第一杀手”便是婚外恋。婚姻专家称，另外“七大杀手”分别是性格不和、非婚同居、家庭暴力、经济原因、性生活不协调、再婚及复婚后遗症以及夫妻异地分居。 婚姻专家表示，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婚外恋本身就处于非主流地位。目前，重庆市婚外恋占婚姻问题比例的50％以上，对家庭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当引起夫妻的充分注意。 香港中文大学一项调查揭示“二奶”不为人知的一面 “社会只留意内地‘二奶’对香港家庭的破坏力，但其实有部分'二奶'投入感情后，也愿意帮有经济困难的香港男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最近对港人在内地某市的“二奶”进行首项学术研究，结果发现，某些受访“二奶”，面对经济有困难的男方，会拒绝接受零用钱，甚至会替对方还债。 该项研究调查了15名“二奶”，全部未婚，年龄由18至36岁，教育程度全不过高中，主要从事零售和侍应等服务行业，当中两人曾有两次被“包”的经历。她们的已婚情人由30至52岁，从事行业为商人、文员和技工等，当中有三名“二奶”不清楚男方职业。研究认为，这反映有部分“二奶”在决定被“包”前，不会以男方职业作为考虑因素。 研究显示，他们的见面次数非常弹性，比如每月一次、每周一至两次和长期同居等，当中有六人居住于男方租赁的单位，其余居于自己或与男方合租的单位。 男方平均每月给予“二奶”4000元生活费，每次见面也会给予零用钱和送上衣服、手链、手机等礼物，当中也有男方安排女方移居香港或一同出外旅游。 研究发现，被“包”女性并非全部金钱挂帅，有受访“二奶”已“跟”了男方八年，有一人甚至替男方还债，也有一人知道男方经济有困难，而拒绝男方给予零用钱。 受访者中，有八人清楚知道自己是“二奶”，有两人受男方瞒骗，误以为自己是合法妻子。四名“二奶”以“老婆”自称，十人以男方的“朋友”或“女朋友”自称。据分析，自称为“朋友”或“女朋友”的“二奶”，现阶段对双方关系感到模糊，期待有机会进一步发展。15名“二奶”当中，只有一人愿意自称“二奶”，反映一夫一妻婚姻观令“二奶”介意自己的身份。 研究指出，近年经济不景令香港男人“包二奶”的数目减少，送赠女方礼物时亦不及以往阔绰，“男方会逐渐称呼二奶为'女朋友'，而不是'老婆'，令自己较容易退出这种关系。” 观众反馈 ※ 比起那些泼硫酸，毁人毁已的可悲报复者，本期女主人公显得更为理智点，但自己一直这样追着跑，又显得极为的不理智，就算讨回一个说法，她自己从中能得到些什么呢？不是照样与现在一样，仍然活在寂寞的夜晚里。或者放弃，会有所大的收获吧。 ※ 晓楠：我看了你们上期的节目，感触很多。节目上的那个“二奶杀手”我觉得她应该有自己的新生活，我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她现在沉浸在对“二奶”仇恨中，已经是一种变态了。她的遭遇或许可怜，可是有没有想过她的婚姻破灭的真正原因，难道她就没有责任吗？一个男人就没有要求拥有幸福婚姻的权力吗？你们的节目或许会让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这对那些“二奶”来说是不公平的。要把“二奶”赶尽杀绝，那些已婚的男人呢？他们不应该负责吗？为什么把这一切归功于“二奶”？
第二部分回 家（1）…（图）
张博 1991年生，沈阳人； 父亲张兴国好赌成性，母亲在张博两岁时自杀身亡； 2001年，父亲带张博到缅甸赌博，因欠高利贷而将张博抵押给债主； 张博自救逃脱，并协助警方捣毁了中缅边境的赌博窝点； 一心想回家的张博却发现，他已经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 陈晓楠：也许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讲，他的人生还没有完全开始，所以可能谈不上什么冷暖人生，因此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想过，会请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做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后来，我们遇到了张博。在他11岁的时候，张博和父亲一起出去流浪。后来，父亲因为赌博，把他一个人留在了缅甸当人质。聪明的张博跑了出来，他一路跑回了家，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有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家。对于今年已经12岁的张博来讲，他已经是饱尝人生冷暖了，我们真希望今天听到他讲的这些都不是真的。 流浪 张博的家在沈阳，今年9月开学就该上五年级了。孩子长得干净漂亮，也聪明伶俐，很招人喜欢，可是身世却很不幸。张博的爸爸张兴国很早就迷上了赌博，妈妈因为对丈夫和未来生活的绝望，在张博两岁的时候自杀，后来张兴国下岗，生活陷入困境。吃不了苦，又没有技术的张兴国仍然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时常置家里的孩子和老母于不顾。懂事的张博听爸爸说过，奶奶有老年痴呆症，平日里也经常照顾奶奶。一次，因为张博爸爸的疏忽大意，奶奶走失了。 张博：我爸下楼带我奶买雪糕，我爸自己溜了，下象棋去了。然后我奶奶找不着（家），就走丢了。回来以后，我奶奶就不行了，奶奶一去世，然后我爸就把新装修的房子卖了，就走了。他就说在家里挣不着钱，领我去那边挣钱去。
第二部分回 家（2）…（图）
2001年3月，张兴国带上卖房子的几万元去了南方，父子俩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玩。最初的日子充满了快乐，张博本来就不爱学习，这下好了，他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跟着爸爸南下广东、广西，一路游山玩水。张博坐过飞机，吃过熊掌，还出国去了趟越南。 张博：玩，然后看电视，看电影，啥都干。去广州，在商场里逛，买衣服，然后又玩，但他们那边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然后又玩。去广西那边，电视台底下有个什么酒楼（我们）老去，然后那家人就认识，然后他找个导游，就去了青秀山公园，我爸还在那里给我求了佛呢。花了三万块钱呢。 大把花钱的潇洒日子没过多久，钱就挥霍光了。这期间，父子俩也做过生意，卖了一段玩具，但吃不了苦的张兴国很快就收了摊。在他看来，还是赌博来钱快，于是又重操旧业——赌博，不但自己赌，还带着儿子一起进赌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手气还挺好，真赢过不少钱。 张博：一天带五六千块钱过去，回来就变一万多了。 陈晓楠：总赢吗？有输得特多的时候吗？ 张博：也有输得特多的时候，我和我爸回来就商量，看怎么回事。然后我爸就赢了，又给我20块钱，我就下，下哪个中哪个，然后我爸就给我下，拿了400多块钱，4个100块钱的筹码，然后又下，也赢了，然后我爸就和我回家，跟我分析了。 陈晓楠：你爸还跟你分析这牌应该怎么赢？你当时觉得赌钱有意思吗？ 张博：有意思。 陈晓楠：你当时也觉得挺好，这样来的钱快，可是就没想过，这样输出去也快？ 张博：我不知道。 好景不长，张兴国的好运气没过多久就急转日下，像所有的赌徒一样，越想赢就会陷得越深。而赌博和高利贷就像一对孪生姐妹，诱惑着张兴国，他终于走上了借高利贷的不归路。 张博：我和我爸第一次借“水”（高利贷）的时候，他输得一分钱都没有了，住房欠老板的房钱，吃饭欠饭店的钱，没办法，听人家说借高利贷，就借高利贷，然后就赢了。第一次借五万，五万赢了两万多，然后还人家五万五千块钱就行。第一次赢了，他好像就上瘾了似的，就觉得借钱挺好的，就自己有钱也去借去，然后一借就赢。
第二部分回 家（3）…（图）
张兴国在赌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终于欠下了巨额赌资，无法偿还。一无所有的张兴国打起了亲人们的主意，他三番五次打电话给两个姐姐，威胁她们马上寄钱，否则就把张博卖掉。最后，所有办法都想尽了，张兴国把自己的儿子押给了债主当人质。张博至今仍清楚记得父亲临走时的一幕。 张博：他没说要离开我，他就说，要我在那儿等着他，他说听话，然后他回家去筹钱，拿回钱了，给我取出来就不赌了，这么说的。 陈晓楠：你记得他说这个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吗？ 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