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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她说：“不出去怎么办？办事情（结婚）要办家伙（嫁妆），加上你弟弟的房子也没有，哪里有钱？弟弟又小。” 在父亲的劝说下，听话的小芳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 陈晓楠：小芳走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王父：记得，（去）打工的头天，她还给我们家里的粪池挑了一粪池水才走的。 陈晓楠：走的时候路上她哭了？ 王父：嗯。 陈晓楠：你最后跟她说了什么？ 王父：最后我说：“别哭，看着家里面现在经济很困难，只有那个（办）法，只有去打工，只有打工才能挣到钱。” 尊敬的奶奶、父母及弟弟： 你们好！近来全家身体一定很健康吧？生活也很愉快吧？农活也许不大忙了吧？但我又觉得你们的农活担子是否又更重了，不是吗？等着要栽大秧，准备收麦子等活了。特别是妈妈的担子更重。也许在喂小蚕？是否喂订下的六克蚕种？望妈妈及全家辛苦一下，喂好蚕，赚点钱，做零花用。 ——小芳家书
第一部分花祭（3）…（图）
小芳每个月会给家里寄钱回来。她那个时候的工资最多五百块钱一个月，而且小芳做的是手工，工资相对会比较低。如果遇上工厂没有订单等等意外状况，这点工资也没有办法保证。 陈晓楠：（小芳）一年能寄多少钱回来？ 王父：一年寄两千块钱。 陈晓楠：她一共给家里寄了多少钱，打工这几年。 王父：她打了四年的工，不过才四五千块钱。 可是，小芳自己的陪嫁钱起码需要四五千，而且还要给家里和弟弟盖房子，这些预算都加在一起，共需要两三万块钱。这个巨额数目相对于小芳微薄的工资，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还是谈谈我工作的事吧，我将工资表示意如下，你们看一看。一共159块8毛7，不过工资的多少，还得由每月的货多、货少而言，并且价格的高低、做货的好孬决定。 这月经自己认真干，挣得了这点钱，我准备寄150块回家。在生活上，我基本上习惯了，每天两餐，早上买3毛钱的东西吃，菜是白菜，有时改善一下是豆腐、豆芽，白菜里有几点肉和着。 身体也很好，只是有时发火，也许是水土不符（服）吧。不过，这个请你们不要担心，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小芳家书 小芳出事后，厂方发电报到家中。小芳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摔在地上晕了过去。悲痛欲绝的父亲上午接到电报，下午就从拔山坐汽车到重庆，再转火车到广州去。 小芳的父亲从来没有到过广州。第二天中午到广州的时候，他已经迷路了。天空下着雨，想到无辜惨死的女儿，老汉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王父：后来一个武警战士，开着车子出来，看见我在那里哭，车子开过来就停了。然后他们走下来问我，问我的情况。我就把那里发过来的电报拿给他们看，他们又专门把我送到布吉镇。 你们的三次来信，我都已收到，切莫挂念。其实，第一次来信我于3月18日收到，给你们的信我是3月17日寄出的，因此，发生了误会。望原谅我信中的错话。 反之，我收到你们的每封信后都是迫不及待地打开，详知内容，心情非常高兴。从中我看到亲人温暖的话语，对女儿酷爱的心，使我为之动情流泪。 ——小芳家书 火灾发生的时候，小芳是从楼上跳下，落在楼梯上。可是她一跳下来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结果后面的人都拥着往楼梯走，倒在地上的小芳就这样被踩死了。 就在小芳摔倒的那个楼梯角，一共死了二十几个打工妹。小芳虽然没有被火烧到，但是她的整个脸都青了。 小芳的父亲至今都不敢在小芳的母亲面前提见过的小芳的情况。尽管小芳已经离开人世十年了，但是，母亲想到自己惨死的女儿，心中仍然会气，会痛。十年来，伤心的母亲再没有到埋葬小芳的这片自家田地做过农活。 小芳死在工厂之后，她家里拿到了三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赔偿。 陈晓楠：他们给你一个协议说赔三万三？ 王父：嗯。 陈晓楠：你马上就签字了吗？ 王父：他们说了我就（签了）。
第一部分花祭（4）…（图）
回到家中，小芳的父亲才听说，有些死难者家属拿到了五万多元的赔偿。他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拿到的赔偿就比别人少呢？ 王父：嗯，回来一听说，加上我的屋里头（老婆）又生气，同样是一样的，（为什么）别人的是五万几，你的才三万几？他们送我回来的目的也是那个情况。三万三，拿了两万块钱在我身上放着，那一万多是汇走的。 陈晓楠：拿两万多搁兜里的。以前拿过这么多钱吗？ 王父：以前都没有。 小芳的父亲把钱藏在烂棉袄里，将两万多块现金放在口袋的两边，就这样，从深圳回到了四川老家。而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的钱。 陈晓楠：以前没拿过那么厚，两沓钱，是吧？ 王父：嗯，以前看都没看到过百元券。 陈晓楠：那是什么感觉？拿着这么多钱回来。 王父：什么感觉？还是划不来的。自己的子女死了，（要是在），钱是赚一辈子。像现在，我们老了，她还是可以照顾我们。现在没人，光是有钱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 陈晓楠：家里埋怨你了吗？ 王父：就是家里埋怨。再加上骨灰盒又没拿回来，她（小芳的母亲）又埋怨我，走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们先走，我们后面就把骨灰寄回来。” 陈晓楠：老伴不高兴了。老伴跟你赌气吗？ 王父：她是。那时候她说：“女儿死了，连那把灰都不拿回来。” 直到现在，小芳的父亲并不知道这场大火的起因：当时厂子里的负责人，仅仅花了一千四百港币就遮掩住了安全隐患；他也不知道，如果当年厂方不是怕女工偷玩具，把窗户用铁条焊上，可能有更多的人可以逃生；他也不知道，如果当年劳动保障体制更加健全的话，他女儿的性命可能不仅仅只换来三万三；他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怪谁。 十年了，他一直在责怪自己。他怪自己不能改变生活，让女儿出门打工；也怪自己千里迢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不上几句话，糊里糊涂地却又回来了；他怪自己甚至没有及时地把女儿的骨灰带回来。他说，这十年，他的眼睛哭坏了，身子也拖垮了。 小芳的几件遗物是当时厂方收拾好了，包成邮寄包裹寄回来的。而小芳的遗物，不过是几件衣服，几件她织了想给自己做嫁妆的新毛衣。据幸存的女工回忆，小芳是个羞涩寡言的姑娘，她们唯一记得的画面就是小芳不停地织毛衣，大红的毛衣，大家都知道，婚期临近，她是在给自己准备嫁妆。 而小芳最终也没有能够穿上鲜红的嫁衣，成为幸福的新娘。她给自己织就的一件红色毛衣和绿色毛衣却成了她的殓衣，它们静静地在坟墓里陪伴小芳。 陈晓楠：火灾发生之后，工运学院的常凯教授，曾经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进入到了火灾现场。他在一片狼藉的女工宿舍发现了二百多封打工女的信件。后来社会学者谭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沓劫后余生的信件当中，在这些非常鲜活的文字当中，仔细地辨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信件的主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有谁已经遇难，有谁依然活着？ 在这其中有一封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很显然是一个女工的未婚夫写给她的，这封信写于1993年的10月30号，他在信中诉说了对她的思念，而且他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在两个星期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在脑海当中印象太深，好像总是有什么不祥的事，但是又不全对，我不想去破解它，但是感觉又不能不去破解它。” 无论是常凯、谭深还是我们，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这封情书的主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小芳。这封信发出十几天后，仅仅十几天，小芳就葬身火海。信中不祥的预感，不幸成了现实，而深切的思念也化为了泡影，小芳的爱情，小芳对未来的憧憬，都一并被大火带走。 小芳准备1994年正月结婚，家里已经请人打了家具，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上油漆，出事之后，家里人再没有心思，而这些半成品的家具一放就是十年。 小芳家的旧房子还在，这是一幢土墙破屋，阴暗低矮。这样的房子是没有办法为弟弟娶上媳妇儿的。而在农村，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过是为了盖一幢体体面面的房子，然后结婚生子。而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唯一出路只有外出打工。
第一部分花祭（5）…（图）
现在，小芳家里靠当年的三万三千块钱的赔偿终于盖起了砖瓦房。如果按当年王小芳的工资估算，要盖起这幢砖瓦房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但是现在家里用小芳的抚恤金，终于盖了新房子。 小芳用她的生命，完成了对一个家庭沉重使命，但是她却离开了曾经离她那么近的幸福。她最终也没有能够住上新房子。 如果小芳没有出事的话，她现在已经33岁了。她死的那天，离她的生日还有一个星期。她却连生日都没有过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是如果她能够活到现在，她还是需要继续在外面打工来养活自己的家庭。 陈晓楠：要是没出事，今年33，还会在外面？ 王父：还会出去打工，还到外面打工。 陈晓楠：肯定会在外面？ 王父：肯定。 我顺便问一下弟弟的学习情况。我知道他的成绩是中等，但也不得不下苦工夫，尽自己最大努力，坚持苦战这最后几个月。他们什么时候会考？能来信告诉我吗？最好他能给我来一封信，谈谈他的情况吗？ 就谈到这儿吧。下次再谈。 祝全家人和睦，万事如意。 女儿小芳 敬上 ——小芳家书 小芳的弟弟现在已经结婚，也在外面打工，不过身体不太好，所以一年也没有办法给家里寄多少钱来。家里现在已经向别人借钱，还有近两千块钱的外债没有还。 陈晓楠：现在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 王父：现在家里经济情况还不是那样。像我们经常吃药，我有慢性胃炎，我屋里头的（老婆）也是，气，经常气。 陈晓楠：为什么气？ 王父：就是我女儿死了，怄的气。 陈晓楠：那会儿怄的气，一直这么多年还没好？ 王父：她那个气不行（过不去）。 陈晓楠：那个药钱是从哪儿来？ 王父：就是他们打工回来的钱。 陈晓楠：靠弟弟打工的钱？ 王父：嗯。 小芳弟弟现在做工的工厂也是做布娃娃的，他也像姐姐当年一样，在一个玩具工厂打工。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两三年了。 王父：干了两三年，只回来过春节，一家能够团个圆。像他们去年是腊月二十三才回来，正月初九就走了，要上班。 陈晓楠：那你想不想孩子？ 王父：心里想啊，有谁不想？自己亲生的儿，有谁不想？可是不去就没得钱用，家里没得开支。 陈晓楠：到小芳家采访，村子里出奇的安静。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小芳的家乡，年轻人们纷纷外出，他们带回来的是用血汗钱盖起来的石头水泥房屋，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享用，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在外面打工。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宿命，对年轻人来讲，外出闯世界是他们改变生活最好的机会，与此同时，也是唯一的机会。 陈晓楠：那这里有没有哪家孩子不出去的？ 王父：那就少了，没出去的都是有残疾的。 陈晓楠：只有残疾的才在家？ 王父：嗯。 陈晓楠：健康的全出去？ 王父：是。我们队才56个（年轻）人，都出去了28个人，全部是一些好劳动力出去，在家里的都是像我们眼睛不行的在家里，做点农活。 陈晓楠：那得到多大岁数就可以彻底回家了？ 王父：反正是老板不要的，就可以回来。
第一部分花祭（6）…（图）
十年了，我们本想看看这个家庭的变化，但是来到这里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变。小芳的相片还在，衣物还在，结婚时的家具都还在，甚至父母的深切的伤痛也好像刚刚丧女一样，没有丝毫改变。这个小山村里的一家，好像是凝固在了十年前那样一个悲剧的时刻。 小芳是这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当中的一个，恐怕她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现在除了小芳的父母，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想起这样一个姑娘，再去想起这样一段故事。如果说，这是时代的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起码，他们的身影，我们不应该遗忘。 小英 陈玉英，1993年11月19日致丽大火的幸存者。当年只有18岁的她，却是火灾中最严重的几名伤者之一。 命运的拨弄让这位活蹦乱跳走出家门的姑娘在鬼门关前苦苦挣扎。十年的求生经历，小英是怎样渡过的？ 陈晓楠：十年前的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打工女命丧火海，给她们的家人留下无尽的伤痛。与此同时，还有五十多名打工女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创伤。对于这些伤者来说，其实不幸才刚刚开始…… 著名的社会学者谭深在几年前做了一次追访报告，在她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有一个姑娘，她很爱笑，而且常常会害羞地转过脸去。但是谭深说：“每当我看到她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四肢，每当我听到她这些年来的遭遇，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 谭深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爱笑的姑娘，就是小英。小英是十年前那场大火当中最严重的受伤者之一，而十年前那场熊熊燃烧的大火，烧掉了小英对未来一切的憧憬。那一天，11月19号，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小英当年走上打工路的时候只有15岁。那时候，小英的哥哥考上了大学，二姐出嫁了，家里的经济比较紧张，而哥哥当时的学费一年需要几千块钱。不得已，爱读书的小英只能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梦想。 陈玉英：（那时候）特想上学。回家的时候，在上坡的时候，割牛草的时候，我都想着要上学。我们老师到我们家里来叫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特想老师说服我的父母，能让我去上学。 可是，在小英家里，如果没有人出去打工，家里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不过几百块钱而已，没有什么余钱。地里的粮食刚刚够吃，也没有什么余粮可以拿出去卖，只能靠养猪来补贴家用。卖猪的钱要拿来买化肥、买农药，根本没钱供哥哥上学。 事实上，像小英这样出门打工供家里男孩上学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农村的女孩通常需要通过打工挣钱来实现家中男孩的求学梦想。小英说，在村子里很少有女孩子能够继续读书，而男孩子出外打工、让妹妹或者姐姐继续读书的例子，她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陈晓楠：其实你们也特别想让哥哥读书？ 陈玉英：对对，我们家里的人都这样支持他。 陈晓楠：所以你自己不能上学也就不能再埋怨了？ 陈玉英：也不能埋怨我哥，也不能埋怨父母，好像我自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好像女孩子都应该是这样。我已经算很幸运了，已经读上初中了，其他的女孩子就读到小学，或者小学都没毕业，现在很多女孩子可能信都写不来。 就这样，15岁的小英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以小英这样年幼的打工妹，在她们村里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村里还有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就外出打工了。而这些成长在农村的孩子，其实已经很早就背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在城里同龄的女孩子还享受着父母的宠爱时，她们早已不需要父母的照顾，而且已被视做自立的大人，开始帮着家里干很多农活，算得上是家中的一个主要劳动力了。她们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喂猪、喂牛、养鸡，分担着家里繁重的家务劳动。 尽管当时出去打工是有年龄限制的，小英她们只能通过借身份证来获得这个得之不易的挣钱机会。 15岁的小英怎么也不像20多岁的女人，但是，她偏偏借到了一个20岁的身份证，年龄不够大的女孩都是这样争取打工机会的。除此之外，她们还要送礼、请客、托人、找路子。因此，为找到这份工，小英花了一百多块。 她们暗自庆幸地认为：从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下子就成了城市工人，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转折，她们的命运将彻底地改变。 那时候，她们并不知道深圳究竟有多远，只是模糊地知道想象，那里的世界一定很精彩。深圳一定很繁华，工作的机会一定会很多，而且一定能挣钱。 背负着家庭沉重的寄托和期望，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15岁的小英和表姐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打工之路：第一次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