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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话，将人们的思绪带入血雨腥风的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一时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这一灭绝人性的口号甚嚣尘上。从此，国共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1934年10月，蒋介石实施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25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1936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30万之众锐减为不足3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带着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30多万，并调遣大批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致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宿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另找话题。毛泽东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作了种种让步，蒋介石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统一。
到了9月中旬，谈判实际上陷于停顿。中共方面虽想方设法打开僵局，国民党方面却纹丝不动。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这时的蒋介石，自恃实力雄厚，趾高气扬，态度蛮横，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一吓就倒。他生来就是敢于迎接任何挑战，从不在任何人的威胁下低头。次日见到蒋介石时，毛泽东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向毛泽东和中共“叫板”，是因为他利用20多天的“谈判”时间，秘密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9月4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1933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蒋介石磨刀霍霍，处于前线的刘邓也积极应对。8月28日，中央军委电示刘邓，集中太行打击犯上的国民党军。8月29日，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刘邓联名去电中央军委报告作战方案。
远在重庆的毛泽东接到转来的电报后，当即复电：同意刘邓作战方案。
随后，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上党战役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与张际春、李达同赴前线，亲自指挥上党战役，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
9月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9月10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3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第一部分：兵下太行山 纵横驰骋晋冀鲁豫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投向上党（3）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军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9月28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按照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3个师7；000余人，而是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军、第83军及省防军等8个师、2个重炮团，共2万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投入打援，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长治国民党守军，让他们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
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率部队到达磨盘脑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脑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
10月5日，我军开始总攻。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岭，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我军各部队从正面、侧后猛烈穿插，敌人不久即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6日黄昏，敌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惶失措，彻底无望，于10月8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并予以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敌13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对付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作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听说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10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了。
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
10月17日，毛泽东挥舞着那只有力的大手，向留守延安的党政人员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精神振奋地说：“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人，散掉一千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时隔40多年后，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说：“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一部分：兵下太行山 纵横驰骋晋冀鲁豫毛泽东发出督战命令（1）
二战平汉，击破蒋介石黄粱梦
毛泽东发出督战命令
邯郸古道，扬起漠漠黄尘。十几匹高头大马，载着晋冀鲁豫军区精干的指挥班子，从太行深处疾驰而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栗色长鬃、四蹄踏雪的骏马，马背上端坐着身材魁伟的刘伯承，与他几乎并辔而行的是骑着纯青黧色骏马的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及其随行参谋、警卫紧随其后。入秋时分，天气已经渐凉，然而每匹飞奔的坐骑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喷着乳白的热气，似乎它们知道主人的急切。
这时的平汉线新乡至邯郸段已是战云密布，尘烟滚滚。
蒋介石在上党惨败后，并不甘心，把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平津一带，妄图为夺取东北铺平道路。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上党战役刚刚结束，胡宗南率领的先头部队第3、第16军即经同蒲、正太铁路开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进到闻喜以南。沿津浦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其先头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傅作义部队继续向察哈尔进犯，已逼近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第30、第40军及新8军共4。5万余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40军军长）、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正向新乡开进，企图与第一战区的第3、第16军会师石家庄，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92、第94军南北会师，控制平汉路。
刘伯承得知以上国民党军的行动后，对邓小平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
要打开华北解放区的大门，必须先攻下平汉线上的重镇邯郸城。
邯郸是古代赵国国都，向有“四战之国”称呼。其名来由是因赵国“东邻燕齐，西边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数距四之敌”。日本投降后，邯郸获得解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随即也迁到这里，中央局、军区也来到这里。立足于邯郸的晋冀鲁豫部队，东可协同山东、苏北，西可配合陕甘，南可支援中原，北可策应晋察冀，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刘伯承很重视这一战略要地，曾多次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
对于蒋介石的精心部署和企图，毛泽东当然一清二楚。因此，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召集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商量对策。10月12日13时，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即亲自起草了一份发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山东、华东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在电报中，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仍感到不大放心。因为这一仗实在关系重大，万一打不好，蒋介石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于是，10月17日，他又致电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对于平汉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还在上党战役胜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双十协定”正在重庆签订的10月10日，刘邓便从上党前线回到军区驻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并给在上党战役中组建的各纵队领导发出指示：“为适应组织下一次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在平汉线的部队均归宏坤、再道、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紫山、临漳、成安、肥乡等地区，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必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到处无力。”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刘邓顿时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肩头的沉重。他们深知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晋冀鲁豫一个解放区的事，而是关系到全国的形势。完成这样重大而紧急的任务，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必胜。
然而，必胜是极其艰难的。此时，敌四路兵马的前锋已到达汤阴。40军、新8军于16日从淇县北上；30军14日占领新乡，15日到达汲县，16日向北开进；85军已接守新乡、淇县至汲县的沿线交通；27军、32军正在郑州、开封一带紧急集结。8万兵马一旦全部压过来，势必与刘邓能够集中的、而且刚刚完成上党战役来不及休整的6万兵力形成巨大悬殊。
第一部分：兵下太行山 纵横驰骋晋冀鲁豫毛泽东发出督战命令（2）
在艰难中求得必胜，唯有依靠谋略。8万敌军，刘邓自然不会全部放进战场。他们决心将其中的3万阻隔在漳河以南，让游击队伍拖住，而把4万多一些的敌人割裂包围起来，予以歼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敌我10万多兵马，且十分理想的预设战场。
那些日子，刘伯承整天埋头于地图之中，不时与邓小平交换一下意见。渐渐地，他们的目光聚集于邯郸东南由漳河、滏阳河构成的河套。这个河套，像一个口朝东北的簸箕，簸箕的两角，一头连着曲周，一头连着馆陶，簸箕的肚兜是沙土地带，里面装着磁县、邯郸、临漳，肥乡和马头镇等敌人必争的城镇。从地形上看，这里是漳河、滏阳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地势平坦，土质多沙，除了稀疏的村落，敌军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便于我军进攻。这是阻止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如果让敌军通过，局势将对我极其不利。
刘伯承用红笔将这个大“簸箕”圈在地图上，凝视了一会儿，把笔一扔：“邓政委，你可记得古书里所说的微子这个人？”
邓小平吸着香烟，会意道：“那是殷商时期商纣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纣王无道，微子被迫逃亡西周时，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这里古时叫朝歌，微子是从朝歌逃往上党微子镇的。只可惜，如今的上党已被我军收复，国民党进入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