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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教授目的及意义。例如，修身科要“把握处于新时代的复兴精神，培养其获得作为防共圈的一员而具有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念。”《蒙古国史教科书》“要领”中规定要通过蒙古史的教授：“1带来蒙古人的自觉及自豪；2知道民族的发展过程；3强调成吉思汗及其伟业；4元及其他蒙古帝国的情况；5明代以后雄踞北方及其地位；6援助清朝，君临中国的史实；7中华民国和蒙古——汉人移民；8外蒙古和赤化；9满洲蒙古；10蒙古的地位和使命。”地理科“说明在东亚共荣圈内蒙古的重要性，彻底了解防共的要务。”转引自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第33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可见，日本侵略者在教育中贯彻其借助德王等人的“大蒙古主义”，妄图把蒙古族从中华民族分裂出去，使之依附日本的侵略策略是十分明确的。
在学校教育中还强化日本天皇法西斯主义及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极力灌输崇日、恐日、亲日思想。学校每天早上举行东方遥拜仪式，向日、蒙“国旗”敬礼，还经常为被抗日军民打死的日军搞盛大的慰灵祭。1940年9月，巴彦塔拉盟教育科要求各校为“忠灵塔”及蒙疆神社开展义务劳动，借此“振作奉公的精神，显彰忠灵，发展蒙疆建设精神。”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纪735年政务月报，内蒙古档案馆432…1…56。在体育等课上则进行法西斯训练。中小学的历史、地理课主要内容以日本的为主，重点向学生灌输天照大神、三件神器、日俄战争的胜利及东京、大阪城市等。巴彦塔拉盟建立时虽然只有三所中学，经费有限，但“特别在实业中学校和师范学校设置柔道部，广泛地对学生进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
日语教育是蒙疆教育内容的重点。按照有关规定，学习日语的时间，小学每周6小时以上，中学每周7小时以上，实际上比规定的学时多很多，远远超过学习蒙、汉文的时间。中学的一些课程直接用日语讲授。在善邻青少年养成所，每周授课时间是34小时，其中，日语占12小时，蒙语占6小时，算术占6小时，修身、算术、地理、讲话、时事常识也多讲日语。有的特殊教育机关如中央医学院，教师全部是日本人，所有课程都用日语讲授。按规定每所中学要配属1至4名日本人教日语，有的地方日本人教师不够，便由当地的日本顾问兼课。在回民女塾的日语讲课时，“在教室内取消一切现地语言的使用，完全用日语进行日语教学。”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2）
在特殊教育机关，其教育内容更为明确。例如蒙疆学院的教育内容是，一部的科目有：兴亚精神论、日本语、汉语、俄语、藏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行政、法制、财政、经济、教育、亚细亚文明史、地理、比较社会学、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国际事情、军事学、特殊讲义、训练、实习、座谈会、实习旅行等。二部的科目有：兴亚精神论、日语、蒙语、汉语、财政、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特别讲义、军事学、训练、学习、座谈会、实习旅行等。在各个科目中都强调思想性。如在“兴亚精神论”中要求：“对于蒙疆政权的特殊性和东亚新秩序的必然动向有现实的、理论的理解，把握其指导精神。”并且“另外辅之以院长训话。”在“行政”“法制”科目中要“适应蒙疆特殊具体的情况”，“主要着眼于蒙疆的特殊事情”。在“经济”科目中要“批判苏联、纳粹的经济”。《蒙疆年鉴》昭和16年；《蒙疆学院规程》昭和18年。
日本帝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服从日本殖民统治又掌握一定技能的“顺民”，所以特别强调“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劳作教育”、“实务实业教育”。察南政厅规定其教育方法要“一改以往形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实践体验进行学校教育。即摆脱教室内教育的弊端，通过彻底的勤劳实习训练成作为建设国民的心态，以培养成身心开朗的富有建设性的小国民”。并且“实习所需要的经费原则上由教员学生的实习勤劳的收入解决。”“不论学校大小都要设置农业实习地，利用农业实习彻底进行勤劳体验，以此确立农本教育”。“排除抽象的方法，以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彻底贯彻教育方针”。“重视劳作教育，培养爱好勤劳的精神，避免偏知教育的弊端”。“重视实务实业教育，注意初等教育打下基础在中等教育则以此为主”。《察南政厅实施要纲及基本方针》，成纪737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极力推行这种“实务”、“实业”、“勤劳”、“农本”教育，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培养成本，尽快培养出为其经济掠夺效力的“顺民”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动员广大中小学生为其“东亚圣战”进行劳作，弥补因扩大侵略战线造成的劳动力的短缺。
对侵占区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国华北、华中、华南部分地区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半个中国。随着侵略的扩大和漫延，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区先后扶植傀儡政权，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北京市）拼凑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又在南京拼凑了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在日本侵略军的操纵下，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伪政权统治下推行奴化教育，在所有侵占地也都把教育宣传作为武器，削弱摧残中华民族精神，妄图使中国人服从于残暴的殖民统治，在太阳旗下当顺民。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疯狂摧毁我国学校（1）
日本侵略者对关内侵占区的学校教育疯狂进行破坏和摧残。有129470余所初等学校、1926所中等学校和110所职业学校在战火中停办，造成近千万的学生失学；全国91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
日本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对关内的学校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发生时，上海各大学就遭狂轰滥炸或被占领。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被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共计7438178元。《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五。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个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至8月1日晨，“火犹未熄”，南开“已成瓦砾之场。”之后又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量珍贵的成套期刊，“南开大学财物损毁按战前价值统计达663万余元”。洗劫一空的校园沦为日军医院和军马牧场。石岛纪之文《中国抗日战争史》，郑玉纯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1页；《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1937年8月中旬，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有92所文教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全遭毁坏的占75％。其余被毁被王万福作文
炸高校，不可计数。据教育部编写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为止，抗战爆发仅3个月，就有天津的南开、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保定的河北医学院、河北农学院、上海的复旦、同济、大夏、持志、正风、上海商学院、医学院、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体育专科、商船专校、南昌的医学专校、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所高校先后被炸。毛磊、刘继增等主编《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186页。1938年1月，日寇用煤油纵火烧毁了浙江大学，该校图书馆全部被日寇所毁。1939年2月，日机出动18架轰炸宜山，向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和教学区投弹118枚之多，学校房屋损坏严重，校产损失3万余元。
日军和飞机所到之处，幸免轰炸的仅有北平十余所大学，亦被日寇盘踞。1937年8月25日，日寇进入北大，到校长办公室进行“检查”；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第二院和灰楼宿舍；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的门口，其后，红楼一度成为敌寇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曾被用作囚禁爱国志士的监狱。在中国语文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室”。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亦不能幸免。
沦陷区内中、小学校数量多，所受损失更深更大。战前，我国中等教育的数量已达3264所，学生627246人。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战事在短期内席卷了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各省，几达半个中国。以教育文化发达而著称的该地区中等学校亦惨遭破坏。据上海市社会局调查统计，自抗战开始到10月15日止，中学损失达2199954元之多。其中，吴淞中学、复旦中学、爱国女中、东南女体师及附中、麦伦中学、惠群女中、两江女师、市北中学、启秀女中、广东初中、粤东中学等校全部被炸毁。至1938年8月底，江苏省中等学校的财产损失为15619585元，安徽省为4977298元，河北省为13358895元，山东省为6357836元，河南省为3106181元，察哈尔为263857元，绥远为347842元，南京市为3379376元，上海为l700746元，北平市为10682671元，天津为4406249元，青岛为1284649元，威海卫为82598元。学校数目和在校生人数随之迅速减少，1937年底计有1368所中学被迫关闭，占总数3264所的40％左右，在校生人数由62万余人减少为38万余人，近半数的学生不得不辍学或流亡内地。1938年度，学校数再由1896所减至1814所。受战事影响的教职工人数达20510人，占总数的1／3以上。1939年后，由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豫、陕、甘、川、黔、浙等省陆续设立国立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收容战区流亡来的中等学校学生，中级学校及学生数量才得以逐渐恢复。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政府对该省中等学校战时损失统计表明：公立中等学校有40余所，合计损失5983000元；私立中等学校有70余所，合计损失5657000元。其中，建筑物、图书、仪器、设备、标本等直接损失为11640000元。战后江西省教育厅长报告说：“江西省中等学校大都遭受破坏，尤以南昌为甚，未受战时影响者仅三县。”江苏省教育厅长称：“本省学校校舍破坏甚大。”南京市报告说：“南京教育遭受敌伪长期蹂躏，基础已失，恢复特难。”北平市在战后接收中调查发现，“全市各级学校及社教机关共计245处，其校舍坍漏，校具破烂，图书焚毁偷窃，仪器残缺，损失实居大半。”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疯狂摧毁我国学校（2）
日寇对我国初等教育的摧残还在中学之上。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及施行细则》之后，该年度全国即增设短期小学25901所，附设短期小学班11974班，增设普通小学校35173所，简易小学129所，巡回教学119组，增收学生3841930名。1936年度再增短期小学38117所，附设短期小学班21444班，普通小学校13267所，简易小学161所，巡回教学735组，增收学生4405291名。至“七七事变”前，全国已有初等教育机构32万余学校，学生1836万余人。这些学校，部分直接遭受战火侵袭被损毁，其余因校址沦为战区而被迫关闭。至1937年底，学校数量骤减为22万所，至1938年10月，即有129700余学校被迫中断，6483000余名少年儿童失去学习机会。据江苏、安徽、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南京、北平、天津等13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37年8月，初等教育的财产损失已达96489838元。其中江苏损失为21055245元、安徽为4086462元、河北为9416369元、山东为36947194元、河南为8407216元、察哈尔为2138197元、绥远为510114元、南京为1586936元、北平为1801352元、天津为6487735元、上海为5807115元、青岛为1635820元。日本的野蛮侵略，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受更为深远的影响是，长达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我国刚刚起步的义务普及教育，不仅使战区、沦陷区的初、中级教育机构毁之殆尽，而且使后方各省的义务教育，也因战时经费的困难而陷于停顿，从而延误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正常进程。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进行计算的。此节数据见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340~352页。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日伪政权的教育宗旨
1938年7月，日本制定的《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规定的侵略策略是：“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兴亚院”根据日本侵华军队大本营秘密颁发的《对支宣传策略纲要》制定了宣传教育的基本方针：“消灭民族意识，毁灭中华民族文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在日满共荣、共同防共和建立东亚协同新秩序的原则下，进行文化工作。”“特别强调反共，破坏国共合作。”南开大学等编《中国现代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日伪政权提出培养所谓“新民人”的教育方向。按日伪的解释，“新民”或“新民主义”，即“王道思想”。《新民之歌》唱道：“旭日照东亚，全亚协合为一家。学宗孔孟行王道，人做新民在中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夏潮、史会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封建礼教泛滥现象分析》，载《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
早在1937年12月24日，北平就成立了伪新民会。这是日本参谋部与日本特务机关仿效伪满协和会而炮制的汉奸文化组织。其纲领有五条：1发扬新民精神；2实行和平反共；3完成国民组织；4团结东亚民族；5建设世界新秩序。伪新民会遍布城乡，从中央到各省市都有指导部。1938年1月10日，在北平设立“新民学院”，号称“新官吏养成所”，由日本华北派遣军军部指挥。南京也成立了“维新学院”。同时，成立了“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专门奴化青少年。该委员会下分小学组、中学组、大学组，经常开展以“新民会使命”、“新民青年”为题的讲演与作文比赛，灌输所谓“新民精神”。同年4月1日，成立“中等教育师资讲肄馆”，主要任务是培养奴化教育的师资。5月1日，成立“中央青年训练所”，到1943年9月，受训学生达2000人，其中80％服务于新民会，其他人分到伪政府机关或伪治安部，做政治指导工作。汪伪政权还成立了“首都新民少年团”，进行“新民精神”训练，并以《新民报》为阵地，宣传伪政府的方针，吹嘘日本侵略的战绩，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兴亚之先锋”。此外，还在社会上广泛设立“新民教育馆”、“新民主义研究部”、“新民阅览室”、“新民映画班”、“新民茶社”等，通过各种形式，介绍日本文化，灌输“新民精神”，紧密配合“治安强化运动”。
关于教育方针和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根据形势的变化多次加以阐释。1939年8月，汪精卫主持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修订的国民党政纲中关于教育的部分：1发扬固有民族文化及道德，吸收适于国情之外国文化；2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贯彻睦邻政策之精神……《申报年鉴》1944年第941页。1940年10月伪教育部颁布《中学训育方针及实施办法大纲》：“训练学生反共睦邻思想，指导学生和平建国途径。”1941年8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秉承日本侵略者“实施对重庆和平工作”的要求，制定了《对渝宣传攻势计划》。其中的方针是：“为促进全面和平之实现，和平统一之完成，以宣传攻势之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