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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4节 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力量（1）
依赖政府规模评价国家力量的研究的一个可取的特征是，它能使用明确的标准去界定国家力量。但这并不是国家力量研究的唯一方法。现在我要重点探讨的是，并不首先依赖于政府规模的国家政治自主性这一问题。
当今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那些源自卡尔·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总的看来，马克思和韦伯都把民族国家视为政府和行政的组织体系。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角色模糊不清，在国家如何从更宽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中保持自主性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尽管国家被看作一个特殊的组织，但它只是一个附带性、依附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为统治力量——这一力量源于建构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合理化服务的超级组织。因此，国家的自主性必定是有限的。
与马克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韦伯断言政治活动本身具有独立性，因此不能把国家降格为一种超政治的现象。不错，韦伯的大多数学术研究被看作是在他与要重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Zeitlin，1990）。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一样，韦伯把国家当作是一个有固定版图的、唯一享有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政治和官僚组织。这一政治和官僚组织具有独立于外界社会和经济力量（它居于韦伯分析的中心地位）的自主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确认这一点也是他为削弱经济决定论——这在他看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的通病——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教伦理作用的分析，以及他对文化力量重要性的极度强调是他作出努力的另一部分）。
考虑到韦伯对政治独立性的强调，那么无论在早期发展研究还是近期的国家主义者的研究里，韦伯的总体性的国家概念成为后来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一点也不奇怪。我并不是说近期的研究都彻头彻尾地采用了韦伯的研究视角。因为韦伯对待理性这一概念极为宽松，因此当今的学者在研究时尽量避免那种韦伯式的对作为理性秩序和组织的官僚机构的强调，这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他们只是要对“政治是重要的”这一更为根本的理念加以保留。正如布来特和哈定（Bright，Harding，1984，p3…4）论述的，
国家保留着一套独立自主的、不可缺损的制度，但是，国家是一个内部理性化了的免受大众影响的或只接受自定规则管理的官僚机构这一观点已经为另一观点所取代：国家是一个制度化、程序化了的政治竞争的大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同时代表精英和大众的地位、身份、政治冲突一一得到表演和体现。
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一观点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它并没有向前发展多远。反之，国家只是被简单地视为产生政治冲突的舞台。如伊斯顿（Easton，1981，p317）指出的，“把国家一词只当作政府、政治权威或政治精英替代物，并不会带来更大的损害。”他继续指出，同样，这一术语并无多大的特色。
当今国家主义者对国家中心地位的强调只不过是对“政治是重要的”这一观点的一种论证。这样，关于在发展进程中国家有何作用的文章的介绍，只是要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当今国家中心主义研究的特点，“源于他们各自进行发展研究时恢复政治自主性对他们的发展研究的意义的努力尝试。”（Kohli，1986，17）。
把政治是否完全独立于其他的组织这一问题搁置一边（请参我在第二章中的分析），就会发现，政治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是一个非常容易为政治学学者接受的观点。确实，许多政治学家对自己的研究会产生一种只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感觉。从这一意义上说，韦伯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一些国家主义者的研究当然力图做得更具特色一些。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国家具体化——据此，国家被看作一个力图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外界身上、并保护自己利益（这一利益与其他的政治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单一的、完整的、统一的行动者——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研究国内政治时，要把国家政治权力角斗场想象为一个统一的行动者，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这些努力将遇到直接的困难。
比如，科比（Korpi）就认为国家非常重要。尤其，他认为在工业化社会内，国家在重新分配财富和其他物质资源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只是阐释了有关的问题。请看下面的论述：
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在某一社会中，阶级团体和利益集团进行竞争时形成的制度组织体系。这一制度组织体系的关键方面在于，是这一制度体系决定了确定谁来代表整个社会合法地进行决策并加以实施。我们不必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或者把它看成是无论哪个集团都想把它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加以使用的一个纯粹的工具。既然这一制度体系和国家能用来对诸如社会分配过程等发挥影响，那么这一制度体系也会影响到权力资源的流动方式，并反过来会受到权力资源使用的影响（Korpi，1983，p19）。
这一论述至少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科比坚持认为国家不应具体化——也就是说，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或纯粹的工具”。如果国家不是一个行动者，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地忙于‘国家、劳工、资本三方社会妥协’（Korpi，1983，p25）过程的东西，因为任何这种形式的认可都是在对它具体化。第二，尽管科比暗示国家不只是由现任政府和它的行政活动所组成，他还是认为国家能置于一个或多个社会集团的控制之下。但这一主张使得在国家和政府之间作出的任何区分都经不起推敲。确实，一旦科比使用国家一词来完全代替政府一词，那么分析就变得简单易行了。
在其他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同样明显。伊肯伯利（Ikenberry）通过关注三个不同国家的政府行为（Ikenberry，1986a），来探索民族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家一词为政府一词所取代，国家也被视为国内或国际的关键的行动者。作者的国家观念仍然是来自韦伯，尽管他附带了这样一个条件——国家是由文职人员治理的组织，是一个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并将继续存在的组织。伊肯伯利继续论述道：
使用“国家组织”这个词和使用“国家精英”这个词来界定国家的逻辑属性是完全一致的，国家精英一词只是国家组织一词的转喻。除此以外，当探究国家的经验性问题时，谈到精英也不无裨益。而且，因为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政策的自觉抉择，研究者最终都必须面临决策由个人作出这一事实。不过，这种抉择出自国家在更大的国际国内结构体系中的组织地位（Ikenberry，1986a，p55）。
这告诉了我们关于国家的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国家不应直接定义。相反，它只能通过转喻的方式加以描述——也就是要借助其他自身的更为宽泛的概念来代替国家的本质属性和附属特性（也就是说，是由哪个集团来统治它），因此，当伊肯伯利使用国家这一概念时，他的真正意思是指国家精英（即政府官员）。而且，他认为在对国家进行经验性的思考时，这一途径特别有用甚至是一个必备的途径，这意味着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国家没有明确的、特殊的经验意义。然而通过认识到是个人在作出决策，这一途径看来可以避免国家是一统一的、一致的行动者的问题，伊肯伯利求助于转喻这一事实对此作出了批判，因为它意味着只根据国家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准来定义国家。此外，国家不只是由政府和政府官员构成的。 虽然认为政府由国内和国际因素决定它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但国家主义者的术语学并没有给这一研究增添任何东西。
在对墨西哥政府和跨国公司妥谈（bargaining）的研究中，一个类似的问题产生了，而且非常严重（Bennett和Sharpe，1979）。尽管自称是国家主义的研究，但是国家和政府这两个词的交替使用贯穿全书（哈格的著作也有类似的缺陷，Haggard，1986）。在该书的结尾，制约国家权力实施的因素也得到了考虑：
当权力冲突中的行动者是集体而非个人时，在潜在权力的运用上可能会有组织的制约因素。由于内部的原因，行动者可能无法动用全部的潜在权力，而这一潜在权力在理论上又是可行的。对于类似国家的复杂的实体而言，这种内部的制约因素可能是因为缺少支配权力以发挥全部效能所必须的组织协调所致（Bennett和Sharpe，1979，p83…84）。
组织协调的缺乏又是由于政府各部门的竞争、各部门内部的竞争以及总统不能为国家政策提供明确的引导和支持所致。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诺德林格（Nordlinger）的观点，他形成了一个“得到修正的韦伯式的国家定义：”
国家是指占据了能赋予他们、也只赋予他们作出决策并实施决策权威的公职人员个体的总和。他们通过作出和实施决策来把领土范围内的任何一部分居民和所有的居民连接在一起。国家由，也只是由那些被授予社会决策权力的个人组成（Nordlinger，1987，p362，斜体为原文所加）。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5节 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力量（2）
诺德林格非常强调国家作为个体总和这一点，这是为了避免把国家具体化，也是为了确认只有个体才是决策者这一事实。同时，他把那些要么强调国家是一个行政和强制体系、要么强调国家是公共机构的无效的国家概念加以分开。但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把国家严肃地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实体的原因，也就相当的不明确了。
从类似这些研究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民族国家构成了爆发政治冲突的场所，但是在行动者与发生场所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在描述国内政治时把这两个词等量齐观的做法必将带来一个主要的、无法解决的把国家具体化的问题。当今对国家中心主义研究的着迷不仅仅表明这是他们要给国家贴上一个没有明确经验意义标签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牢记国家中心主义研究并不新颖这一点十分重要。确实，直到五十年代，这种研究一直居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早期研究的失败既是因为研究过于规范所致，也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国家到底是什么所致。例如，早在六十年前，萨拜因（Sabine，1934，p329）就抱怨说，总体上来看，国家一词定义得非常糟糕。他特别指出“国家一词常强调政治组织这一事实使得要在国家和政府之间划出明确界线尤其困难”。我并不是指出最近的研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放弃这一主张的第一人。让我们看看伊斯顿的结论：
如果要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深入国家当中，那么就更应该说它已经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利用。最近几年，国家又暗暗地重新进入了传统社会科学的词典里。在这一事情上，即使仅仅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在社会科学里为人习惯了的新词语进行细致的考察，对这一术语的偶然接纳也搞得整个研究混乱不堪。不幸的是，也许因为国家研究在政治科学里头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易于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知道国家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事实上，“国家”这一词语的兴衰史——尤其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对这一词语加以抛弃，证明了它的意思的模糊性和操作的困难性。我对普兰查斯在他的艰巨而又复杂的理论事业里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处理的分析研究看来证明了这一历史教训（Easton，1981，p321）。
伊斯顿对当今国家主义著作的批判是详尽的，也是很有力量的。然而此后的一些学者对他提出的问题既没有作出反应也没有加以解决。
最后，当代的一些学者试图回避对国家的一般性讨论，来对国家力量问题进行研究。在这样一种分析研究里，克拉斯勒（Krasner，1978）认为如果与日本政府相比，美国政府对内是软弱的，这一软弱对美国的国际国内经济政策的实质内容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要就这一影响具体牵涉到哪些方面进行准确的估计非常困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克拉斯勒好象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国家主义的解释说明，然而他的文章里交替使用“国家”和“政治体系”这两个词，这看来又似乎表明他很少看到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实际差别。
象克拉斯勒所使用的一样，国家力量看似指的是在对国内政策目标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之间达成共识（Consensus）和一致的程度。在日本，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共识看似更为彻底和全面，但是最为明显的原因是一些利益问题（尤其是劳工的利益问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 （Pempel，1978）。相反，说美国政府对内的国家力量更为低弱，是因为美国在国内政策目标上很少能达成共识，这制约了政府领导人调动资源和贯彻政策的能力。由于语言表述的不同，克拉斯勒认为美国国家力量的软弱是因为有更多需要协调的人口和团体。
卡增斯坦（Katzenstein）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认为工业化晚发国家（比如日本）的国家力量可能要比早期工业化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力量更为强大些，因为这两类国家有不同的特性：
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的政党是从社会底层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党之间的进一步的政治联盟关注的是政治参与而不是官僚机构的渗透。而在工业化晚发国家里，政党是从顶层贯彻实施政治决策的工具；政党之间的联合集中关注的是官僚机构的渗透而不是政治参与（Katzenstein，1978，p332）。
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放任自由主义的传统归因于他们对参与的强调，而工业化晚发国家对渗透和政策实施的关注导致了一个更强的干预主义传统的形成。结果就是工业化晚发国家表现出对国家政策，尤其是对侧重长期发展目标和侧重积累的特殊政策享有更多的共识。反之，工业化早发国家对政策的长期目标很难达成强大的共识，而是侧重于短期政策和短期消费。这样，国家力量在公共政策里得到了体现。
在这之后，卡增斯坦修正了他的观点，认为国家能力至少有两个向度（dimension）。首先，国家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他在对奥地利和瑞士进行比较时得出结论说，在这一点上，因为奥地利的块头比瑞士大（根据公共消费和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大小），所以它的国家能力也就比瑞士更强。其次，国家也可以被视为“政策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和瑞士的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都非常强大、深远。”（Katzenstein，1985，p236）。 卡增斯坦得出结论，认为对奥地利和瑞士的每一层次的分析，都只说对了它们情况的一半（Katzenstein ，1985，p248），这二者加起来才构成全部真理。
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由于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一些原因，公共部门的规模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有关政治能力的信息，卡增斯坦的更新的阐释模式也只是对“国家力量多少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加以体现”这一观点的简单的重申。即便如此，由于度量标准缺少明确的内涵，国家力量的定义仍不准确。我相信，这一定义的不准确是国家含义不只是指国家政治舞台（政治冲突发生和解决的政治舞台）这一事实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对国家一词的定义宽松泛化，必定导致国家力量一词定义的模糊性。
有些人相信国家定义的宽松化要比特指的定义更为有用，并进而声称对国家的准确定义必定是做作的、草率的、肤浅的。于是，爱文斯（Evans）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说，国家能力在任何真实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从这一问题到另一问题、从这一时期到另一时期都在发生变化，复杂而又具有辩证色彩，充满着矛盾和悖论：
事实给我们深刻地指出，我们不应该以一个普遍化、一般化了的连续谱的标准来简单地说某个国家的力量和能力是强的或弱的、或者是更强的或更弱的……我们不可能由在总体层次上一般化了的国家能力或国家力量来推论国家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