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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替代，把适合孩子玩的玩具塞到他手里，比如积木、图画书什么的。
“快看，维利，妈妈这里有一个用好多好多颜色搭成的积木塔。”
“我不想要。你自己玩吧，我现在要削土豆皮。”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要决定继续耐心地哄他时，电话铃响了。维利扔下刀子，扭着包着尿垫的屁股踉踉跄跄地跑向客厅。我捡起刀子，把它放到维利够不着的柜子上，然后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喂？”维利对着话筒说，“衷心祝贺。”
“谁打来的电话？”我问道，想去抓话筒。
“不知道。”维利遗憾地说，把话筒紧紧地贴到自己的耳朵上。
“把话筒给我。”我亲切地说。
可维利就是不给我话筒。那意思就像在表示，刚才我打扰了他削土豆，现在至少要让他安安静静地打电话才对。妈妈总是这么叫人讨厌！
他倔强地用力抓着耳朵旁的话筒。
“妈咪在削土豆。”他告诉对方说。我弯腰凑到儿子抓着的话筒旁，想知道打电话的是谁。
“你刚才在干什么呢？”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埃诺·温克尔。
“我在打电话。”维利说。然后他准备一分钟不说话，欣赏地转着那只脏玩具兔的耳朵玩。
我一边兴奋地喊马上就来接电话，一边奔进厨房，给小维利冲了一瓶牛奶。
“你好吗？”当我把奶瓶递给维利的时候，温克尔先生耐心地在电话的另一端问道。
“不错。”维利说，一边欣赏地把奶嘴放到自己的嘴里。
“你叫什么名字？”
“维利。”维利说。
“这名字很好听啊。”埃诺·温克尔逗他说，“你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妈咪在削土豆。”维利说，他没有上埃诺的当。
我觉得维利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在他旁边跪了整整一分钟了，一直在哄他把话筒交给我。
我友好又坚决地抓起了维利的手臂，把脏兔子和奶瓶递给了他。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并高兴地向我的律师告别。在我儿子的吵闹声中，我抬高了嗓门询问有什么新的情况。
温克尔先生对我教育孩子的能力有点担忧。不管怎么说，他不再有兴趣问维利正在干什么了。他在电话中一次又一次地喊，我丈夫对我的离婚申请显得很惊讶！
“就这些？”我一边把使劲挣扎的孩子搂到身边，一边大声喊道，“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迫切需要您的笔记！”埃诺叫道，“没有您的笔记，我们手里可什么材料也没有。”
他说的在理，也完全对。
“明白了！”我叫道，“可是您听到这儿正在乱折腾了吧！”
温克尔先生现在很同情我的处境。
“您自己抽时间吧，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我完全理解您的境遇，可是您要想到，您越早把笔记交给我，我就可以越早地办理您的事。”
“那房地产的事怎么办？”我这位亲爱的、尊敬的赫尔…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我会给你办的！我眼睛里有东西了！”
“太好了！”我说。
维利已经安静下来，心满意足地吸着牛奶。这一时的寂静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
“您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了，亲爱的、尊敬的律师先生？”
“只要事情一定下来我就马上告诉您。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妈妈，”维利插进来，“为什么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东西？”
“亲爱的律师先生眼睛里有了房子！”我亲切地对维利说，然后又感激地冲着话筒喊道：“很好，好极了！您最近身体怎样？”
埃诺笑了。“我是说您感情上现在如何？我指的是现在，在您大胆地朝自己的独立迈出决定性步子的时候。”
“他为什么眼睛里还有房子？”
我仿佛看到律师先生就在我面前，正惬意地坐在皮沙发上，面前的写字台上摊放着他母亲今天早上充满爱心地为他准备的三明治早餐。
“亲爱的律师先生，”我有些调侃地说，并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已经独立了，多年以来就是独立的了，虽然我只是一位整天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的妇女！”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
“我亲爱的、尊敬的赫尔夫人……”
“对不起了！煮土豆的水开了！”
“为什么他眼睛里有房子？”维利生气地嚷着，把他的玩具兔摔到我的身上。
“就这么说的！”我对他吼道，“咱们一起到厨房去，我解释给你听！”
“祝您愉快！”就在我把话筒放下之前，埃诺又喊道。
弗兰茨现在定期去市森林旁的新幼儿园了。维利也常到几个适合儿童玩的幼儿班去，这样，社会环境对他就相对稳定了。我经常开车跑来跑去，这当然使我很恼火，可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久就要搬到好地方去了。毕竟，埃诺眼中已经有一所房子了。
在做妇幼体操时，一位长得非常标致的女士同我打招呼。上次在一起时，她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经常穿着烫得平整的绣花衬衣和非常突出女性特点、包到小腿的百褶裙，同孩子们一起在蹦床上蹦蹦跳跳。她那细心烫过的短鬈发在蹦跳中几乎没有紊乱的痕迹。所有女士看起来都这样高雅。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高贵的圈子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寒酸、失业并带着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女演员。
我本人倒觉得，不管在哪里，同孩子们在一起时穿牛仔服和短袜要更切实际。毕竟，有一个小时你总得扶着孩子，在上课结束后还要定期愉快地为孩子们做伸展运动示范。
这位保养有方的女士一边让她的拉法埃尔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和我说话。她说，我应该抽时间去拜访她一下，因为她的拉法埃尔很愿意和我的弗兰茨玩耍。我看了看那个正在荡秋千的孩子，他还不到四岁，显得弱不禁风。我心里在问，这么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孩子怎么非要同我那粗胳膊粗腿的弗兰茨在一起玩呢？这位女士又说，如果我觉得合适，可以约个时间到她家去一下，喝杯咖啡。她本人认为，尼古拉日去比较合适。另外，她叫苏姗娜，这位烫着鬈发的女士好意地说，在她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直接用“你”称呼。
她的这番话立即勾起了我对早先做妇幼体操时认识的另一位苏姗娜的回忆。当时，这一地区的体操馆已经使我疑虑重重。首先，孩子们得涉过一堆瓦砾碎片才能来到破旧的大门；另外，混凝土块垒成的墙上很久以来就涂满了难以辨认的口号。自从在那里出现＃字标志和犹太人的星形标志以后，我心里就打定主意，立即叫我的孩子到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去锻炼身体。还有比市森林这一片更好的地方吗？再说，我们反正就要搬到这儿来了。
这另一位苏姗娜有一头天生的黑发，长长的，没有梳理。她身上总有一股轻微的健康母亲特有的汗腥味，身上从不穿戴那么多累赘的东西，如胸罩什么的，这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苏姗娜五年来不停地给两个孩子喂奶，她的一个乳房就再也没有从这天生美好的哺乳中恢复过来，但至少伤寒或其他什么传染病在她两个流鼻涕的女儿身上没有出现过。贫困和坎坷在这双出生在大城市的苦难儿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一次，我送给另一位苏姗娜一块尿垫时，我们搭上了话。她很不愿意用我的尿垫，可她没办法，因为在她的旅行背包中再也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尿垫了。另一位苏姗娜憎恨别的父母强迫孩子使用塑料尿垫和一切人造的、对环境有害的东西。她喜欢自然天生的东西，如果能在所在的地区找到无花果叶，她一定会用这种天然的东西把她的女儿包裹起来的。
另一位苏姗娜在做妇幼体操时也邀请我到她家里坐坐，因为她女儿想和我儿子玩。她的家位于一块不时用来做马戏场或游乐场的农田旁边，是一套两居室的社会福利房。孩子的爸爸是一家左翼激进周报的自由撰稿人，与苏姗娜分居生活。他偶尔也照看一下两个女儿，这时的苏姗娜就到一家新妇女书店打打临时工。
另一位苏姗娜是一位很不错的人。有一次，我见到了她那位蓬头散发、戴着一副无边眼镜的孩子的爸爸，看到他垂着肩，背着一个装满燕麦片、啤酒和报纸的挎包走进了他五楼的办公室。见到这样一个男人以后，我就非常钦佩她那平和的脾气了。她没有家具的陋室里总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得承认，当我看到她同她女儿用来睡觉的绵羊皮时，我确实吓得直往后退。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她每天早上盘腿坐在女儿身后，为她从头发里找虱子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提出到外面去玩。我们坐在通向八户人家合住的房子的台阶上，一边用没有把的裂纹杯子喝着荨麻茶，一边随便地聊大天，谈论我们那两位抛弃我们不管的自私自利的讨厌男人。我承认，我的威尔长得要比她的埃贡英俊，可是论人品，埃贡以前对她还不错，苏姗娜愉快地说。说话期间，晾在活动衣架上像羊毛一样雪白、经免环境污染肥皂洗涤的衣服随风飘动。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欢快地玩泥巴，抹得全身都是。
另一位苏姗娜给我讲了她和埃贡的事。他们是在一次游行中认识的，然后就同居一室。不久，另一位苏姗娜就怀孕了。
“和我的情况几乎一样！”我禁不住叫道。
“你们也是在游行中认识的？”
“不，是在一次叫《和平与暴动》的文艺演出中认识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游行。”
“我的威尔当时在一家私人剧院做导演。他在找一位愿意裸体出场、对工作投入、能自己进入角色、能把握剧本精神的大学生演员，你懂吗？”
“我懂。”另一位苏姗娜漫不经心地说，“裸体出场最刺激了，要是我的话也这样做。”
“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是什么都不怕的。”我说。我想至少叫她明白我这样做的艺术背景，稍微给她留下一些印象。
“然后，你们就干上了。”另一位苏姗娜毫不惊讶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另一位苏姗娜大笑着说，“要是我也会干上的。”
同另一位苏姗娜交往的那段时间是很美好的，我们不用多说话便互相了解对方。
可遗憾的是，我们从此以后便失去了联系。
现在回到第二位苏姗娜的身上。
她的别墅坐落在一座像公园一样的花园里，有篱笆墙遮护，好奇的目光是看不到里面的。别墅的大门把手是马头形状。我按了按门铃，第二位苏姗娜家的女管家悄悄地、毫无声响地按了一下按钮，打开了铁栅大门。在庄园的门前停放着一排小面包车，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我抑制不住自己的运动欲，所以这次又是步行来的，这样我们就晚到了一个半小时。自从维利发现自己独立活动的好处以后，我们要朝一个方向走就不那么容易了。弗兰茨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就急着叫：“我可以过去吗？”而我这时就用好话哄着小儿子，叫他不要老用手里的小棍去捣腾垃圾箱，我们一定还会碰到许多其他有趣的垃圾箱要去捣呢。
当我们终于到达庄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庄园，我的两个儿子都惊呆了。我只好拽着他们，走过宽阔的石子路，向四周环绕着玫瑰花的灯火通明的别墅走去。
我把送人的礼物——一束揉皱的具有异国风味的茶花——贴到胸前，环顾了一下冬日修剪过的花园。花园里的桌椅板凳都被细心地盖上了东西，游泳池也用帆布益严了。几只笨重的湿地宠物正满身泥泞地躺在安全篱笆网的后面，一团薄雾从这些冬眠的爬行动物中的鼻孔中喷出。金鱼池里几朵晚开的睡莲正在腐烂。喷水池石狮子的嘴里已没有水喷出。用几百支电蜡烛装饰的圣诞树立在房门的入口处。
第二位苏姗娜静静地等在客厅里。我用各种诱人的许诺说服我的两个小家伙再坚持走完最后二十米，这样才好不容易来到了房门处。
我悄悄地把已经弄脏的小推车放到一片垂柳下，让它掩映在柳枝中。车里面放着一床已经发黄的羊皮褥，看起来很像另一位苏姗娜家的枕头。
黄铜色大门的周围缠绕着棕树枝、霓虹灯和红饰带，它们搭配得体，和谐优美。从宫殿的里面传来一阵阵压低了的声音。
“还有很多别的人来造访你？”我惊讶地问。
“就只等你们了。”第二位苏姗娜满脸笑容地说。即使在自己的家里，她也穿着高领衬衫和百褶裙，脖子上挂着双排式珍珠项链，脚上穿一双精致的山羊皮轻便鞋，上面各扎一个别致的漆革蝴蝶结，使她洒脱的形象更加圆满。
我把孩子拖到房门前的最后几级台阶上，先给他们脱掉了肮脏的靴子、厚上衣和条绒裤。两个孩子高兴地穿着袜子和衬裤跑进大厅。一位扎着白围裙的女管家悄悄地拿走了我们的衣帽，把它们放进白瓷砖过道的镜柜里。我悄悄地擦了擦鼻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穿着长袜忐忑不安地跟着女管家走了过去。
“现在来的是格罗斯克特尔夫人与她的弗兰茨和维利。”第二位苏姗娜打开大厅的门，向里面的人介绍说。大约有二十五位穿着编织毛衣的母亲同三十多名打扮得整齐干净的孩子坐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下，正在把烫热的红葡萄酒和小杯盛的意大利浓咖啡举到嘴边喝着，并高兴地向我这边望过来。
也许她们想像中的格罗斯克特尔夫人正是我这副样子：一位来自贫民区、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请坐！”
真讨厌，我心中暗想，但外表上我却是满脸笑容地说：“祝大家晚上愉快。”然后很随便地走进了圈子，要了一杯压惊的热葡萄酒。
弗兰茨和维利马上就钻进孩子堆里去了，这是我巴不得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坐在地上，大喝一通这种热乎乎的东西了。
我刚刚把这种舒服的液体举到嘴边，窗户旁突然出现了穿着华贵丝绒长衣的尼古拉老人和黑皮肤老人汉斯·穆夫。我的两个孩子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所以他们非常惊恐地跑到我这儿，把身子紧紧地贴到我的腿上（幸运的是，我刚刚把那杯溢出的热饮料放下了），并用因害怕而变调的声音乞求我马上回家。我得承认，我觉得这种突然的穿插游戏很令人讨厌，可房间里别的母亲和孩子却被迷住了。他们激动地簇拥在圣诞老人的周围，急忙从皮包里掏出小照相机，闪烁不停地拍摄着，尼古拉老人则开始用深沉的声音教导孩子们。
在后来的半个小时里，我终于把两个孩子放到手臂上，抱着他们重新回到客厅，从远处合适的地方观看尼古拉，累得我的背都像断了似的。当圣诞老人终于走了之后，我才能重新把他们放到地上。我的背痛得要命，痛得我龇牙咧嘴，脸都变了样，于是我无力地一屁股坐到地上。要是在另一位苏姗娜那里，我现在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滚到她的羊皮床上睡一小觉了，而这里只有锦缎沙发靠垫，懒洋洋地躺在上面舒展一下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真是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除此以外，应该说这儿还是蛮舒服惬意的。遗憾的是，我融入不了在座女士们的谈话圈子，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同她们聊不起来。要是聊的话，我也搞不清那些马术老师、芭蕾舞老师或击剑学校的名字。
我飞快地想了一下，那些喝意大利浓咖啡的母亲中会不会有人对我《和平与暴动》的故事感兴趣呢？
但由于时间已晚，我放弃了以这种方式融入谈话圈子的打算，只是耐着性子听着那些舒服、单调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
没有人与我交谈。
为什么要和我交谈呢？
我可不是一位高贵的夫人！
这天晚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累。
我费了不少口舌才哄孩子们上床睡了觉。维利对天上的人物关系还是搞不清，他问道，是不是圣马丁也穿运动鞋，因为尼古拉今天就穿了一双这样的鞋。弗兰茨想了解，为什么尼古拉不表示一下他的友谊，去同街头流浪汉分享他穿的丝绒大衣呢？为了使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躺下睡觉，我努力给他们解释了其中的道理。
将近九点半钟，当我精疲力竭地坐到客厅里的时候，只剩下一点儿翻电视报的力气了。
我渴望看一部优秀的德国老片子。片子中的母亲走上了邪路，而父亲却是一位高贵、正直的乐队队长，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雇用了一位保姆。这位保姆富有牺牲精神，不计报酬地照料着用高八度声音说话的金发男童奥斯卡。
母亲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