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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曾郑重地表示：“我们来中国，是因为我们相信，乃上帝派我们来让这些人了解基督福音。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代理人，不是探险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站。我们在这里是要让他们皈依，而我们的成功将要由我们规劝他们接受基督的程度来衡量。”所以他对于传教区域的逐渐“福音化”总是津津乐道。1910年10月27日，柏格理不惜花费时间与笔墨，记录了下面的事：
两年以前，在这座寨子里，诺苏地主对于皈依基督教的苗族人进行了可怕的迫害。那些苗族人被罚交一百零三两银子，他们的租金增加了，他们有的被用自己的头发绑起来，有的给捆住手臂，下面则一律屈膝——地主一边打他们一边吼叫：“为什么不喊你们的耶稣来救你们？”“耶稣能为你们做什么？那位外国老师能为你们做什么？”虽然如此，他们至今仍在信奉上帝。
虽然柏格理的传教活动被指为摧毁了当地的“神的威力”而遭到土著势力的痛恨，但是他在写下这则日记的时候，内心无疑是坚定而高兴的。他为苗族教徒的不屈信仰而深感欣慰，他为自己带着福音来华传教而终于不辱圣教使命打开了“化中国”的后门而深为自豪。就在四天前的日记里，他平淡的记叙中已经透露出欣喜：
今天，很多人参加了在长海子举行的礼拜式——大约有五百人出席主礼拜式，二百人进圣餐，还有二十个人受洗礼。
但是，这些传教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跟柏格理和其他传教士多少年来的努力奔走息息相关。1887年，年轻的柏格理放弃祖国的优越工作，来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城市昭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然而，一切都与“顺利”无缘。每当他和同伴离开住宅穿行于昭通街头，就立即成为居民猎奇的对象，孩子们沿街尾随他们，大喊“洋鬼子”以及其他令人不快的称呼。可怕的谣言和无端的臆造在空气中流传，有时甚至煽动起强烈的排外暴动。几年后，柏格理仍在日记中抱怨：“此地的工作竟如此之艰难。我们所遇到最多的莫过于诅咒和猜疑了。”当时中国的一般民众对洋人总是仇恨和排斥的，更别提改信洋人的宗教了，所以传教士归化中国是需要花费大力气的。
柏格理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社会的基督教在中国产生作用？”他的结论是：“看来很清楚，如果想在这些人之中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建立教堂和开设学校。”也就是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所说的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方式”〔1〕对于传教事业相当重要。传教士们的认识跟晚明清初来华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出示西洋镜的做法无疑是共通的，但在世界近代化的浪潮冲击下，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晚清的传教士注定要与古老的中国碰撞出更为绚烂的火花。
1834年10月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到中国，创立广州眼科医局，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无独有偶，柏格理亦在昭通做起了牙科医生，替病人拔牙，虽然他没有从医的经验，虽然在英国，传教工作早已实现了与医疗工作相分离。但是当福音第一次传入一个整体不曾接触过现代医疗的人群中时，柏格理无法回避做一些简单的医疗事务的现实。这一方面有利于培养传教士与当地群众的亲近感，提供了传播福音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变传统中国落后的就医观念和医疗手段，汇成中国医疗近代化的序曲之一。
不特如此，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也是传教士归化中国的两济良药。
1892年，昭通遭遇饥荒，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冬季，柏格理的家成为唯一的救济受难者的慈善机构，他和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命，带着食物和铜钱走访了许多难民茅棚。柏格理的所作所为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感受到了传教士实实在在的爱心，也体察到了基督之爱的深厚与真诚。就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灾荒过后的第二年，首批两位皈依者接受了洗礼，同时昭通也建起了独立的教堂。
柏格理一向注重传教与教育的互动关系，无论在昭通、昆明，还是在长海子、石门坎，无论在汉人社会，还是在彝族、苗族社区，他都尽力建立起一套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将扫盲运动与培养本土传教士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1913年10月在去长海子的旅途中，两位苗族传教士一直在读书，柏格理问他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情景如何，他们说：“那时，我们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书籍。”不可否认，来华传教士开展慈善、教育等事业“一开始就具有宗教因素”（倪维思语），但他们的主观意识并不会降低使中国了解声光电化、进行移风易俗的客观效果。
基督信仰对于中国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形式，但它背后的文明烛火却可以穿越时空，柏格理无疑正是这样一批文明的擎火者之一。种植和吸食鸦片是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痼疾之一，服用鸦片自杀也一直是当地人了结痛苦人生的常用方式。光1898年第一个月份，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服用鸦片自杀者。而且此前与此后，这样的病例依然不在少数，他对此类求助却一直不遗余力。1899年9月，他印发了两千多本小册子，以会耽误谷物种植为由，委婉奉劝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后来，又颁发布告，鼓励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经此努力，戒除鸦片运动终有起色。其他诸如禁止早婚、反对买卖婚姻、禁止酗酒、减免租税等运动，也已经超越宗教范畴，起到社会变革的成效。
“化中国”固然是使中国“福音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旅程，尽管依然拖着中世纪的牛车，步履沉重。同样是在1911年6月18日的日记里，柏格理对于他所传教区域的“改造”成果的描述正好可以作为乡土中国缓慢转型的一面镜子。他写道：
四年以前，这些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他们是异教徒，有些人则相当粗俗——没有现代文明观、酗酒、崇拜精灵、巫师、害怕鬼怪、相互畏惧、不讲卫生、不识字；现今，他们拉倒了自己村寨里的“宿寨房”，不再惧怕魔鬼，转而崇拜上帝。目前，他们反倒能向别人传教和教书。这就是从死亡走向生命和转变为上帝的儿女的过程。
二
卫三畏曾在给威廉斯牧师的一通信里写道：“汉语是一种贫乏、讨厌的语言……用这样的语言来讲解我们的教义，对于我们的教义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灾难。但是在中国，上帝正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的子民从魔鬼撒旦那里解救出来。”〔2〕但这只是西方传教士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其实不是上帝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而是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强迫来华传教士必须首先通过“中国化”的方式来“化中国”。而“中国化”远不局限于语言文字，还包括一切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去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在花费多年时间学习其语言的同时，我们还要尽力设法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
柏格理1887年3月初到中国的时候，就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船一上岸，他就换上中国传统服饰，并开始学习汉语。他要努力“中国化”，培养自己成为基督教化中国的积极行动者。次年到达昭通，开始了他传教中国的探索。他总是身着中国式的长袍，足登中国城市居民常穿的浅帮鞋，头戴黑色小圆帽，还装饰一条垂至后腰的假辫子。而且，他还买了一面中国式的铜锣，每次上街传播福音的时候，都带着淘气般的兴奋敲打起来，以此招引更多的观众。1904年后，他将传教重心转向苗民地区。严格说来，苗民文化一直游离于汉族中心文化之外，受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影响程度甚低，可塑性相应地更强。但柏格理并不以基督文化冒昧地强加到苗民身上，他清醒地认识到此举的不可行性。相反，他认为基督经典的“苗化”首当其冲，并时常质问自己：“怎么就忽略了文字的《圣经》？我们甚至还没有一本用苗语译成的小小的福音书。这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传教士的语言问题。这些困难的形势令我们在以往设想的基础上更下定决心，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根据他们自己的语音为苗族人创制出文字。当以基督纪元的二十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在《圣经》类的六十六种著作中，为什么这些人群连自己的一本也还没有呢？”为此，他身体力行，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苗文。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清政府承认“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但反洋教的教案依然此起彼伏，传教士被害者不在少数。究其根源，某些传教士的为恶、不法或许有之，官绅民众的爱国、保教或许有之，但最主要的是基督教的教义与二千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盲目的民众总不免于历史的惰性，再加上别有用心者的蛊惑以及谣言的流传，于是群起而力拒之。1907年，柏格理在传教过程中差点被打死，幸好被杨世和救下。这件事从根源上看，正是基督教与本土利益集团的冲突。这从另一方面提醒了传教士“中国化”的势在必行，为传教，也为保命。有鉴于此，甚至连最基本的基督教教义也被提上“中国化”的议程，柏格理就说过：“我们并不想让这些人欧洲化，而是要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去产生他们的基督徒形象。”至于学习中文、改易服饰、培养当地人进行传教等适应策略就更不在话下了。
相对于自觉的与被迫的“中国化”，来华传教士还有一种不自觉的“中国化”倾向。许多传教士在中国居住的年月比在母国的年月还要长，有的甚至长眠在中国大地上。长期的接触与浸淫，使他们对中国的人情风物与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体认，以致身心都沾染“中国”的习气。以下是柏格理《苗族纪实》中的一段文字：
我曾问过这些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不是像乡下的汉族人常表现出的那样害怕我们。其中一位回答：“我们听到汉人和诺苏人时常谈起羊人！羊人！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有些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后，我们发现你们不是羊人，而就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
1904年7月的一天，四个苗族人千里迢迢来到昭通，找到柏格理的寓所。他们对福音的渴望改变了柏格理的传教方向。此后，他在石门坎苗民社区中进行布道传教。基于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爱心与感情，他为自己“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感到莫大的幸福。虽然至今一百年过去了，沧桑巨变时刻在中国上演，但是我们透过这些鲜活的文字记述，依然可以把握柏格理的思想轨迹。他对自己苗族身份的定位才是“中国化”最深的部分。特别是，当我们将他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理雅各（James Legge）等传教士作一横向比较的时候，更能体味他的乡土中国倾向。后者更多地通过对中国的上层政治与文化的介入和熟稔，感染上中国士人的作风，而柏格理走的是彻底的下层与边缘的传教路线，耳濡目染和感同身受的是中国腹地的苦痛孕育与平实生活。
1908年1月初，柏格理开始他返回英国的旅程。在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寨时，人们用苗语向他喊道：“再回来看我们！”柏格理在日记中写道：“我答应了他们，我一定要回来。”他真的回来了，而且永远留在了苗民的居住地，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在传教过程中感染伤寒，与世长辞，葬于滇黔川交界的石门坎。甘铎理说：“当初柏格理并没有选择中国西南为自己的工作范围，倒是它选择了柏格理，然而他立即就将它当成自己的选择，并向云南倾注了他的全部爱心。”
当然，晚清来华传教士是作为一个群体呈现的，柏格理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我们必须对他们面临“化中国”与“中国化”的两难体验进行整体分析，以免以偏概全之虞。下面谨对晚清来华传教士的心理困境作一简要的解读。
三
对中国政府，这意味着，我们怎么能把传教士活动产生的种种不便最小化？对一部分官员和民众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怎么能把他们全部赶走？对基督教列强的代表来说，这意味着，政策与职责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我们予以干涉，以保护传教士及其皈依者？对传教士及其支持者来说，这意味着，以我们所能支配的手段，如何取得最大的效果？〔3〕
同样作为传教士来华的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国政府、西方列强、传教士、中国民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传教士正好处于这些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往往首当其冲，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境。而这归根到底就是怎样面对“化中国”与“中国化”的问题。
其实，晚明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也面临着“化中国”与“中国化”的双重矛盾。他们一开始更多的是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国化”，“既入中国，袭衣冠，译语言，躬揖拜，皆习”。他们采取基督教本土化的适应政策，与中国传统达成表面的共识。至于面临中西文化的冲撞，也能坦然地避实就虚，利用“文雅和巧妙”的行事方式，于迂回中浇灌基督耶稣之花于中国大地。而他们最后打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却为它的博雅深邃所吸引，不可避免地被“儒教化”了，后人称颂利玛窦“学乃儒之墨，臣为帝也宾”实不足为怪。
晚清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也与他们的前辈们如出一辙，只是心路历程已经迥异。究其根源，是由于他们的时空遭遇与他们的前辈们大相径庭，导致了严重的心理落差和困境。
首先，晚明清初的中国文明灿烂辉煌，比西欧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耶稣会士向往的乐土，他们抱着深慕中国文化的心态而来，所以利玛窦可以坦然无忧地自称“臣本远夷，向慕天朝德化”，全无后来“礼仪之争”的心理困扰。而晚清的世界格局已为之一变，所谓西风压倒东风，西方已经进入近代化的轨道，而中国依然徘徊在漫长的中世纪。卫三畏曾在私人信件里不无嘲讽地说道：“一个世纪前，博学的法国人非常确定地认为，异教但道德高尚的孔教徒们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一个月，看一看这里实际上的悲惨、肮脏和倾轧，他们就会愿意回到基督教国家并保持沉默。”〔4〕所以卫三畏们带着西方人对东方的普遍的民族优越感来到中国。而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更是带着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的傲慢与偏见。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中国人两千年来依然放不下的对“化外之民”的排斥与鄙夷。他们发现自己在中国处处碰壁，不得不重拾利玛窦们的适应政策，这与他们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炮舰政策与摧毁政策格格不入。他们深深困惑，原以为会是一次完美的归化中国之旅，没想到一上岸倒先得努力使自己“中国化”了。
其次，晚明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多与文人显贵过从交往，其传教的切入点也是这些位居高位的中国士大夫。而晚清的传教士除了李提摩太等少数“实施‘寻找上等人’的计划”〔5〕外，大多走的是针对下层民众的传教路线，由此便又多了一层与下层民众的疾苦和劣根性密切相关的困惑。卫三畏曾把中国当作“流放地”，他在信里写道：“如果你身在美国，要你去爱一个蒙昧无知的异教徒，这并不难，因为你没有亲眼见到他们。但如果你身在中国，那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就在你面前，浑身脏兮兮，口吐污秽之言，一眼便知其品性的卑劣和灵魂的堕落。”〔6〕柏格理刚进入云南的时候，垃圾、传染病、毒品充斥着他的视野，以致他感觉自己“就像倒退回前工业化的十八世纪，眼前如此多的东西使人联想起那个时代”。当他深切地了解到苗民的贫困和悲哀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困惑：“如果我们宣讲在天国里没有财主的位置，群众就可能嘲笑我们像是在另一个世界讲话，而他们在人世上到底有什么机遇呢？”在“化中国”的时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传教以致基督教义也要完全地“中国化”呢？柏格理一直解不开这个结，他只有以自己所能去改善当地民众的处境，同时传播福音。
再次，如果说晚明来华的利玛窦被中国缙绅阶层誉为“西儒”是有意栽花，终于绽放出“中国化”的奇葩的话，那么到晚清的�